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許立誌喜歡到廠子門口的這座貼滿「牛皮癬」的天橋上，一有空他就來到這裡看車流人流。 南方日報記者 何俊/圖）
沿線站著/夏丘/張子鳳/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蘭嬌/許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這些不分晝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靜電衣/靜電帽/靜電鞋/靜電手套/靜電環/整裝待發/靜候軍令/只一響鈴功夫/悉數回到秦朝他來到AAA大廈17樓，對面是友誼書城，許立志是個愛書的人，可能去看了會兒書，下午兩點，他出現在大廈17樓，走出電梯，左轉，迎面是一條滿是辦公室的走廊。
那不是要去的地方，他折返，另一頭，那裡有一扇窗，扶著窗框朝外看，是林立的高樓，他看了五分鐘。
一年前，他為這一刻寫了一首詩：
他想著想著
往前挪了一步
——許立志《跳樓》
疼痛的光在珠江三角洲瀰漫／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億萬打工者馱著生活的火車／修建通往新世紀的康莊大道
——許立志《開往南方的火車》
我要踢開粘滯的土地／站立起來／發出曠世驚奇的呼喊
——羅德遠《黑螞蟻》
「這是他在報紙上的處女作。」羅德遠主編著一份叫做《打工詩人》的民間刊物。2011年的秋天，他收到了青年工人許立志寄來的詩歌。車間、擱淺的青春、流水線、站著入睡的身影，這些他都熟悉，二十年前，他從四川瀘州的鄉下來到惠州，在工廠清點貨倉。
許立志1990年出生，高中畢業外出打工。2011年2月，進入深圳富士康，是流水線上的普工。進廠前，他的銀行卡只剩了取不出來的99元。進廠後，1700元的試用期工資，對他無異於一筆財富。而工作，似乎沒有那麼可怕，第一天上班就是夜班，夜裡八點到早上五點，流水線旁雙手如飛，他發現時間過得真快，他想，雖然枯燥，但這樣「無憂無惱也自得其樂」。
自得其樂的方式就是寫詩。
詩歌發表一個月後，羅德遠邀請他到惠州參加《打工詩人》創刊十周年聚會，作為年輕詩人的代表。
「他給我打電話，說請到假了，高興得不得了。」那是羅德遠和許立志唯一一次見面。這是一個身高175cm的年輕人，瘦，臉上有著青春痘。在會場，他靦腆地打招呼，隨即淹沒在越聚越多的打工詩人中。
當天晚上舉行了詩歌朗誦會，這個全會場年紀最小的詩人用潮汕普通話朗誦顧城的詩，《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彼時，正是深圳富士康「十三連跳」震驚世界的時候，許立志來自富士康，立刻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一位與會者評論道，許立志寫下的《車間，我的青春在此擱淺》，「已觸及『十三連跳』的深層原因」。而通過詩歌舒緩情感，人們看到了悲劇不會重演，「顯然，這位90後青工的內心，實現了某種和解。」
在許立志身上，羅德遠看見了年輕時的自己。他不懷疑和解的可能。打工不易，底層多艱，他也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與自己的工廠宿命達成和解，以詩歌的方式。
1996年，28歲的羅德遠依然在工廠清點著數以千計的電視機機殼。由於喜歡寫詩，在打工詩人的圈子裡，薄有名聲。前半生的農村生活，讓他的詩歌充滿了鄉土意象，他將打工者形容為「黑螞蟻」：勤勞、卑微，忍耐而奉獻。他也是這麼做的，工作二十年，他沒有請過一天假，春節要加班，他就主動報名。
