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9年12月18日，作為東京大學藝文書院【EAA】訪問研究員，本人在東大駒場校區101號館做了主題為「近現代中國人眼中的土耳其」的學術報告，EAA副院長、東京大學教授石井剛老師主持了本次活動，本文是那場學術報告的摘要。EAA對本次演講的報導稿最初由胡藤撰寫。
相比於傳統史學聚焦於具體的歷史事件、事實或過程，本報告更關注的是近現代以來中國和土耳其對彼此文化和國家的相互「認知」，因為時間關係，本報告則集中於中國對土耳其的認識這一方面。
歷史地看，在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中，曾經出現過突厥（Türk）—魯迷（Rumi，源於「羅馬」/「魯姆」的音譯）—土耳其（Turkey）等稱呼。古代「突厥」作為一個部族或政權的名稱，本是一個專稱，但可能是由於突厥汗國（Turkic Khanates或Gokturk Empire）的影響較大以及古代信息交流的不暢和模糊，在波斯-阿拉伯的知識系統中，「突厥」被發展成為對內亞（Inner Asia）遊牧民族的一個泛稱或概稱（在西方其實也是如此），而後來，這反過來也影響到說突厥語的不同部族或族群的自我認知。比較來說，這與中國傳統知識系統裡對「突厥」的更為具體化的、專有的認知是很不一樣的，也就是說，中國人並沒有把「突厥」泛化為對內亞遊牧人的稱呼。實際上，由於接觸和交往的程度更深、情報系統更為發達，古代中文史料的記載是更為準確，這可與19世紀末以來被釋讀出來的古代突厥語資料（主要是突厥碑銘）相印證。不過，遺憾的是，中文記載對內陸歐亞遊牧人的自我認知以及更廣泛的關於內亞的古代知識體系影響不大，更沒有反映到後世的國際學術話語之中，以至於有一些當代中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某種「積極防禦」的路線。
歷史，是中土關係尤其是相互認知方面非常重要的內容，也是頗有敏感性的一個話題，它涉及到當代民族認同、民族國家建構、歷史記憶以及不同歷史觀等問題。
話題回到近代。奧斯曼帝國自1789年開始實行了一系列的「近代化」意義上的改革，但同時受世界格局變化的影響，帝國中央的統治力減弱，民族問題、領土問題、內政外交問題頻發。這令19世紀末的康有為等中國知識分子在為中國尋找出路時對奧斯曼-土耳其產生了某種同病相憐之感。
1905年日俄戰爭的影響，以及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Young Turks Revolution，在土耳其又叫第二次立憲， kinci Me rutiyet）恢復了1876年奧斯曼帝國憲法，再次實行議院制立憲民主政體，奧斯曼土耳其的獨特經歷又成為了中國人進行政治改革和種族革命的參考。
1920年代，土耳其的凱末爾民族革命和現代化改革，也一度成為弱小/落後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建設現代國家的典範，土耳其一時成為民國精英政治言論界的熱門話題，從現代化（modernization）角度研究土耳其的著作也開始出現，當時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也經常關注土耳其。與此同時，受蘇俄意識形態和信息影響的、堅持階級分析法的中國左翼精英，則基於土耳其政權的資產階級性質和當時共產主義革命的形勢，對凱末爾的革命與改革進行了有選擇性的肯定和批評。
總之，近代以來中國對土耳其的認知絕大部分實際上是在對對方缺少直接了解的情況下形成的，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內政治社會的變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時代中國人對民族國家、世界局勢的問題意識，以及不同作者個人的特點。對此，可以通過對典型文本的細讀，來詳細地了解這一特徵。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對資產階級革命的重新認識和評價（其中，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何芳川、林被甸兩位教授貢獻卓著），土耳其的革命與變革開始得到重新認識（我的導師董正華教授是對此進行關注和研究的先驅者之一）。近年來，中國國內的一些大學在土耳其語教育和土耳其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的、但相對來說也是歷史性的進步（尤其是在語言教育和建立機構方面，成效明顯）。與此同時，各類涉及奧斯曼-土耳其歷史的翻譯著作和普及讀物也開始在近年來大量出版與流行，這與「新時代」中國綜合實力的迅速發展、中國人民對非西方世界進行了解的熱望是有關係的，但也與當下漢語學界關於非西方歷史和社會的知識生產水平不足有關係，因而，這種學術市場繁榮的表象之下也有非常明顯的商業操縱的特點。
