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灣區盒子CLUB」（ID:BayboxClub），作者：zgcgdg，36氪經授權發布。
灣區盒子BAYBOX 原創
作者 | DONG
編輯 | XUGUOGUO
前兩天看了優客工場創始人、董事長毛大慶先生發在網易上的一篇文章《只要公司制依然存在 遠程辦公成為主流的可能性非常低》。咋一看標題、就有一個疑問，毛大慶先生應該不會主動去唱衰遠程辦公啊？畢竟，他創辦的優客工場在全國有不少布點，遠程辦公趨勢起來對共享辦公也算是利好啊。
後來看到文末才發現，文章的原標題是《後疫時代辦公場景真的會「宅」化嗎？》，於是不由得慨嘆，小編把標題一改，其實抹去了作者可能最核心的本意——他擔心的不是遠程辦公，他擔心的是居家辦公！
想一想也理解，遠程辦公依然要辦公，以前擠到北上廣核心辦公區的，以後可以分散到諸多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辦公區裡嘛。但如果都居家辦公了，那像優客工場做辦公空間（服務之一）的豈不是沒有生意了？！
那麼，這裡就有一個核心問題出現了：數位化時代，工作場所本身以及人們對它的認知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
下面本文將僅就工作場所/辦公空間的發展變遷展開討論，至於毛大慶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公司制存續、不同工作狀態下的生產效率以後再專文探討。
可以說，所有需要工作的人對辦公室（Office）或者工作場所（Workplace/Workspace）都充滿了感情——不管你是老闆還是員工，也不管這種感情是喜歡還是厭惡。
對於老闆而言，他/她在辦公室裡看到的是組織、團隊、產出、成本、創造以及效率、文化等等；而對於一般員工而言，他/她在辦公室裡看到的是工作、薪水、晉升、八卦或者官僚等級、性別歧視、權力鬥爭、性騷擾、壓力、亞健康、假裝工作等等。
就像《哈佛商業評論》2014年製作過的一組專題一樣——《辦公室愛與恨》這個主題幾乎貫穿了這個我們生命中待的時間第二久（家是第一）的地方。
事實上，辦公室因為跟工作之間的強關聯性，其進化一直備受關注。
從詞源上說，Office 來自拉丁語Officium，在古羅馬時期有多重含義，包括「服務」、「責任感」與「禮儀」等。到了英語中，「Office」作為名詞，對應的中文意思主要有四種，有「辦公室、事務所」、「政府機關及其建築物」、「職位、職務」、或「職責、任務」幾種；「辦公室」在中文語境中的意思可從字面進行解讀，是辦理公務的房間。
如果要做個比較的話，你可能會覺得，還是拉丁語的意蘊更為豐富，值得玩味，現代語言裡的含義反倒過於蒼白、平面化。但不管怎樣，當我們今天提到辦公室/工作場所/空間之中的某個詞彙時，我們應該意識到，這個詞彙已經和社會思潮、組織治理、設計思想、科技創新和人類行為心理等話題密不可分，已經成為一個用來解構並重構個體、組織和整個人類社會的稜鏡。
在《灣區盒子》針對數位化工作的專題研究中，我們把辦公室/工作場所迄今為止的進化分為五個階段。
辦公室/工作場所的第一階段（或者首先）是一個純粹的物理空間概念。
當我們提到「辦公室」三個字，腦海中浮現的就是一個物理空間概念，只是在不同的階段，其單位可能是一個單獨的房間，也可能是一個一兩平米的小格間。
在這個階段，空間形態是討論的主軸，並由此衍生出來一系列的相關話題，比如開放空間多一點好、還是私密空間多一點好這種討論，以及辦公室女性（OL）的著裝等等。這個階段幾乎縱貫整個20世紀，而且延續至今依然還在不斷演變。當然這其中的種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對這一時期的男女平權、資本主義等意識形態問題的持續回應。
如果追溯一下歷史，從19 世紀末開始，聚集了大量員工的工作場所逐步從工廠集中遷移到辦公室，也正是從這時起，「辦公室」開始被看作是「現代主義與工具理性的原型場所」。也正如英國建築設計師、著名國際設計諮詢集團公司DEGW 的創始人之一達菲所言，「辦公室已成為發達以及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僱員最普遍的……體驗之一。20 世紀晚期的主要景觀就是辦公室」。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大批所謂白領階層的出現。
