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跨學科研究，多角度探討，提供全新認識路徑——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理論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北美、歐洲等西方國家經過20多年高能耗、高汙染的工業化發展，到了20世紀70年代，諸多環境汙染問題集中爆發。日本等東亞後發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難逃厄運，日本資本主義初期的工業化帶來了慘重的社會與環境代價，空氣汙染曾引起近1000萬人口的健康問題，水汙染也非常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汙染最先凸現的北美、歐洲和日本為代表的西方世界，人們開始反思工業文明，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於是生態環境問題成為跨學科研究的一個主題。
生態學視角與「公地悲劇」概念
生態環境問題最先引起了生態學家們的注意。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1907—1964）發表了《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揭示了殺蟲劑等對環境的汙染繼而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並從汙染生態學的角度闡明了人類同大氣、海洋、河流、土壤、動植物之間的密切關係，指出了現代生態學面臨的生態汙染問題，也掀開了多學科對生態環境問題理論反思的歷史。
1967年，小林恩·懷特（Lynn T. White, Jr.，1907—1987）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了《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從文化層面探討了美國生態危機的社會歷史根源。1968年，同樣在《科學》雜誌上，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1915—2003）發表了著名的文章《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哈丁以牧羊為例闡述了「公地悲劇」現象——當每個牧人都從私利出發在公共草場放牧時，雖然牧民明知草場上羊的數量已經夠多，但為了增加個人收益，仍然選擇多養羊，其結果是造成草場退化，直至無法養羊，最終導致所有牧民破產。「公地悲劇」概念解釋了英國「圈地運動」的「羊吃人」現象，至今對社會治理領域的討論仍有重要的解釋意義。對這兩篇文章的回應主導了不同學科隨後多年的討論。
環境哲學視角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討論
環境哲學（Environmental Philosophy）是研究「人類在生存發展過程中，人類個體與自然環境系統和社會環境（人類群體）系統，及社會環境系統與自然環境系統之間的倫理道德行為關係的科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哲學家們在生態環境問題的討論中非常活躍。
1970年，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沙鄉年鑑》（A Sand County Almanac）的再版，讓「大地倫理」（Land ethic）重歸人們視野，吸引了哲學家們開始加入生態環境問題的討論。1971年小約翰·柯布（John B. Cobb Jr.，1925— ）出版了《是否太晚？》（Is It Too Late？）一書，從宗教傳統、哲學視角系統地分析了生態危機，並預見性地警告了生態危機的嚴重性，發出了「現在起開始改變是否太晚」的呼聲。該書被認為是第一本從環境哲學的角度討論生態環境問題的哲學專著。1975年，霍姆斯·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 III，1932— ）在《倫理學》（Ethics）雜誌上發表了《是否存在環境倫理？》（Is There Environmental Ethics？）一文，正式提出了「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的概念。1979年，尤金·哈格羅夫（Eugene C.Hargrove，1944— ）創辦了《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雜誌，為環境哲學提供了發聲陣地。該雜誌發表的文章、提出的概念、引發的討論幾乎貫穿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哲學研究和環境保護實踐的歷史。環境哲學對生態環境研究貢獻了通用的兩項原則：生態整體主義倫理原則和生態自然主義倫理原則。
不同於西方哲學傳統對自然世界的冷漠或質疑，環境哲學以「整體論」的自然觀為認識論基礎，意在從倫理和價值的角度探討環境危機的根源及療救之途。「生態整體主義倫理原則」最先由利奧波德提出，也稱為「大地倫理生態整體主義認識觀」，主要是指人在整個系統當中不是唯一的主體，而只是構成自然界的成員，與其他群體如動物等主體彼此作用，與自然同屬一個整體。環境哲學強調「自然最了解它自己」，主張在與自然的相處中，應該接受自然的指導，堅持「遵循自然」的倫理——這就是「生態自然主義倫理原則」。生態自然主義在美國的影響最大，先後衍生了很多重要的概念。如打破了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範式，將自然作為主體納入道德範疇的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Value of nature）理論，保羅·克魯岑（Paul Jozef Crutzen，1933— ）和尤金·斯託默（Eugene F. Stoermer，1934—2012）用來概括描述人類活動對氣候及生態系統造成全球性影響的地質年代的「人類世/人類紀」（Anthropogene）概念，米歇爾·塞爾（Michel Serres，1930— ）的要求減少人類活動對地球行為的幹預，並試圖建立人與非人類生命平等性的「自然契約」（Natural contract）概念等。
環境哲學也被視為生態文明的重要哲學支撐，它的種種努力更像是針對工業文明的一場文化戰爭。
環境社會學：解釋環境問題的社會原因
比起環境哲學側重認識論方面的討論，環境社會學（Environmental Sociology）更關心環境問題的社會原因、社會影響和社會反應。社會學的特性使環境社會學更多考慮不同社會機制下、不同社會情境中、不同文化下，人們與環境發生關係時的行為差異，並認為環境問題具有社會建構性。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空間、不同社會人群中，由什麼構成環境問題會有不同的表現，或者換句話說，環境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環境社會學界的核心議題是解釋環境問題的社會原因。這一時期，我們主要介紹美國環境社會學家鄧拉普（Riley E. Dunlap）和卡頓（William R．Catton Jr., 1926—2015）提出的「新生態範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和史奈伯格（Allan Schnaiberg）團隊提出的「生產跑步機」理論（Treadmill of production）。
