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漢尼拔」血腥味，安東尼·霍普金斯演繹「教宗」

再一次觀看《教宗的承繼》，我一直想找出教宗本篤十六世是在什麼時候轉變的。

本篤十六世解釋是，有天晚上告誡，他看見燭臺的煙在向下飄。他聽不到了天主的聲音。

我想很可能是第一次會面的夜晚。當時貝爾格裡奧說了一個故事。

貝爾格裡奧問教宗，您知道那個關於兩個神學院學生抽菸的故事嗎？

本篤十六世不假思索回答，沒有，他們應該抵制抽菸的。

貝爾格裡奧接著說，第一個學生去找他的精神導師問，神父，祈禱的時候是否可以抽菸？神父說，不行，當然不可以。

本篤十六世插話說，當然不行。

貝爾格裡奧接著說下去，第二個學生是個耶穌會信徒，他說，兄弟，你剛才問錯了問題。於是第一個學生回到導師那裡問，神父，抽菸的時候是否可以祈禱？

這段話反映了本片的核心關鍵詞：改變（change）。

同樣一件事情，從不同角度觀看就會產生不同的闡釋。世界變了，闡釋變了，是以不變應萬變？還是隨變化而做出調整？並且，誰能評判你的對錯？

前者有一種永恆的穩定，而後者則會有滑落到妥協深淵的危險。妥協是一種退步，退步則慢慢會退到人性墮落的地步。

這是我們與本篤十六世和貝爾格裡奧共同的困擾。

教宗本篤十五世陷入神職人員侵犯兒童的泥淖不可自拔，2015年奧斯卡最佳電影《聚焦》說的就是這個事。他需要見見正想要辭職，也是他最有力的反對者貝爾格裡奧。處理不好，這會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

第一次會面在教宗私人府邸，十分不愉快。

本篤十五世是一位虔誠、固執、保守的主教，來自於盛產哲學家的德國，與許多教士一樣，他一生大多埋頭於經學書本，對於世界的變化有所了解，但沒有親身經歷，所以不深刻。

子民是羊，羊的變化只是表象，牧羊人要與羊保持距離。

第二次會面是在西斯延教堂。注意地點的變化，在私人府邸他們或許都不夠坦誠，但在接近主的場合，他們必然要面對自己的信仰，不容虛偽。

或許昨晚走進屋子，本篤十五世就有了決定，就像耶穌被抓的前夜。他要在世時辭去教宗職務，而上一次這樣做的教宗是在七百年前。

貝爾格裡奧十分震驚，他沒想到會是自己，他認為自己不配。

貝爾格裡奧坦白，在1978年，獨裁政府統治布宜諾斯艾利斯統治時期，為了保護耶穌會成員，貝爾格裡奧跟政府頭目接觸，成為「良民」。他救了很多人，也失去了很多人，包括他心愛的姑娘。

戰爭使貝爾格裡奧思索，他開始改變，穿著樸素，力所能及，讓教會適應底層的窮人，而不是相反。但他仍過不了獨裁時期的檻，那是妥協，也是罪惡。

動人一幕發生了。兩人相互告誡，相互赦免。本篤十六世對貝爾格裡奧也像是對自己說：你只是一個凡人。

神不會犯錯，但凡人會。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更要的是做出改變，付出行動，改變自己並付出一生努力改變世界。他們是有這樣影響力的人。

第一次觀看覺得貝爾格裡奧是偉大的，第二次卻覺得本篤十六世更加偉大。貝爾格裡奧畢竟是在實踐自己的觀念，他是幸福的。而本篤十六世卻只是憑藉對上帝的虔誠信仰改變了自己堅持的理念。

他走入了羊群之中，接近他們，與他們拍照。這是偉大改變。

顯然，本篤十六世的形象得益於安東尼·霍普金斯的演繹，他偉大的沉浸式表演使得就算兩個人對話也興趣盎然，不枯燥。

安東尼的表情似乎不多，但總是恰到好處，特別是他的眼睛，閃現出一位理念在衝突的智者尋找解決辦法的思索火花。

安東尼·霍普金斯的臉英俊、帥氣、迷人，有一種邪魅的紳士風度。他最適合扮演具有人格魅力的反派，這些角色擁有極高智慧，做事會使用極端手段，他們看到了真理的另一面。

角色無一不令人深刻。比如《沉默的羔羊》裡吃人的醫生漢尼拔博士，《西部世界》裡面福特。

距離上一次聽到巴西導演費爾南多·梅裡爾斯有八年了，2011年的《圓舞360》顯然沒有達到他理想的成績。

費爾南多1955年出生於巴西聖保羅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憑藉2002年的《上帝之城》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並為他贏得了國際性聲譽。影片講述了上帝之城裡約熱內盧的故事，暴力和罪行對於青年的腐蝕與毀滅像是輪迴永遠不會停止。

偉大影評家羅傑·伊伯特盛讚道：

影片令人震驚而又恐懼，且與其人物表現密切相關，顯露了這位新晉導演的非凡天賦和激情。費爾南多·梅裡爾斯，請記住這個名字。

他的好萊塢首秀是2005年《不朽的園丁》，以一部為肯亞為背景的犯罪故事，接著是2008年《盲流感》，講述在一座城市發生盲流感，影片毀譽參半。

費爾南多善於用小人物的視角來反映巨大歷史事件，並且使歷史事件在個人身上經歷。因此當他想轉變手法的時候就有些力有未逮，比如《盲流感》和《圓舞360》。

他的片子經常透露出掩藏在喜劇表現手法下的令人絕望的悲觀，這可能與他的經歷有關。《上帝之城》暴力從兒童就開始，《不朽的園丁》利益比人命重要，與之相比《教宗的承繼》顯得略微溫柔。

或許我們只有看到惡，才能更好地找到善，奔向善。

費爾南多的電影故意把鏡頭放大特寫，從而給人一種緊張感，像是人物就在身邊一樣。這顯然得益於凱撒·查隆的攝影，他運用不少手持鏡頭。

人物變大，畫面容量變小，人物極少的動作都會產生畫面的晃動感，這或許就是費爾南多想要的，他的人物內心永遠都在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