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在工業文明時代,只有藝術能為人們安置一個詩意的棲居地。當代中國文壇中，遲子建也是一位希望通過「詩性」來拯救人類靈魂的作家，因為就在那些令人唏噓的人生苦難裡，她以如歌的理想譜寫了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樂章，將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深深貫注在一段段純美的故事中，在日常的「生命」與「死亡」的風景裡默默地堅守著文學的使命。
一、對「生命」本身的審美化關注
提到遲子建，閱讀過她作品的讀者，腦海中不自然地就會聯想起北極村、大興安嶺、漠河、木頭房子、日月星辰這些景象。
從事文學創作以來，遲子建的目光多留連於自然界、民間生活及普通人群的命運，極少以宏大敘事的視角來書寫社會生活。她的文字簡單而清新，甚至充滿孩童般天真的想像，因此，在新時期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為主流的創作中，遲子建對人性的哀而不傷的描敘，對事件情節的淡化處理，對生命的敬畏與感激，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文學的冷漠。
然而，隨著近年來文學審美對底層民眾甚或是「邊緣」地區居民原生生活狀態的關注，遲子建的文字在當下重新被文學界關注：「遲子建是90年代中期最高藝術理想的追望者----這是一貫的風格氣韻釀成的藝術果實。給生靈以愛,這最簡單的事情一直做下去,就容易獲得對生命的大悲憫的質量,就可抵達文學理想之巔。」在對生命、生存的理解與解讀上，遲子建的作品無疑是具典型性。
「我從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時我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了生命的從容。」 在《寒冷的高緯度———我的夢開始的地方》中，遲子建如是說。
在她的中篇小說《逆行精靈》中，我們仿佛看到了她對人類生發於原始自然的生命力的敘述：小說中的「鵝頸」女人顯然是最具原始生命力的象徵，她美麗、性感、迷人，仿佛森林雨霧中的精靈和女妖，充滿誘惑卻又不放浪形骸，更不會傷害任何人。
這種半是放浪半是天使、半是世俗半是浪漫的女人形象,在當代文學創作中是極為少見的。在小說有意營造的詩意氛圍烘託下，即使男女偷歡這樣被俗世認為「非道德」的事件上，也在渾然天成的背景中體現出一種生命的自然狀態。
在《逝川》中，日夜不停息流淌著的逝川、綠了又黃的兩岸的樹木、能發出嗚咽之聲的淚魚、生機勃勃到韶華不在的吉喜，無不在述說著時光的流轉，展示著生命的軌跡。
而在《盲人報攤》中，作家將目光投射到「非常態」的世界中，借一對盲人夫婦孕育新生命的過程來深刻闡釋其對生命意識的深層體悟：盲人夫婦最終放棄了起初的對腹中胎兒先天缺陷的惴惴不安，反而因自身處於沒有色彩和光明的世界，能夠超出常人的局限，更加平和而莊嚴地關注生命的本身，並一反常態地認為——要讓他有點什麼不足，缺陷會使人更加努力。
「童年圍繞我的，除了那些可愛的植物們，還有親人和動物，請原諒我把他們並列放在一起來談，因為在我看來，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因為作家童年的記憶和青少年的經歷，使得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飛潛動植、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在遲子建的眼中,和人類是同等的重要：「生物本來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但是由於人類的存在，它們卻被分出了等級----令人無可奈何。」
在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中，作家一開篇就這樣寫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們給看老了。」
文本中，鄂溫克族人並不認為人類比地球上的其他生物要高出一等，而是和動物、植物、河流、土壤處於同一層次，人類和自然的命運緊緊栓在一起：如果看不到星星眼睛就會失明，像呵護自己的孩子一樣來對待水狗、馴鹿、等動物，甚至月光、流水、清風可以醫好人的病痛……
出生在黑龍江畔的北極村，置身於廣袤蔥鬱的大興安嶺的懷抱，恣意感受著大自然的滋養，這些都為遲子建在日後的文學創作中奠定了夯實的經驗視野基礎。因此在作家筆下，有會唱歌的青草、會思想的牛、會流淚的魚、懂人心思的狗、花骨朵一樣的大蒜……正如遲子建所說：「沒有大自然的滋養，也不會有我的文學。大自然是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東西，它有呼吸，有靈性，往往會使你與它產生共鳴。」
在遲子建的意識裡，不僅人類有生命，這地球上的萬物都是有生命的，他們休戚與共，每一個生命都以其他生命為背景,所有生命構成一個和諧共生、相互依存的整體。作家對自然、對生命的讚美與脈脈溫情的書寫已經成為她創作的信仰，無論是早期還略顯幼稚的「北極村童話」的詩意創作，還是到後來榮登茅盾文學獎的長篇《額爾古納河右岸》，那種自然的人性對生命對世界的感恩與守候，或許都源於一種取之不竭的來自於遠古、來自於先祖的精神力量。
對於生命與寫作的話題，是遲子建進入文壇30多年來穩定的創作審美追求，通過豐沛靈動的文字，作家超越了平常以人類為中心的生命視角，將自己多層次、全方位的生命視野呈現在讀者面前：生命的魅力不在於生命之外的任何東西，就在生命本身。
