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受訪者提供
「至誠至真，樂之靈魂。至精至美，樂之形神。若得萬一，三生存幸。孰是孰非，悉聽後人。」這是朱踐耳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的寫照
朱踐耳《英雄詩篇》大型交響合唱專場音樂會
少年朱踐耳，在病榻上寫過一首藝術歌曲《孤獨》；五十多年後，他自言「才悟到『孤獨』一詞的哲學真諦」。和蕭士塔高維奇一樣，他把名字的音調化作「籤名」旋律，嵌入《第八交響曲》，只用一把大提琴、一套敲擊樂的「二人樂隊」，寫就一曲「內心獨白」——「探索者的心是孤獨的」（題記）。
這是他最滿意的作品，標題「求索」，寫的正是他的一生——自改名「踐耳」（實踐聶耳）始，於「革命夢」與「交響夢」之間，曲折求索的一生。
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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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臥在棺中，臉上帶著微笑。過去他很少放聲大笑，而僅僅是會心一笑，有時即使被尖銳質問也默不做聲。友人回憶其彌留之際，「除了不知為何總是合不攏的嘴，他的臉仍是那樣地平靜、溫和，一如他生前慣有的慈祥、親切模樣。」
他很早便立下遺囑：遺體捐獻醫學研究，家中不設靈堂、不召開追悼會以及任何形式的追思紀念會。就連相伴60年的一架老鋼琴，也在不久前捐獻給了正在籌備中的上海交響音樂博物館。官方訃告發布，但噩耗的波瀾似乎未能越過音樂界和滬京兩地——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作曲家、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榮譽勳章及上海文學藝術獎傑出貢獻獎獲得者、上海交響樂團駐團作曲家朱踐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7年8月15日上午9時在上海瑞金醫院逝世，享年95歲。
以63歲「高齡」開啟「衰年變法」後，他幾乎一年一部交響曲，每一部都力求「解決一個問題，作一新的探索」；他曾獲瑞士「瑪麗·何賽皇后」國際作曲比賽大獎，名列業界權威的《新格羅夫音樂大辭典》，被音樂界奉為中國交響樂「巨匠」和「豐碑」。但是，在多數大眾媒體的訃聞上，他名字前的定語是「《唱支山歌給黨聽》的曲作者」。
1986 年，朱踐耳《第一交響曲》在北京音樂廳首演。座談會上，音樂家葉小綱羅列了他在「文革」前幾年創作的諸多歌曲。九年後在廈門召開的京滬閩作曲家研討會上，以大量少數民族音樂磁帶錄音為材料的《第六交響曲》引發爭議。音樂家趙曉生當面提出，《第六交響曲》革新步伐太快，技巧、手段似乎蓋過情感本身，「和當年的名作《唱支山歌給黨聽》體現作曲家的真誠、催人向前奮進的力量，反差很大。」
甚至連德高望重的指揮家李德倫，同年在海外接受採訪時也說，「『文革』時他很『乖』，『四人幫』一粉碎，他馬上就反，他是太趕時髦了……後來就玩現代派了，現代得不得了，作曲變成數學練習，作曲手法玩得很花，已經不再表現人的感情。」
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朱踐耳？上述許多音樂界人士都有過同樣的疑問。朱踐耳在兩次討論現場並未作聲，只在私下對友人說，這個問題令他也很痛苦，但那些情感在當時都是真實的。他最終未將那些早期名作列入個人作品集，它們的署名是「踐耳」。
遺體告別式上，沒有奏響他的交響樂章，雖然龍華烈士紀念館裡曾不斷循環播放他的弦樂作品《懷念》；有普通愛樂者抱著大幅合影前來，也有領導現身不久匆匆告退。白紙黑字的主題詞倉促覆蓋紅色LED屏，依稀還透著字樣筆畫的紅光。儀式臨近尾聲，紙片掉落，忽地露出一個「惠」字，仿佛是他對在場同樣年逾九十的愛妻舒群的告慰。
不過，在中國作曲家中，他所沐浴的榮光已然罕有。當許多人的作品難逃「壓箱底」的命運，1975年起成為上海交響樂團駐團作曲家的朱踐耳，絕大多數作品都已由著名指揮家陳燮陽執棒指揮樂團首演，並錄製了多張唱片；近15年來，他先後出版了多部個人交響曲集、管弦樂曲集、作品集，還有2015年底問世的大部頭《朱踐耳創作回憶錄》；作為「上海老藝術家作品數位化搶救工程」的首位受益人，他收藏的各類載體的個人作品，化為30盤光碟，共計1869分鐘，目錄就多達50頁。
