陸儼少繪《牛虻》連環畫
改編與扭曲
無論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的是否還是作者心目中的那部作品，《牛虻》在中國迅速流行開來。到1953年10月，出版僅僅三個月內，《牛虻》便已兩度重印，發行量達五十萬冊。
1954年，梁羽生在他供職的香港《新晚報》上發表《龍虎鬥京華》，成為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的開端。次年，他讀到了《牛虻》，被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也萌發了新的靈感。隨後他創作了《七劍下天山》，將牛虻化身為一男一女兩個角色，故事背景移到了清朝初年的反清鬥爭，但仍借用原故事的人物設定和戲劇衝突，很多細節甚至原封不動地照搬了《牛虻》中的描寫。《七劍下天山》自1956年2月開始在《大公報》上連載，至1957年3月完稿。在連載期間，便有讀者致信指出該書主人公為牛虻的化身，並懇請作者不要讓其重蹈牛虻的悲劇結局。梁羽生旋即在1956年10月25日《大公報》的「三劍樓隨筆」欄目中（與報館同事金庸、陳凡共同撰寫的專欄）發表《凌未風·易蘭珠·牛虻》，詳細解說了《七劍下天山》對《牛虻》的移植和改編。梁羽生的匠心和讀者的慧眼都說明，《牛虻》的中譯本不僅風靡於大陸，甚至在香港讀者中亦頗有同好。
《牛虻》這部暢銷書在出版當年便迅速被改編成了連環畫，繪者是在建國初期被迫放棄山水畫而改作連環畫謀生的陸儼少。這套三冊的連環畫由小書店同康書局出版，同樣大受讀者歡迎。陸儼少後來回憶說，《牛虻》「挽救了即將倒閉的同康書局」，「我也因此免於失業」（引自《陸儼少自敘》，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年版）。在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後，這套連環畫又由新美術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重新刊印，廣為流傳。
與連環畫相比，電影是將文字描寫具體化，滿足讀者想像的更直接的途徑。早在默片時代的1928年，《牛虻》便被蘇聯人拍成了電影，編劇之一是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但這一版本後來湮沒無聞。1955年，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又將這個故事搬上了銀幕，由範齊美爾執導，蕭士塔高維奇配樂，在蘇聯上映時便引起了熱烈反響，主演斯特裡仁諾夫也因此大紅大紫。同年，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翻譯片組完成了對該片的譯製，三位主要配音者衛禹平、上官雲珠和程之均為知名演員。電影對小說進行了大幅改編，將牛虻塑造為堅定無畏的革命英雄，蒙泰尼裡則變成了偽善甚至猥瑣的對立面。無助於革命主線的情節，如牛虻在南美落魄，牛虻和吉卜賽女郎綺達的同居關係，馬蒂尼對瓊瑪的愛慕等等均被去掉。
譯本只能通過刪節儘量修正原書面貌，電影則可以增加原著中沒有的內容，直接體現編導意圖。小說中除牛虻被捕一節外，並沒有正面描寫武裝衝突，青年義大利黨人主要是開會討論，刊印宣傳品，採用平和的方式進行鬥爭。革命黨中最有見地的瓊瑪，便一再表示對暴力革命的警惕態度。書中也沒有表現奧地利人如何壓迫義大利人民。而電影卻著力渲染奧地利軍隊的兇暴行徑和革命者轟轟烈烈的武裝反抗。為醜化教士的形象，編劇杜撰了主教奴顏媚骨地歡迎奧地利軍隊到來一節。奧地利軍隊受教皇之邀前來鎮壓反對派，對百姓作威作福，隨意抓人等場景實際上也有違歷史真實。《牛虻》的主要故事發生在1846年，當時教皇庇護九世剛即位不久，表現出親自由派的傾向，輿論環境寬鬆。而故事發生地託斯卡納大公國由具有奧地利血統的王室統治多年，與奧地利保持良好關係，那時候並沒有發生衝突。至於庇護九世請求奧地利出兵，是1849年短暫的羅馬共和國宣布廢除教皇世俗權力之後的事。
電影編導以及譯本的編輯、評論者對小說的理解在很多地方與作者意圖和文本本身頗有齟齬，一個典型的歪曲是將蒙泰尼裡定位為反面人物。伏尼契晚年曾被蘇聯學者問及這一角色是否源於當時手握重權，反對義大利民族復興運動的紅衣主教安東內裡（Giacomo Antonelli），她驚訝地回答：「怎麼可能，那是個恐怖而討厭的人。」（語見Anne Fremantle 「The Russian Best-seller」，載History Today 25卷9期，1975年9月）據伏尼契自述，她心目中蒙泰尼裡的原型是曾以《一個信徒的話》（Paroles d'un croyant）深深打動過她的拉梅內神父（Hugues-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拉梅內是法國天主教自由派的代表，持共和主義立場並親近革命，後與教會決裂。他對馬志尼宗教觀與革命觀的形成曾有較大影響，而馬志尼是伏尼契少年時的偶像，也是牛虻這一形象最主要的原型。小說中的蒙泰尼裡除私下閱讀但丁的《帝制論》（De Monarchia，主張建立政教分離的統一國家，時為禁書）等少數暗示外，顯得與拉梅內的激進態度和生平活動並不相合。《牛虻》從最初構思到動筆長達十年，人物形象相對原始設定大約會有一些變化，最後呈現出的情節明顯可見作者在與俄國民粹派的接觸中所受的影響。如書中人物對教會和教士的態度更接近俄國知識分子，而非馬志尼時代的義大利。但至少伏尼契絕不是想把蒙泰尼裡這一角色按反動派來塑造。小說的文本細節，尤其是其中化用的大量聖經典故，明確傳達了作者對蒙泰尼裡的憐憫。