19 世紀80 年代興起的泰勒主義，最初被運用於工廠等以流水線為主要生產模式的工作環境，其宗旨是實現科學化管理：即將整體任務分解為若干單元環節並分配給每一個工人，只有單體效率最大化才能實現整體效益的最大值。這種理念在工廠車間得到印證之後，很自然地被20 世紀初期的辦公空間設計所效仿。這個時期的辦公室，說白了就是條件更舒服點的「工廠」。
但到了20 世紀50 年代初，辦公室設計出現了有意識的風格轉型，各個層面都開始「去工廠化」，整齊劃一地坐成數排的辦公室格局遭到鄙視，多元價值與人性關懷成為20 世紀後半葉辦公空間設計的認識論主導，成為對抗過去那種極端秩序、監視以及等級制度的物理體現。以簡潔、開放、靈活為主要視覺風格、功能化、模塊化的空間組合體，成為現代辦公空間設計的主要趨勢。從這個時期開始，辦公室開始越來越注重個人的體驗感受，而不只是關注公司/老闆的需求。
20 世紀70 年代之後，辦公室景觀的開放空間設計原則不再新鮮，幾乎每家公司都能看到，所有僱員聚集在無隔斷的開放空間同時工作，由此而呈現出有競爭力的、活力的、市場化的熱鬧場景。
第二個階段，辦公室/工作場所含義中加入了通信的概念。
形象一點說，當你想到「辦公室」時，除了物理空間，還要想像一下，通信線路中流動的通信信號。
在20世紀60年代，作為物理建築的辦公室開始陸續加裝引入通信系統。在辦公場所內，除了來回穿梭的人流之外，開始出現一種無形的、在通信網絡中運行的信息流。在肉眼可見的範圍內，人們看到，各種新興的辦公設備，諸如印表機、複印機、錄音機、電話應答機、出票機等等紛紛在辦公場合內出現。在一開始，這類設備可能只是出現在領導辦公室，歸領導專用。但很快，這些設備就被部署到公共空間乃至每個辦公桌的檯面上。
這一階段的代表性企業是各大電信運營商。比如美國的AT&T，中國的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等。
第三個階段，辦公室/工作場所的通信概念升級為信息化/計算概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當計算機從計算機室移動到桌面時，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辦公場所革命。
正如敏捷組織（Agile Organisation）的領導人保羅·奧索普（Paul Allsopp）所說：「這個階段的一切都是關於屏幕、不是辦公桌」。這一時期的企業中，未必每個員工都有一張獨立的辦公桌，但幾乎所有員工都會通過一臺設備的屏幕進行工作。「無紙化」、「電算化」、「信息化」等詞彙，不斷興起，又不斷被遺棄，象徵著這個階段裡日新月異的技術迭代。
這一階段的代表企業像微軟、戴爾、聯想這樣的辦公軟體和PC電腦公司，以及像思科這樣的企業協作工具提供商。
第四個階段，辦公室/工作場所的信息化/計算概念進一步升級為數位化。
在人類進入21世紀之後，通信和計算技術之間的融合催生了「數位化」。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慧等技術的發展，讓人們能夠在雲端、終端和管道等三個層面具備了遠超以往、而且還在快速提升的計算能力和傳輸能力。
作為諸多數位化轉型進程的組成部分之一，「數位化工作場所」應運而生。很多研究機構和企業紛紛宣布，「數位化轉型」正在引入一種新的「工作方式」。藉助日程同步、遠程視頻會議、團隊協作、雲端文檔管理、企業社交、Wiki等軟體或APP工具的幫助，企業開始部署遠程辦公或分布式辦公，並且堅信，隨著這些技術工具的採用，組織生產效率必將迎來一次躍升。
對於數位化工作場所，目前幾家主流的研究機構給出了不同的定義描述。
Gartner的定義是——一種持續進行的、有意識的改進，通過部署更消費化的計算環境，從而更好地促進創新和靈活的工作實踐。在這一數位化工作場所（Digital Workplace）中，各種基於技術的解決方案和工具可以讓員工隨時隨地高效、且富有創造性參與到各種性質的工作中來。