他是這樣一隻黑螞蟻。直到1996年的聖誕節。
「香港老闆要搞聖誕晚會。車間主管和我說，你不是會寫詩嗎，你給我寫一首。」工廠叫康惠電子，羅德遠模仿《白楊禮讚》，寫了《康惠禮讚》，晚會上得了二等獎，獎勵一條毛毯。
一個月後，他從工人升為職員。
「人只要努力，真的會有回報的。」十八年後，成為廣州增城區文體局辦公室主任的羅德遠坐在辦公桌後說。這也是他的詩歌哲學，「沒有完全的絕望，作為詩人，一定要給出希望。」
2011年，對於許立志，也是充滿希望的一年。他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參加了第一次詩會，還獲得了他這一生中最光輝的稱號——打工詩歌接班人。雖然這來得有些輕率，據寫新聞稿的記者說，之所以這麼稱呼，是因為他最小，又寫詩。
「看到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那種自豪感和滿足感是多少金錢都買不到的，旅程才剛剛開始。」一個月後，躊躇滿志的許立志買下一本書，《寫稿賺錢18技》。
2011年情人節，決心踏入工廠時，他曾有些失態，「誰他媽能斷定以後一定怎樣？命從來沒有一定的！」
一塊接一塊的主板／像送葬隊伍一樣／死氣沉沉地向我走來／我把他們從載具上一一取下／隔著靜電手套／陣陣熾燙仍然通過手指直湧胸口／我咬緊牙關忍受著／就像我必須忍受著生活
——許立志《忍受》
累／她感到無邊的累／在這個城市／這永遠構不成／辭工的理由
——鄭小瓊《何麗》
鄭小瓊大概是新世紀最有名的打工詩人。自2007年獲得了人民文學獎後，她就有了卓絕的名聲。她曾是東莞第一位農民工身份的省人大代表。
鄭小瓊記得許立志。在深圳的一次詩會上，「他那時很活躍地參加詩會，我看過他的詩。同樣年紀的時候，他比我寫得好。」
詩會是如許立志一般的年輕詩人結交同道、拓展文脈的舞臺。盛名之下，鄭小瓊常被邀請，但她其實害怕這樣的場合，害怕看見年輕人熾熱的眼睛，希冀她告訴他們改變命運的方法。
曾幾何時，這也是她的願望。那時，她到處投稿。她的成名作，就發表在《打工詩人》上。
「想寫些東西發表，能夠進入工廠內刊或者雜誌社。這是最初的動力吧。」
2008年，鄭小瓊被吸納入廣東省作協，成為作協下屬雜誌的一名編輯。因為詩歌，鄭小瓊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她有了城市人的身份，再不用擔心被機器刮去指甲蓋。
但人生順遂之後，鄭小瓊卻懷疑起來。
「我常想我是不是幸運。」所有人見到她，都說她很好運，她想這是實情，幸運，也就是偶然的意思。
這讓她難過。寫打工詩的人數以萬計，能如她一樣改變命運的，少得可憐。她拿不出能傳授他人的方法，更害怕自己的光環會遮蔽掉這真相。
多年前，她一樣積極參加詩會。詩會中，真正來自工廠的打工詩人並不多，她覺得自卑。參加得越多，視野越廣，改變命運的想法就越強烈。失落和不甘，她想像許立志一般的年輕人也會有同樣的心結。
「但我真沒覺得詩歌可以改變命運。底層人的命運越來越難改變。」
許立志的房間裡，有鄭小瓊的詩集。
他的詩越來越灰暗了，面對無法改變卻渴望改變的現實。他表達了對深圳這個城市的喜愛，想換個方式留下來：他有一份自薦信，請求被深圳中心書城錄用。自薦信中，他反覆強調對書籍的熱愛，列舉發表在刊物的作品，千方百計與書拉上關係，最後卻輸了。
這三年，他只是從作業員換成倉管，再變成線長。
他接到了許多善意勸告，一位前輩說，寫詩不要那麼悲觀。他聽從了，「一想到90後就想到年輕，想到朝氣與未來。我聽你的。」
但很快卻重回舊路，他的詩仍然因為太過陰暗被退稿。
與詩中的孤苦相應，許立志的身體也出了問題。上夜班落下的偏頭痛是他的夢魘，頭部的震顫漫過血管，身體好像一點點腐化。咳嗽、喉痛、腰弓以及失眠，在生命的最後一程，他似乎還患上了厭食症。流水線，已經成了畏途：