「《牛虻》的作者還活著」
1955年，電影《牛虻》的公映使經過刻意加工的人物形象牢牢定格，將這個故事在中國的流行推向最高潮。頗具戲劇性的是，幾乎在蘇聯官方和媒體出於機緣巧合「發現」伏尼契並大舉報導的同時，伏尼契通過另外一個途徑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
伏尼契於1922年離開她自幼生活的倫敦，隨丈夫到紐約定居。她沒有親生子女，1930年其夫去世後，她一直與其夫的女秘書安·尼爾生活在一起，主要以教授鋼琴為生，晚年則靠尼爾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清苦。1955年4月，正值電影《牛虻》上映之時，蘇聯對伏尼契的主要研究者尤金尼婭·塔拉圖塔在《星火》周刊上發表了一篇評述伏尼契的文章，但塔拉圖塔也並不了解伏尼契的近況。這篇文章被蘇聯駐聯合國工作人員彼得·鮑裡索夫用作俄語讀物，教授一位外交官夫人學習俄語。對方讀後卻告訴他伏尼契尚在人世，很可能就在紐約生活。在這位女士的幫助下，鮑裡索夫很快獲得了伏尼契的地址，並登門拜訪，從此和伏尼契建立了交往（參見波列伏依《會見傳奇人物——〈牛虻〉作者艾·麗·伏尼契》，載《名流側影》，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時值《世界版權公約》於1955年9月15日起正式生效，蘇聯當時並未加入，但也公開表示，如外國作者本人提出要求，蘇聯方面可以支付版稅。很可能正是通過鮑裡索夫的幫助，伏尼契委託律師將請求版稅的信遞交蘇聯駐聯合國大使，並很快收到了一萬五千美元（參見前文所引Anne Fremantle的文章）。
同年11月，小說《真正的人》的作者鮑裡斯·波列伏依率蘇聯記者代表團訪問紐約，從鮑裡索夫口中得知伏尼契依然健在，大為震動。和奧斯特洛夫斯基一樣，他從十二歲起便對《牛虻》愛不釋手，發表第一篇文章時，甚至想使用「牛虻」為筆名。波列伏依與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拜訪了伏尼契。隨後，蘇聯《消息報》、《共青團真理報》等媒體大幅報導了伏尼契在紐約的消息，引起轟動。蘇聯崇拜者們從此源源不斷地給伏尼契寫信表達敬意。塔拉圖塔、波列伏依等人也與伏尼契通信，在信中對其生平經歷和創作過程等問題進行採訪，得到了伏尼契的詳細回答。次年春天，幾位蘇聯人還特意到伏尼契家中，為她放映了範齊美爾導演的那一版《牛虻》，並拍攝了記錄她住處和生活情況的短片。伏尼契對蘇聯人的熱情深表感謝，但看完電影後她說：「不，不是這樣。」（語見Наталья Клевалина 的《艾塞爾·伏尼契要塞》[Цитадель Этель Войнич]，載《環球》雜誌[Вокруг света]2005年第7期）
同樣是在1955年底，中國作家封鳳子將來自友人史克（Bertha Sneck）的信轉給作協。信中提到，伏尼契「現在是一無儲蓄地生活著」，建議中國文化界給予版稅幫助（參見前文所引胡守文的文章）。史克的丈夫是美國農業專家，以《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聞名於世的韓丁（William Hinton）。韓丁於1945年來華，隨後在中國考察土地改革，幫助培訓農業科技人員。1953年，他因不滿蘇聯專家的官僚作風回到美國，妻女仍留在北京。但美國當時麥卡錫主義的影響尚未結束，韓丁作為親共分子受到傳訊，被沒收護照，直到1971年中美關係緩解後才受邀重返中國。韓丁的胞妹寒春（Joan Hinton）也在1948年慕名來到中國，在延安同其兄的同學陽早（Erwin Engst）結合。此後寒春與陽早在中國定居，致力於革新養牛技術。而韓丁與寒春的祖母，就是伏尼契的長姊。〔伏尼契的父親是邏輯代數的創始人喬治·布爾（George Boole），四個姐姐各有成就，後輩中亦多傑出之士。〕
韓丁返回美國後去紐約看望了伏尼契，並在與史克的通信中談及伏尼契的貧困生活。從他所描述的情形來看，當時蘇聯人尚未與伏尼契建立聯繫。作協收到封鳳子的信後，於1956年初將伏尼契仍在世一事上報給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及團中央，建議付給伏尼契版稅並刊發報導，使讀者了解伏尼契的近況。很快，1956年2月4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刊登了一篇《〈牛虻〉的作者還活著》，公布了伏尼契生活在美國，「晚境悲慘」的消息，並提到了蘇聯方面對伏尼契的關注。2月8日，《中國青年報》又轉載了與波列伏依一同訪問伏尼契的記者薩弗隆諾夫撰寫的《〈牛虻〉作者訪問記》，文中配有伏尼契的近照和手跡。而1956年第4期的《中國青年》（2月16日出版）上，則刊登了記者團另一位成員阿塞拜依的報導《〈牛虻〉作者伏尼契在紐約》。兩篇採訪的內容相似，主要是伏尼契對青年時期與俄國革命者交往的回憶。
最終團中央領導決定，由中青社方面向伏尼契支付五千美元稿酬。總編輯李庚代表中青社給伏尼契寫信，告知其作品在中國出版後已累計發行七十餘萬冊，大受讀者歡迎，影響廣泛。伏尼契於1956年7月23日寫了回信，信中對來自中國的消息表示驚喜，但婉拒了為中譯本作序的請求（引自胡守文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