2016年10月17日，朱踐耳作品專場音樂會在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舉行。94歲的朱踐耳在音樂會結束後執意上臺，贈上親筆題寫的一幅字——「深切感謝上海交響樂團拯救了我的『交響夢』。」夫人舒群後來說，這是他一夜輾轉反側、絞盡腦汁才想出的最貼切的兩個字，「拯救！」
2016年10月17日，朱踐耳作品專場音樂會在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舉行 圖 / 受訪者提供
三級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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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1770-1827)藝術創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持續不斷的演化和步幅巨大的邁進……在多年的時間過程中從不停息，由此形成早、中、晚三個明晰的風格單位……這一過程堪稱人生體驗和藝術風格雙重意義上的『三級跳』，其中大有深意。
「貝多芬的藝術風格成長與其人生的磨難和歷練又構成驚人的同步……對於貝多芬，音樂既是生活的回應，也是人生的探索；創作既是生命體驗的記錄，也是生命體悟的通道：如貝多芬自己所言，『來自心靈———但願———回到心靈』。」
8月8日，《文匯報·筆會》刊登了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的文章《貝多芬的「三級跳」》。當晚，朱踐耳端著報紙，在字裡行間密密匝匝地做出勾畫，並在標題右下方寫下「保留此文」四字小楷。次日凌晨，他突發中風，再沒有甦醒過來。「這可能是他神志清醒時的最後字跡了！」在病房裡，舒群拿出報紙，緩緩對楊燕迪說。
早在2002年，作曲家王西麟就曾用「三級跳」歸納朱踐耳的創作生涯：「從新四軍跳到莫斯科，從莫斯科跳到先鋒派」，「這三個歷史階段的過程是十分艱辛，十分深刻，又十分巨大的藝術超越。」對於此說，朱踐耳頗感生動、確切，僅做了一點補充說明：「在參加新四軍之前，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交響樂迷』五年哩！」加上它，就成「四級跳」了。
那並不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當時他還叫朱榮實，字樸臣，祖輩為第一代民族工商業家。從小家道中落，父母先後病逝，排行老四的他，性格內向、木訥和自卑，音樂是他內心保留的一塊小天地。奈何1940年初投考上海國立音專作曲專業未成，不久慢性支氣管擴張的老毛病又發作，吐血不止，險些喪命。
在上海，這片中國交響樂的發源地，朱踐耳臥病在床兩年半，猶如身處「孤島」中的「孤島」。幸有一臺借來的收音機排憂解悶：蕭士塔高維奇最新的《第五交響曲》、斯特拉文斯基的三部代表作，還有德彪西、拉威爾、普契尼……尤為共鳴的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在他耳中，那不只是「命運之神在敲門」，更是「貝多芬心目中的命運」，時而是恐怖的威脅，時而是對命運的鄙視，時而又是對命運的抗爭。
受師長和親友影響，也受蘇聯革命歌曲薰陶，朱踐耳對紅色解放區和自由民主理想充滿嚮往。他在病中改名「踐耳」，顧名思義：一是追隨聶耳「走革命音樂之路」；二是實踐其未完成的志願，「去蘇聯留學，寫交響樂。」雖然「不自量力」，他還是要說，自己的理想就是「聶耳加貝多芬」。
1945年8月，大病初癒的他，追上妹妹的步伐，投奔蘇北抗日根據地，一張五線譜紙都沒帶。「只有革命勝利之後才談得上音樂藝術！說不定我已看不到那天了。」這是朱踐耳第一次毅然放下「交響夢」，一心要去實現「革命夢」，他為原創歌曲《夢》填詞：「一個火紅絢爛的夢，我夢見，我有金的翼，振起翼，振起翼，在藍天白雲間。」