進入21世紀的土耳其經常成為國際新聞的頭條和熱門話題。這裡面除了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之外，還因為與伊斯蘭有關的話題在「9·11」事件、第二次海灣戰爭和「阿拉伯之春」後越來越受到媒體和一般人的關注。而土耳其的所謂「伊斯蘭復興」問題，因其曾經有較為成功的凱末爾主義世俗化改革的歷史經驗，相比較來看顯得更加突兀。在這中國人這方面來說，一是長期以來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給予凱末爾革命和改革以較大篇幅的正面介紹，二是土耳其現政府時不時會發表具有「雙泛」特徵的言論，中國官方和民間對此極為敏感以及反感，所以，就當下中國人對土耳其的主流認知來說，大部分當代中國人對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AKP）政權和土耳其領導人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 an）有著更為激烈的批判性認知。
客觀來說，在土耳其的革命與現代化進程中，伊斯蘭教的角色是較為複雜的，既不是革命史或現代化敘事範式所說的那種「反動」，也不是單純地作為革命或改革的對象而存在的，它有主動的一面，有適應能力比較強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這個問題有點兒類似於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所謂「傳統」（包括儒學在內）的角色的問題。在革命期間，伊斯蘭教、哈裡發、傳統宗教精英等等實際上是積極參與民族運動的，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革命動員作用，雖然這裡面的人對民族運動的理解不一定都與民族主義者一樣。在建國後，也有宗教人士和普通百姓積極擁護現代化和改革的，也有反抗的，包括消極的或積極的都有。對凱末爾黨人來說，他們是實證主義者，相信科學必勝，所以，在他們那裡宗教是現代—傳統的二分中屬於傳統的一方，伊斯蘭教被視為現代化的對立面，是被批判和被邊緣化的，但又不能說凱末爾黨人是反宗教的無神論者。在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國家也積極利用伊斯蘭教塑造國民身份，特別是在土耳其與希臘進行國民「交換」時便以是不是穆斯林或基督徒作為標準。當然，也有少數的保守派穆斯林，尤其是宗教人士，他們發動起對改革的反抗，但最終是被鎮壓了。
從歷史上看，凱末爾這一代人在土耳其共和革命後，是把宗教置於政治的管理之下，製造了非宗教的「公共性」，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傷害到傳統宗教的社會功能。但在土耳其，以賽義德·努爾西（SaidNursi）為代表的具有現代主義特徵的伊斯蘭知識分子們，一直在努力地思考和推動伊斯蘭與現代社會相適應，他們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土耳其激進且僵化的世俗主義體制至少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開始遭遇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挑戰。部分地也代表新興中產階層利益和理想的伊斯蘭主義（或保守主義）政黨興起，並不斷壯大。1996年繁榮黨（RP）曾短暫上臺。2002年，脫胎於繁榮黨的正義與發展黨上臺，土耳其遂出現了保守的政治伊斯蘭主義勢力長期執政的情況（石井剛老師針對此指出，土耳其的這一立場與近代日本的國家神道類似，這應當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話題）。如果要客觀認識當代土耳其的情況，就需要了解近幾十年來的土耳其歷史。這是當代中國人在認識土耳其的時候較少關注的。
中國的現代土耳其研究大部分是在「現代化」範式下開始的，這一方面是時代的產物，另一方面，從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進程看，對現代化本身的關注和研究並沒有過時。近年來，有關東亞各文明現代化進程的比較研究較為興盛，而土耳其作為一個既非「西方」又非「東亞」的現代化案例，可以為我們更好地思考現代化的多種可能性提供參考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