德勤則給出了一個更加技術化的定義,他們認為「數位化工作場所（Digital Workplace）包含人們用來在當下的工作場所中完成工作的所有技術——包括人力資源應用程式、核心業務應用程式以及電子郵件、即時消息和企業社交媒體工具以及虛擬會議工具」。
在Gartner和德勤的定義中，都重點強調了工作場所（workplace）和技術。
與他們不同，Digital Workplace Group的執行長兼創始人Paul Miller在其定義中，引入了與「場所（place）」不同的「空間（space）」一詞。他將數位化工作場所描述為「工作發生時所需要的、技術賦能的空間（space）」，即可簡稱為工作空間（Workspace）。
正是這個工作空間（Workspace）的提出，讓我們具備了從第四個階段往第五個階段躍升的基礎。
第五個階段，數字遊牧時代的辦公空間。
從發展階段來說，如果說第四個階段依然是基於原有定義下的辦公室/工作場所進行數位化升級的話，那麼，我們認為，眼下最激動人心的是——如何綜合運用包含數位化在內的各種手段，把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特定時間段裡變身為具備相應生產力的「辦公室/工作空間」（這也是《灣區盒子》即將推出的數位化工作研究報告的核心主題）。
本質上說，前四個階段的要義在於以場所（place）中心，場所要素是其他要素的前提；沒有場所，其他要素都不存在。從技術工具上看，多聚焦在二維世界；而本書要探討的第五個階段的要義在於要以生產力中心，場所屬性已經退居其次。雖然我們依然需要一個空間（space）——畢竟我們人類還是一個物理實體——但對場所（place）的要求已經大大降低。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們是要脫離開當下的場所（place），轉而沉浸進入一個新的空間（space）。我們認為這一階段最核心的理念是——「Productivity as a Service」，即生產力即服務，從技術工具上看，已經可以整合二維世界和三維世界。
換句話說，過去人們對辦公場所的各種升級進化，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曾經把人們綁定在這類場所中——不管出於主觀還是客觀——但最終的結果卻是讓人們可以自由擺脫它們的束縛。
所以，此刻如果我們要直接回應一下毛大慶先生那篇文章的話，我們的觀點就是：無論是居家，還是呆在辦公室，或許都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人們想要的是自由，是在工作空間、工作工具等方面上的自主選擇權。在自由選擇的前提之下，再去看不同場所是否對人們有足夠的吸引力，比如在家和共享辦公之間。
歷史上，辦公場所的每一次革命性進化都會給個體和組織的心理、行為方式帶來很大變化。說到此處，我們的討論不得不涉及一些看上去有些「脫實向虛」的話題。
在工作場所的演變過程中，人們一方面對貌似是「身外之物」的辦公場所的變遷慢慢接受下來，另一方面也在主動或被動的調適自己，以便在工作空間（不管是物理的還是虛擬的）之上構建一個新的「社會場域」。
「社會場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紀社會學家庫爾特勒溫的「場論（field theory）」，並在美國組織學習大師奧託-夏莫《U型理論》（感知正在生成的未來）一書中得到更有針對性的論述。
在勒溫看來，社會環境是人類意識互動的一個動態場域。要理解一個人的行為，必須要審視其行為的整個心理場域或「生活空間」。兩者都是在多種力向量（force vector）的影響下構建起來的。
在《U型理論》一書中，奧託-夏莫表達了目前對社會場域研究重視不夠的不滿。他說：「科學場域理論主要有三種：電磁場，重力場和量子場理論。相比之下，關於社會場域的結構模式和狀態、社會場域狀態轉變的條件以及由此引發的新型行為模式，我們就知之甚少了。」
如果借用奧託-夏莫的理論來觀照「數字遊牧」這個時代主題的話，我們會及時避免一個誤區，即：僅僅專注於偏物理層面、偏技術層面的「數位化」，對「數字遊牧」時代特有的「社會場域」依然無視。