樂評人楊寧稱，早期朱踐耳的藝術歌曲「哀而不傷，只靠旋律與和聲的婉轉含蓄地表達情感」，即便在這首寫於病情好轉、表達渴望投身「紅色的夢」的歌曲裡，「22歲的朱踐耳依然沒有血脈賁張，而只有熱切的期盼。」
部隊文工團裡，條件雖艱，朱踐耳卻心情愉悅，老毛病只犯過一次就奇蹟般地未再復發，令他感慨「是革命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啊！」1947年初，為山東萊蕪戰役而作的《打得好》成為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收入《淮海戰役組歌》，代表了當時解放軍音樂最高水平。
「《打得好》我從小就聽過，那時朱踐耳先生的創作天才就展現出來了。」陳燮陽回想與其二十多年合作，「朱先生的人品、藝品幾乎是完人。溫文爾雅的長者，說話時輕聲輕氣，但是他的內心非常強大，出來的音樂，跟他的表面性格完全不一樣。」
作曲家何仿1948年第一次見到朱踐耳便說，唱了這首歌，「以為你一定是個高大的北方漢子，原來是個文弱書生！」幾十年後，朱踐耳回想此事，似有所感，「自己在生活性格和藝術性格方面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兩重性。」
「西麟，要綿裡藏針啊。」對王西麟這位口無遮攔的後輩，朱踐耳曾多次這樣勸勉。「表面上說話四平八穩，心裡和音樂裡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王西麟說。朱老身後，他撰文重提「三級跳」：從簡譜到交響樂思維跳躍，改革開放後又向現代音樂先鋒樂派大踏步地邁進，「根據地出來的簡譜派作曲家中，完成這藝術超越三級跳的，可以說僅朱先生一人，何其難能可貴！」他多次向本刊記者感慨，世人對朱先生的認識和尊重還遠遠不夠。
英雄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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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8日，正值紅軍長徵勝利80周年，朱踐耳根據毛澤東詩詞創作的「交響曲——大合唱《英雄的詩篇》」在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上演，距離該作上海首演已有53年。現場指揮陳燮陽說，一個月前上交演出全劇並錄音製作了唱片，「了卻了朱老最大的心願。」
當時，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黃曉和與朱踐耳共同在現場看譜、聽排練。他還記得，自己聽得熱淚盈眶，情不自禁地說：「朱哥哥，你的音樂太感人了！你生前獲得這樣的成就，應該知足了！」沒想到朱踐耳竟兩手蒙住臉哭出了聲……
1954年，朱踐耳被選派赴蘇聯留學，《英雄的詩篇》就是他在國立莫斯科音樂學院的結業作品，也是他「交響夢」的正式起步。當時，他深感自己水平有限，樂思枯竭，主動要求從三年制研究生降格為五年制本科生。
繼習作《節日序曲》後，《英雄的詩篇》是朱踐耳第二首被蘇聯電臺永久收藏的曲目。其主科老師巴拉薩年評價，作品非常大膽，創造了對中國而言還沒有過的非同一般的宏偉形式，「豐富的和聲綜合體，有意思的復調手法。如果還有補充的話，那就是您出色的管弦樂嗅覺，這種效果應該無疑是來自個性。」
然而，正準備排練錄音之際，1960年夏，中蘇關係破裂，合作中止，該作未能在蘇聯上演。朱踐耳畢業回滬，1962年《英雄的詩篇》過審演出，兩年後被要求修正新版本後重演。
朱踐耳留學期間受誣告背了處分，工作調動也不順，來到了上海歌劇院而非上海交響樂團，想到交響樂在當時文化意識之中毫無地位和價值，他心灰意冷。而《英雄的詩篇》總譜被出版社退稿的遭遇，也讓他意識到，自己在蘇聯留學時所作的有關中國交響樂的追求和實踐，遭到最終宣判：「此路不通！」
後來他眼見各省管弦樂隊被解散，小提琴演奏員受命改拉二胡，吹長笛小號的改吹竹笛和嗩吶，甚至有鋼琴家的手指被打斷，「交響夢」徹底粉碎了，一擱就是18年。
他被借來調去，參與集體創作，沒吃什麼苦頭，卻耽誤了子女前途。一貫直言的夫人舒群也接連被整。身處上海舞蹈學校《白毛女》劇組，她先後被扣上「走資派、炮打樣板戲、炮打江青」的三頂大帽，被紅衛兵接連批鬥毒打十天，被關牛棚一年三個月，患過血尿、差點跳樓。