今天的勞動不要太重／時間，不要太長／否則，跨出這道門檻／至少需要一百年的勇氣——許立志《凌晨的眺望》
「若是有用詩歌改變命運的想法，更可能走進死胡同吧。」鄭小瓊有些茫然。她寫過一個叫阿敏的打工姑娘，阿敏熱愛詩歌，「想賺兩年錢再寫詩」。而再次聽到她的消息，詩人阿敏已經成了被抓獲的傳銷犯，入獄三年。
許立志生活的城中村，裡面住著許多富士康的打工者。 （南方周末記者 張瑞/圖）
這個早上我不再是低著頭顱的打工仔／我是抬頭挺胸的漢朝將軍／誓以最後一箭／洞穿匈奴首領的胸口
——許立志《殺死單于》
我對旁邊的工友說／富士康又有人跳樓了／他們沒有理我／還說這裡是捷普
——冉喬峰《報新聞》
2011年，當許立志進入流水線時，19歲的冉喬峰逃離了工廠。他去了工地，那裡錢更多，更自由。
他在工地扛鋼管。一根鋼管六米長，五十斤重。一次扛三根，壓得他「仿佛要被大地吸進去」。
更恐怖的是上高架。離地二三十層樓的高度，踩在鋼管上擰螺絲，低頭，下面的人只有蚊子般大小。
晚上回到工棚，工友們要麼打牌，要麼看電視，冉喬峰躺在床上，用手機寫詩。
「每天想到什麼就寫出來，第二天上工就舒服些。」
他在微博上發起了「打工詩社」的話題，每次設定一個主題，讓人們進行微詩接龍。最受打工者歡迎的三個題材，是討薪、留守兒童和下崗。
他還建立了QQ群，都是熱愛詩歌的年輕人。許立志也在裡面，他們有時互相交換新寫的詩，聽聽意見。
冉喬峰說現實主義是許立志的強項。但他們的詩不一樣，「我的詩開始低沉，但結尾比較勵志……他可能陷在自己的思想裡，走不出來。」
冉喬峰還收穫了愛情。2013年，深圳火車站，為了省錢，他在網吧待了整晚。早上醒來，發現背包被劃了一個大洞，手機、錢包都沒了。幸好上網時間還剩一小時，他在網上向詩友求助，一個在工廠打工的姑娘，從未謀面，卻立馬打給他三百塊錢。
許立志和女朋友也是在網上結識。2011年春節回家，他驕傲地告訴父親，他有女朋友了，還在廣州讀大學。這份並不那麼「合理」的愛情曾讓許父疑惑，直到許立志向他出示了照片。他決定聽其自然，2013年年末，聽到了兩個人分手的消息。
許立志告訴他，女方父母嫌他們家太遠了。
「是嫌太窮吧。」許立志的老家在廣東揭陽的農村。女孩畢業後去了銀行工作，他還在工廠。如今，許父會想起這對兒子的打擊，「起碼向他證實了，他在社會上沒有地位，沒有錢。」
2014年五一勞動節，冉喬峰讓自己的詩歌事業更上一層樓。他們在深圳租了一間老年活動中心舉辦了「打工詩社」的線下聚會。他邀請了老前輩羅德遠，後者在會上講了一個有些促狹的笑話，「我說發現了一個問題，喜愛詩歌的人，女的不靚，男的不帥。」
許立志沒有來，他已決定破釜沉舟。
2014年1月15日，許立志寫下了《殺死單于》，用一種你死我活的憤激，表達對工廠生活的絕望和痛恨。他要一擊斃命，尋找更好的生活。一個月後，合同到期，他毅然離開了這間困了他三年的工廠。
我和兩個哥哥搬出桌椅／母親端上熱氣騰騰的飯菜／父親那時還倚在門框上抽著劣質香菸／悠哉遊哉／「開飯啦」，母親有力的歌唱／也是一恍惚間，這麼多年／就在幾個傍晚中過去了
——許立志《一家人》
2014年4月，詩歌評論家秦曉宇在網上看到了許立志的詩歌。眼前一亮。
他在編一本叫《工人詩典》的詩歌選集，希望囊括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今天優秀的工人詩歌。他選了五十餘名詩人，有鄭小瓊，沒有羅德遠。他還想找到更年輕的。
談起初衷，秦曉宇說，中國有2.5億農民工，8000萬產業工人，數以萬計的工人在寫詩，其中不乏相當出色的，但這部分文學成就被低估，不見於任何重要的詩歌選本。工人們「我手寫我心」，即使寫的是自己的生活，也是為廣大的命運同路人立言。「這是社會的史詩，也是工人階級的精神史詩，呈現的是社會轉型中產生的所有代價，所有的肉身經驗。」