此外，在對「生命」意象的刻畫上，我們也不能忽略遲子建的女性作家身份，正是獨特的女性觀察視角，使得她的作品敏銳傳達了女性對大自然和人類生命本真狀態的體驗。正如蘇童所說:「她在創造中以一種超常的執著關注著人性溫暖或者說溼潤的那一部分，從各個不同的方向和角度進入,多重聲部,反覆吟唱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因而顯得強大,直到成為一種敘述的信仰。」
二、「死亡」：生命的終極與超越
戴錦華說：「在遲子建的世界裡，生與死與其說是相互對立的兩極，不如說是彼此滲透的生命之維自身。」深入遲子建的作品，不難發現作家在文本中始終敢於直面生與死的逼問，並一直努力探索死對生的意義，導引讀者去體察生命在終結後所存留的痕跡，引發人們對於生命價值的終極思考。
遲子建的文本中除了對無疾而終的自然死亡的描寫，於這樣一類人傾注了更多筆墨：他們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執著地追求著各自的理想精神樂園，頑強地遵循著內心的指引，熱烈而豁達地面對生與死。
儘管因各種原因，死亡成為必至的結局，但在遲子建的筆下，這一類對死亡的描敘並沒有以悲寫悲，而是採用了「向死而生」的情節向度，使生命的氣息在最後的瞬間仍不絕如縷，溫情而詩意。
《親親土豆》中的秦山勤勞能幹，李愛傑溫柔賢惠，兩人感情甚篤。然而就在秦山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後,選擇了悄悄離開醫院，跑回到自家的土豆地,戀戀不捨地呼吸著土豆花的香氣，並坦然面對生命中的最後一程。作家對秦山生命垂危的那段日子的描寫平靜卻動人：「他常常痴迷地望著李愛傑一言不發,李愛傑仍然平靜地為他做飯、同枕共眠。」
即使是在秦山的彌留之際，李愛傑身著丈夫買給她的寶藍軟緞旗袍，在大雪之夜守著爐子，依偎在秦山身邊，呈現出一個不同尋常的生離死別。作家這種豁達超然的刻畫,使她筆下的死亡雖有哀婉的氣息,卻沒有恐怖的陰影，反而飽含著溫情與詩意。
而在小說的結尾處，那個跟隨著李愛傑滾出很遠的土豆，仿佛是神來之筆，似乎在告訴我們：死亡是人生的另一種形態,死亡也是一種創造和延續。
在《白銀那》中，因漁汛的到來，小鎮昔日的平靜被打破。在歡欣喜悅的人群當中，一向潑辣、能幹的卡佳，為了冰凍快要腐爛的魚而進山取冰，結果遭到熊的侵襲而意外慘死，這一戲劇性的結局啟動了人們對於生死無常的深邃思考。
《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媼高娘，每天都要給比鄰而居的瘋子送豆腐，結果卻被瘋子推下來的木頭活活砸死。就在媼高娘死前的那一剎那，她還在為整個小鎮和孩子們燒香祈福，媼高娘仿佛是大固其固的縮影，亟待從沉睡中被文明與理性喚醒。
在這些作品裡，無論夫妻還是父女、母子,逝去的那一方仿佛從未遠離，而是以另外一種存在方式與家人保持著精神上的聯繫。
在遲子建的作品中，死亡不僅沒有陰森恐怖的意味，反而展現了人性最燦爛動人和最溫情之處。作家似乎希望通過這種描寫向世人昭告：雖然死亡會消泯、結束一切了，卻無法消除生命已有的過程和印跡。因此，生存的終極意義不在其他，就在於生存的過程本身。
遲子建曾說：「我寫過的死亡都是漫不經心的,並不是刻意的設計,因為它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突然的遭遇,而生活遭遇本身就是藝術的。祖父和父親去世時對我有一種深刻的影響,有特別心痛的感覺。有人說死亡是可以隨時降臨的，不是誰能把握的。生比死艱難,死是速戰速決的，而生則是非常慘烈的過程。當然有時死亡在作品裡也富有詩意，沒有秦山的死就沒有《親親土豆》的氣氛。」對於人類的死亡，作家如是看待。
而對靈性動物的死亡，作家也是同樣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一匹馬兩個人》講述的是一匹馬和一對老夫妻的故事。老馬在別人眼中是牲畜，在老頭老太婆眼中卻是「人」，而且「須臾不能與它分別」，老太婆意外身故，老馬又悔恨又自責，老頭子也撒手西去後，老馬為了護守老夫妻生前最愛的麥地，慘死在村民薛敏母女的鐮刀之下，最後被好心的王木匠葬在了老夫妻的墳旁。《北國一片蒼茫》中有一隻靈性十足、被喚作呣唔的狗，在一次蘆花爹發瘋似的用繩子抽打和辱罵「野種」「雜種」蘆花時，呣唔以死相拼，捨身救主，最後死在蘆花爹鋒利的尖刀之下，「永合上了那迷人的柔和的雙眸。永逝了那溫存感人的聲音」。
「死亡」，就是這樣通過遲子建冷靜而練達的處理，通過各式形態的文字表述大量出現，為文本的展開提供了一個必須且重要的語境，既展示了生命的荒謬與真相的結構性元素，又表達了「死亡的足音漸次接近或遠去的時刻，生命的魅力和秘密瞬間抵達，生命的溫熱在死亡冰冷的寒光映襯下熠熠生輝」，同時傳遞出作家對生死和無常難以言說的頓悟與悲憫。
三、結語：詩性的「傷懷之美」
法國作家蒙田曾說過：「誰教會人死亡就是教會人生活。」
在遲子建的文學世界裡，對「生命」和「死亡」的體察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主旋律。她的文學創作往往以「死」作為透視現實生活的切入點，反襯出「生」的艱難和慘烈。死亡是遲子建折射人生的一面反光鏡。
無論是「生命」還是「死亡」，都是人類以及萬物存在的最終依據，在某種意義上，生命與死亡都是人類最為恐懼的事情，他們充滿誘惑也充滿艱辛。但遲子建卻選擇了最自然的書寫方式，用純潔甚至於天真的筆去描敘她理解的生與死，散文般的書寫中，簡單的人生故事緩緩流淌，溫暖而感傷。這種別具詩性的「傷懷之美」在現今充滿欲望與恐懼的時代中，是無以倫比的文學理想。
（文/楊樺,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