對自己「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作品，朱踐耳的感受截然不同，前者在努力說真心話、實在話，比如創作《唱支山歌給黨聽》是讀了《雷鋒日記》，看到一個「嶄新的人、純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那活生生的形象；而後者則完全是「領導叫幹什麼，我就幹什麼……究竟寫了些什麼音樂，我已毫無印象。」
1993年，朱踐耳精簡和修改《英雄的詩篇》，並加寫了一首男低音獨唱《婁山關》，其基調悲壯，「殘陽如血」一句隱喻著鬥爭的艱險，「付出的血的代價極大。」他把評價長徵的任務交給歷史學家，自己歌頌「為人類的美好理想而甘願吃苦獻身」的「可敬可愛的人民英雄」。「沒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個僅僅以英雄為旗幟的民族，也是悲哀的民族。」在《創作回憶錄》裡談到這部作品的尾聲，朱踐耳引用了這段話。
生活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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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迷途，十年荒唐壓抑，兩年反思。1960到1978,18年斷層，令朱踐耳感到不僅毀了「交響夢」，也使「革命夢」大大被扭曲和變質。「文革」結束後，他「像火山爆發一樣，樂思如泉湧」。
完成於1986年的《第一交響曲》醞釀了十年，雖以「文革」為題材，卻意在譜寫一部人類的「命運交響曲」。早在1976年，創作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弦樂作品《懷念》時，朱踐耳走訪了一批群眾，他放棄了「一個廉價的大團圓、大輝煌的結局」，借鑑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寫法——「孤島」時期的青年朱踐耳，就曾注意過其展開部末尾突然出現的一個插部——那是輕聲出現的「命運主題」，如哀鳴，如回顧，如警示。
此前為紀念張志新烈士所作的《交響幻想曲》裡，憤怒的聲聲大鼓後，一聲恐怖的嘶響，暗示著主人公被割喉的慘劇。她的遺作《誰之罪》裡的四音，在尾聲部分隱約可聞，餘音繞梁。
彼時，朱踐耳聽懂了蕭士塔高維奇的《第十交響曲》、《第十一交響曲》；在1984年的莫斯科第二屆國際音樂節上，蘇聯人也聽懂了他的《交響幻想曲》。時隔24年重訪莫斯科，朱踐耳更大的感慨在於自身作曲技法的落伍，下決心作根本的創作轉型。
於是他在花甲之年坐進上海音樂學院的課堂，與學生們一起聽桑桐關於多調性的系統分析、聽楊立青對梅西安作曲技法的分析、聽陳志銘關於十二音無調性體系的系列講座等等，一時傳為佳話。
他在《第一交響曲》裡，以十二音列為「骨架」，加上18個重複音（「肉」），分別創作兩個主題，傳統調性旋律轉變為無調性不協和音，一如人的異化；一夜夢中驚醒，大呼「悲劇沒寫夠」的他，緊接著創作續作《第二交響曲》，全曲只用源於人聲嗚咽音調的三個音，組成對稱配套的十二音列，加之特殊的樂器鋸琴，將一股「從現代迷信中徹悟過來的痛楚、內疚、悔恨和憤怒」的音流猛扣心弦，「悲時，揪心泣血；憤時，撕心裂肺。」此時朱踐耳眼裡的十二音序列技法，就像七巧板般變化多端、趣味無窮。
貴州、雲南、廣西、西藏等地都是他的課堂。上世紀80年代初，帶著一架簡陋的錄音機，六十多歲的朱踐耳騎馬過峻岭，深入偏僻村落，一走八九個月。某年春節在苗嶺，為了與老鄉「成為一家人」，他吃下生牛苦膽，一時上吐下瀉，差點釀成「險情」。
但是每當和人回憶起那些令他終生難忘的民族音樂，眉發雪白的朱踐耳都會緩緩閉上眼睛，如同仙遊：貴州黎平的某個下午，剛聽完猶如西方現代派音樂音響的蘆笙隊比賽，半夜又聽一陣不同的音樂，循聲而去，只見幾個青年男女正圍著篝火唱著侗族情歌；雲南麗江，納西族的一首愛情對唱歌，毫無曲調可言，背後卻是一個爭取婚姻自由的「殉情」故事……
朱踐耳深為感動，「他們的愛情對唱，並不需要什麼華麗旋律的裝飾，要的只是真誠心靈的自然吐露。」他把這些創作感悟寫在一篇《生活啟示錄》裡。曾經覺得西方十二音與中國音格格不入的他，慶幸終於在中國民間音樂中找到了「根」，現代化與民族化結合的音樂之窗由此打開。10月21日，上海交響樂團上演朱踐耳「天地人和」作品音樂會，其中曲目堪稱典範：