許立志的意義，在於他不僅屬於被轉型碾壓的「龐大單數」，還身處資本全球化時代下金字塔的最底端。
「他在用天分寫作。他的詩歌其實水平參差不齊。有的是泛濫的抒情，有的卻是神來之筆。」秦曉宇選了許立志的兩首詩，其中一句是，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他們管它叫做螺絲。
「他的詩真的很特別。」
用許立志的詩作為選集的結尾，秦曉宇也有考慮，「他還年輕，來日方長，放在結尾，也是希望。」
2014年8月，配套的紀錄片《我的詩篇》開始拍攝。展示打工第一線的詩人的工作、生活、寫作。秦曉宇選擇了十位詩人。
「我告訴導演，許立志是一定要拍攝的，他是這個紀錄片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但8月底，卻傳回了意想不到的消息，許立志拒絕了，是所有詩人中唯一一個拒絕拍攝的。
「他說，我不寫詩了。」
許立志沒有告訴家人，他離開了工廠。長達半年的時間，他一直在電話裡虛構著工廠故事。有人說他去了江蘇，不久折返，他一直失業，無所事事。他不大和詩友們聯繫，退出了冉喬峰的「打工詩社」QQ群。
後來，看著兒子的自薦信，許父說，許立志一開始就錯了。他想去書城上班，是為了能看書，「他太年輕，看不懂。書城是賣書的，他只想去看書，目的都不一樣。」
許立志出生在農村，初中畢業時，由於數分之差，交不起借讀費，他去了鎮上的中學。許父以此自責，覺得這是他之後一直鬱郁的原因。
「我都不敢想他要搞創作，他沒說過。」高考失利後，家裡安排他去學一門技術，比如修電腦，像他的哥哥們一樣，他不願意。
「他走錯了路，下多少功夫寫一篇東西，還抵不上人家一天的工錢。」65歲的老年人去過深圳，那是一個繁華的地方，在街上，「不到兩裡路，汽車就一隻接一隻。」
「詩歌真的很難改變命運。」秦曉宇說，唯一的窄路，是被作協、行政單位、媒體等體制吸納，但機會少之又少。
這是因為詩歌在中國的特性「沒法商品化」讓它高貴，也讓詩人軟弱。被體制接納幾乎是唯一的上升途徑。
成為辦公室主任的這些年，羅德遠最主要的工作是寫報告，掌握不同領導的喜好，寫出讓他們滿意的稿子。他是單位的年度先進工作者，卻沒多少時間寫詩了。
鄭小瓊稱自己是「辦公室女工」。直到今天，她還在焦慮，「至少三代才能在城市立足」。
「我不想進入體制。那樣會背離寫詩的初衷吧。」冉喬峰說，他更願意賺錢創業。
許立志的時間太短，還沒來得及走通任何一條路。秦曉宇說，難以想像，四處碰壁的許立志，萬般無奈重返富士康時，他是多麼的絕望。
這絕望，既是對自己，也是對詩歌。
這是誰都沒有料到的／我一生的路／還遠遠沒有走完／就要倒在半路上了 ——許立志《我一生的路還遠遠沒有走完》
最後的時光，許立志在詩中願意提到故鄉，他給故鄉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風厝橋村」，他不惜虛構故鄉的衰頹，表達懷念。事實是，最後半年，他只回去待過一個晚上。
「不可能回村裡，年輕人都要出去打工。」許父說，這是村子的現實。
2014年10月15日，他的骨灰被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好在，南澳的風光，也是他稱羨過的。
那天，墜落十小時後，他的微博定時發布了最新一條，四個字——新的一天。
農民工，討薪。在機械、低薪、壓抑的生活之外，農民工還要面臨「討薪」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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