事實上，截止目前大家對「社會場域」的研究投入不夠是有原因的。奧託-夏莫在分析中表示，社會場域跟科學場域不同，很難在實驗室中坐等出現。「社會場域的變遷涉及物質、容器和機制之間的關係」，「社會場域中的』物質』不是一樣物品，而是主體和實體間的關係，還有他們不同的思考方式、談話方式和集體行動方式。」
阿里巴巴是中國著名的網際網路公司，從阿里巴巴出來的好幾位高管在談到對公司的理解時，都先後提到，到一家公司要先「聞聞味道」。首先，這個「味道」肯定不是單純的空氣新鮮度，恰恰指代的就是這個「場域」，俗稱「氣場」。一家對的公司，氣場是對的，反之亦然。其次，一般人其實聞不出來這個味道。因為很多人段位不到，既不知道構成這種味道的因子有哪些，也不知道怎麼去聞。換句話說，奧託-夏莫說搞定這種對「場域」的研究很難是因為很難量化，而且標準難以做到客觀。
當然，奧託-夏莫也指出，搞定「社會場域」當然很難，但一旦突破這種難度，會對個人和組織的創新發展帶來很大利益。
他認為，社會場域是一個逐漸發展的整體，可以通過5個維度觀察和體驗：社會空間，社會時間，集體、自我和支持場所（地球）。每次轉變都會給空間、時間、自我、集體和支持場所的體驗質感帶來變化。
「隨著我們經歷了這些社會場域的轉變，支持場所，即我們與地球的聯繫方式同樣也發生了逆轉：最初，我們並未注意到有東西支撐著我們，感覺就像踏過一個毫無生機的實體；接著，我們開始有所察覺，把地球視為一個有機資源，看做是一個互動的空間；再接下來，我們會深化對場域的認識，注意到地球是一個生命系統。與我們以及社會的諸多互動在諸多方面都相互連接；此時，地球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當下存在，變得神聖無比而又獨一無二，是一個特別的靈性場域（spirit loci），人們的社會場域恰在此處延伸至更深層次。」
在引述了奧託-夏莫這套論述之後，我們再來觀照本章以上的內容時，我們意識到，圍繞著人們的工作狀態/生產狀態，目前已經形成了三個剖面。
在前數位化時代，一些研究者認為，沒有任何一種溝通手段能比物理環境更有表現力地、更強烈地、更穩定地表現出企業的價值觀與發展願景。甚至說，如果物理環境因素沒有被考慮在內，組織變革過程則可能失敗。
但現在，時代變了。
如果我們只關注最底層的物理層面，我們會失去數位化時代帶給我們的虛擬生產能力；如果我們在最底層的基礎上，只關注到中間層面，我們則無法充分享受到數字遊牧時代帶給我們的真正自由。
在前數字遊牧階段，因為依然在共享工作場所（workplace），個人和組織起碼還有基於共同時間和共同空間的共同體驗，「社會場域」不管是否足夠好，貌似會比較容易生成。然而這一些在數字遊牧時代都不再存在，連工作空間（workspace）都是時有時沒有，構建良好「社會場域」的難度可謂空前。
奧託-夏莫說，系統的超複雜性（hyper-complexity）程度越高，其深層次場域運作的能力就顯得愈加重要，「目前，公司、組織和社團面臨著三種類型的複雜性：動態複雜性（由因果關係在時空上的距離界定）、社會複雜性（由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興趣、文化和世界觀的分歧界定）和新興複雜性（由情境中創新和變革的破壞性模式界定，在這些情境中無法用過去的模式來預測來塑造未來）」。
可以推論，步入數字遊牧時代的企業和個人所遭逢的超複雜性絕對超出以往經驗。
不過，此時此刻我們即入手討論這個話題也有好處。
其一，我們在即將邁過數字遊牧時代的門檻之時就及時的意識到在實現數字遊牧的過程中，這三個層面缺一不可，涉及到的工作內容，包含了溝通，協作，創新，關鍵程序，合規性，培訓，參與，價值觀和文化。這有助於我們從一開始就在尋求足夠健康全面的解決方案。
其二，我們也會發現，在完成從場所（place）到空間（space）的躍升之後，我們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和工具，可以讓我們更平滑的再次躍升到場域（field）層面。
其三，我們可以主動通過一些數位化工具手段幫助我們更好的構建場域（field）。【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