《黔嶺素描》裡「吹直蕭的老人」，《納西一奇》裡的「母女夜話」，都直接來源於對少數民族原生態材料的採風；《第三交響曲「西藏」》的第一樂章，描寫世界屋脊上的展佛、跳神和藏戲，表現藏族同胞性格中的兩個側面：神秘與明朗；而開篇曲《嗩吶協奏曲「天樂」》，則神奇地實現了嗩吶這件極富個性的中國樂器與西洋管弦樂隊的「油水相融」。
有人說，「朱踐耳的交響樂作品，上關乎天地，下注重人性、人格和人的命運，所以他的交響音樂會稱作《天地人和》，很符合他的意境和追求。」
入世「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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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朱踐耳贏得第十五屆「瑪麗·何賽皇后」國際作曲比賽唯一大獎的《第四交響曲》，構思於1989年，以竹笛為獨奏樂器，歷史興亡的悲嘆升華為老莊哲學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及萬物皆「從無到有，從有到無」。
1991年「上海之春」首演後的研討會上，有權威人士託人帶來口頭意見：「毫無民族性可言，丟掉了竹笛的本體美，專吹些怪腔怪調的、不入耳的東西……」
與其他許多作品一樣，來自業餘愛樂者的支持，反而給了朱踐耳極大鼓舞：
「不追求傳統旋律，而著重表現一種幽深高遠的意境。俞遜發的笛子很絕，把人的心都勾出了」；「藝術家應該有超前意識，要有『聽不懂』的、使人產生聯想、有拒絕的東西，《第四交響曲》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過程中，朱踐耳與上海交響樂愛好者協會結下深厚情誼。2015年9月，協會成立三十周年，93歲的朱踐耳在夫人和上交團長周平的攙扶下堅持出席，與大家籤名留念。
不過，朱踐耳堅持在《創作回憶錄》中將「好的、不好的」評論都記上。這也是受貝多芬交響曲總譜全集的影響。他曾給王西麟去信，誠意提醒他，在音樂會節目單上羅列太多好評不妥，「在對待音樂評論時，要除去一個最高分，但得保留一個最低分，才是更明智的。因為『最高分』使自己頭腦發熱、自我膨脹，而最低分卻是清醒劑。」
他也曾好奇地問愛樂者，為何某些音樂專家難以接受的作品，你們卻能接受呢？答曰：「他們有老框框，我們沒有。我們接觸不少現代藝術，如文學、美術、電影，和音樂都是相通的。」
《朱踐耳交響曲集》代自序中寫道：「舉凡中國的民間音樂、文人音樂、戲曲音樂、宗教音樂等等皆可兼容並蓄；書法、國畫、詩詞、戲劇等等皆可觸類旁通。儘可能地增厚作品的文化涵量。人類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不論古今中外，都可拿來，為我所用。」
第十交響曲《江雪》以柳宗元的名詩為題材，京劇名家尚長榮錄製了三段吟唱錄音，配以古琴大師龔一的琴音，加上從《梅花三弄》裡「提煉」出來的十二音序列，意境獨特。楊立青在研討會上講出的兩點聯想都「中了」：嵇康和狂草。
然而，在朱踐耳身後，圍繞這部作品，對其人生境界產生了截然相反的解讀。出世還是入世？夫人舒群和好友黃曉和堅定地站在後者一邊。黃曉和稱，柳宗元因參與革新而遭保守勢力鎮壓，其在嚴峻和惡劣的大環境中展現「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獨立人格精神，其實非凡，有橫掃千斤之力度」，這部作品非但沒有絲毫消極情緒，而且充滿正氣、銳氣、浩氣。
直到今天，舒群仍對「鐘鼓獎事件」未有處理結果耿耿於懷。2007年10月30日由上海音樂學院主辦的國際作曲比賽，唯一大獎涉嫌「抄襲」時任作曲系主任何訓田之作，獲獎者被指為其「情人」。此後，何訓田公然拳打表示異議的該系教師朱世瑞，引發軒然大波。朱踐耳挺身而出，要求院方對事件作出處理，並在期刊上發表《「鐘鼓獎」事件親歷記——向音樂界的匯報》，由此捲入兩場官司，消耗了許多精力。
睡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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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誠至真，樂之靈魂。至精至美，樂之形神。若得萬一，三生存幸。孰是孰非，悉聽後人。」這是朱踐耳的座右銘。