在新生態範式中，鄧拉普和卡頓首先批評了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以來傳統社會學「人類豁免主義」（Human exemptionalism paradigm）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指出了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和增長的極限，必須對傳統社會學進行徹底改造，使其關注社會系統的生物物理限制，並進而定義了環境社會學為環境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的研究。
「生產跑步機」理論由史奈伯格於1980年在《環境：從剩餘到匱乏》（The Environment: From Surplus to Scarcity）一書中提出。史奈伯格借鑑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新韋伯主義社會學，運用衝突理論，對國家、資本主義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作了深入解析。他把資本主義體制比喻成跑步機的運行狀態，指出生產機器一旦運行，就只能不斷地生產，在不間斷的持續增長的生產中耗用大量的礦產、森林等原材料，導致環境汙染和生態系統問題；生產過程也會產生大量廢棄物，導致環境汙染。保持不斷的生產、維持不斷的消費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經濟正常運轉的必然要求，因而環境問題無法避免，因為其產生的社會機制正是資本主義體制。
「環境正義」與第三世界環境問題歷史
進入20世紀80年代，「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問題成為環境社會學關注的又一個核心議題，並且進一步地激發了環境史學界的研究興趣。
1982年，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沃倫縣，為反對繼續利用有色人種社區的填埋點處理有毒廢棄物，以非洲裔為主的居民發起了一場封路抗議運動。之後，一系列「環境正義運動」（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在美國各地展開。學者們在研究中發現，環境不正義的殘酷現實不僅存在於美國等所謂的發達國家，更存在於第三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貿易自由化不僅導致了國際間財富分配的南北失衡，更帶給南方世界巨大的環境破壞。危險廢棄物的越境轉移、全球木材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森林濫伐、野生動物貿易與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有毒化學品的國際擴散以及汙染密集型產業向南方轉移等這些環境問題背後，是世界範圍內長期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及秩序不平等問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1930—2019）的世界體系理論在「環境正義」的研究中有重要貢獻。沃勒斯坦認為環境因素深刻地塑造了世界歷史，並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國際秩序，而不是自身素質低下。在不合理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核心地區為了利益最大化會無情榨取邊緣地區的原材料，毫不顧及自然資源的再生，也不顧及廢棄物的妥善處置——成本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cost）意味著原料出口國通常還得承受發達國家消費導致的廢物，包括碳排放問題；邊緣地區不僅在政治經濟領域被剝削、被宰制，在生態與環境上也淪為犧牲品。
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賈森·摩爾（Jason W. Moore,1971— ）從生態學視角揭示了歐洲資本主義崛起的本質及影響和第三世界困境的歷史淵源。摩爾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興起和資本主義世界生態的興起是一個世界歷史過程中的兩面：一方面，它使世界經濟具有無限積累和牟利的資本主義特性，從而對自然資源產生無限的攫取要求；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又必然要維持一種不平等的結構，以保證核心區域的壟斷地位。所以，國際環境正義問題從資本主義體系全球擴張伊始就已存在。這些研究為我們理解第三世界環境史問題提供了一把新鑰匙。
風險社會理論與「受害結構論」
與美國不同，歐洲對生態環境的理論研究還重視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如德國學者烏爾裡希·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風險製造者以總體的社會風險為代價來保護自己。他力倡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以應對現代社會風險。阿瑟·莫爾（Arthur P. J. Mol）等人的生態現代化理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嘗試通過對傳統現代化的改造來解決環境問題。這些建構主義下的環境社會學的理論探討，為解釋很多現實的環境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認識路徑，更有利於說明環境問題的複雜性。
日本環境社會學從本土的汙染問題的研究出發，主要致力於回答環境問題及其社會影響。其學界主要有四個流派：「受害結構論」「受害圈、受苦圈論」「生活環境主義」和「社會兩難論」。其中飯島伸子的「受害結構論」指出了生態環境的系統性問題，很有啟發意義。「受害結構論」指出像水俁病這一類的患者，隨著病症的出現，不僅承受著身體上的煎熬，還受到社會歧視，他們的境遇顯示出源自環境汙染的社會影響實際上是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影響。
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不僅是自然科學的一個主題，也是社會科學的一個核心議題。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是對世界生態環境問題研究的一項重要貢獻。了解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理論研究起源與發展，有助於我國生態環境研究的推進，也有助於生態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12月10日第2066期 作者：潘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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