相識二十多年，陳燮陽想不起來，朱踐耳還有哪些愛好，音樂是他的全部，似乎也是唯一的樂趣。他過去位於武康路的家很小，為了不影響妻兒休息，硬是在逼仄的廁所間裡搭出一個「工作室」；後來孩子大了，「工作室」搬到了湖南路，別人下班，他上班，筆耕不輟，常常一寫就到深夜。1994年，朱踐耳去美國探親十個月後，竟帶回四部新寫的交響曲，原來他什麼景點都沒去。
陳燮陽還記得，今年6月在北京國交指揮復排《英雄的詩篇》時，朱踐耳託女兒帶來一封信和巧克力，皺巴巴的紙上寫著端正的字：「陳燮陽老友，排練太辛苦了，吃點巧克力。」
以往的排練，他總會坐在指揮旁邊，在一張紙上標明每個細節應如何處理。他的手稿出了名的端正精準。夫人舒群常勸他，「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寫譜子。」但每次都被他反駁，「先生教的：每個符頭、每根線都要對齊，連在哪裡翻譜都要算好，方便指揮、演奏員閱讀。」
作曲的人常把屋子搞得亂七八糟，但朱家永遠乾乾淨淨。他總穿工作服創作，胳膊上套著袖套，像進工廠的工人，一大把鉛筆削得非常細，筆頭一禿就放在邊上。
90年代初，朱踐耳做過一次較大的腸胃部手術。作曲家秦文琛當時還只是一個學生，買了兩包餅乾去醫院看望，才走到門口，被師母舒群攔下來，直接批評他，「你年紀輕輕就搞這種東西。」朱踐耳躺在床上，話都說不利索：「拿…拿…拿作業了嗎？」秦文琛回去拿來作業，朱踐耳才允許學生進門，然後自己從病床上直起身來上課——他第二天還要動手術。
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陸培說，30歲時與朱老談話，「才說了幾句，他掏出本子來寫，讓我非常非常驚訝：一個大作曲家，不僅在聽我說話，還把它記下來。」
「他永遠都笑呵呵，一聽說什麼新奇的東西，就瞪著驚奇的大眼睛：『啊，真噠？』」朱踐耳的學生、中央音樂學院繼續教育學院院長孔聰回憶，「好的教育是什麼呢？不是把你灌滿，而是把你點燃。那些年我們上課就像玩一樣，從作品裡去找好玩的東西，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他樂我也樂。」
因為寫作《第十交響曲「江雪」》的畢業論文，十幾年前，還是本科生的桂俊傑與朱踐耳成了忘年交。在一次音樂會上，他聽到朱踐耳創作的《南海漁歌》第一組曲，對第三樂章「搖籃曲」中使用的羽管鍵琴印象極深，「那麼古老的外國樂器，比鋼琴早了幾百年，音色放進去融合地特別好，這是任何樂器都做不到的，可見朱老的配器功底。」事後他和朱踐耳講起「印象最深的是這個樂器」，朱老笑著點點頭，不說話，「他的音樂是宇宙，我能窺見一角，他已經很高興了。」
2012年，這位青年指揮家率上海少兒廣播合唱團赴維也納美泉宮，首演了朱踐耳的童聲合唱與雙鋼琴作品《月亮彎彎》。在遺體告別式上，桂俊傑特別遺憾，「沒能以《月亮彎彎》送先生最後一程。」
這首歌改編自《第九交響曲》第三樂章結束段的童聲合唱《搖籃曲》。從第六到第八交響曲，包括寫給香港回歸、敘述我國歷史的《百年滄桑》，朱踐耳都沒有簡單給出光明圓滿的結尾。他所作的這最後一部交響曲、也是「迎新世紀」之作，同樣帶著悲憫，卻又暗藏希望。
10月21日的「天地人和」音樂會以此收官。爆炸的鼓聲、慘叫的木管組戛然而止，一聲喪鐘似的銅磬引出大提琴獨奏的籲嘆，隨後是童聲合唱：
月亮彎彎，好像你的搖籃；星星滿天，守在你的身邊。綠色的小樹陪你一同成長；愛心的甘露滋潤你的心房。雖然烏雲會把月光遮擋，雖然暴雨會也會無情來摧打，過了黑夜，迎來燦爛朝霞。
早在1940年，朱踐耳也創作過一首《搖籃曲》：「睡吧，睡吧，孩子啊，過了黑夜就天明……」音樂會次日的研討會上，許多音樂界專家談起被刺耳之後的純淨童聲感動。「他的一生不忘初心。」作曲家奚其明說，「在他眼前沒有醜和美，只有真。只有真了，醜和美就在一塊，不協和音就協和了。」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33期
原標題《朱踐耳 至誠至真，樂之靈魂》
文 / 本刊記者 陳竹沁 特約撰稿 陳柯芯 實習記者 倪源蔚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