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念坎城｜23位電影人重溫難忘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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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世界裡，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坎城電影節的非凡魅力、宏偉的藝術和偶爾的荒誕，每年5月的坎城電影節，明星和導演們都會聚集在這裡，接受媒體和同行們的審視、讚美和評判。在瘋狂的一周半時間裡，年度的電影傑作逐漸掀開了面紗並開始贏得了世界級的聲譽。狂熱的掌聲和喧鬧的噓聲此起彼伏。今年，因為冠狀病毒的疫情，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但是我們並沒有就此放棄。因此我們採訪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人，邀請他們談談對坎城的回憶和對電影未來的看法。以下是經過編輯節選的摘錄：

亞歷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他在坎城上映的電影包括了《巴別塔》（Babel，2006）

我第一次去坎城電影節，是為了放映《愛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2000年）。事實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電影節。當時我們的預算很緊缺，所以我們決定住在坎城外二十五分鐘車程的小鎮上，因為那裡的房間要便宜得多。

有一天，我被邀請去參加和其他導演們的合影留念，就在晚上七點王家衛的新片《花樣年華》（In the Mood for Love）首映前。我妻子瑪麗亞（Maria）和我都認為只要在六點十五分打車出來就能及時到達。想不到那時根本叫不到計程車，儘管我穿著燕尾服，瑪麗亞穿著長裙和高跟鞋，但是除了跑步去，我們別無選擇。當時室外的溫度高達三十五度（華氏九十五度），因為交通問題車都停在了路上。我們跑的時候，我妻子脫掉了鞋子，我先是脫了外套，接著摘了領結，然後又解開了一、二、三個紐扣。

我們到達已經下午七點零一分了。我重新穿上了外套。我的身體幾乎浸泡在汗水裡。笑一笑！閃了一下！咔嚓！閃了一下！喊著「Cheeeese!」對於一個電影人來說，進入這個有著二千個座位的傳奇的節慶宮（Palais Des Festivals），就像是一個天主教徒走進梵蒂岡一樣。從我們坐的後排位置，在這部比我們大四十倍的屏幕上，我們觀看了《花樣年華》。走出電影宮，瑪麗亞和我非常安靜得走了大概十分鐘。到海邊的時候，我們突然停了下來。瑪麗亞抱著我，靠在我的肩膀上泣不成聲；我也抱著她的肩膀哭了起來。《花樣年華》深深地觸動了我們，讓我們無言以對。就在那個瞬間讓我回憶起為何我要成為一個電影人，即使有時候感覺很傻也很難。

愛麗絲·洛爾瓦徹（Alice Rohrwacher）

她的《幸福的拉扎羅》（Happy as Lazzaro，2018）和《奇蹟》（The Wonders，2014）曾入圍了坎城電影節

坎城改變了我的生活。它向我展示了那些拓寬了我天馬行空思想的電影，也為身為導演的我伸出了熱烈的臂彎。就在我寫下這段思緒的時候，我聽到了窗外傳來的鄰居卡洛（ Carlo）的聲音——而他也和坎城有些瓜葛。

我從來沒有和卡車司機卡洛·塔馬蒂（Carlo Tarmati）交談過，因為他是我父親最大的對頭。我們兩家的房子就坐落於比鄰而居的小山坡上。每當我父親和卡洛互相斥罵和指責時，他們的喊叫聲就會在樹林裡迴蕩。

在我為《奇蹟》（The Wonders，2014年）選角時，卡洛來試鏡了。當時我很尷尬，因為他是一個敵人。但是他天生是個演員的料。隨著我們的合作，我們也開始越來越了解了對方。然後我們的電影被入圍了坎城電影節，當時我就慌了。我想帶卡洛去，但我也想帶我的家人，但是他們萬一在電影節期間開始吵架該怎麼辦？

我還記得（2014年）《奇蹟》劇組的紅毯儀式上，我的姐姐阿爾巴牽著我的手、參演電影的四個小演員、我的父母還有我的女兒、光彩奪目的莫妮卡·貝盧奇（Monica Bellucci），還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卡洛。我用緊張的眼神看著我的父親。放映開始後，卡洛和我父親在電影中找到了自己，他們一起笑，一起哭。他們一起分享著恐懼。他們很喜歡我們共同完成的這項工作。在放映結束後的宴會上，他們彼此調侃取笑。幾天之後他們成了最好的朋友，形影不離。

森林裡再也沒有傳來憤怒的叫喊聲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親切的問候。在與世隔絕的鄉村隔離期，卡洛·塔馬蒂是我父母唯一見的外人。他們彼此幫忙一些無法獨自打理的農活，他們互相陪伴，每天晚上就寢前都會打電話給對方問候。

而這只是坎城改變我生活的很多方面的其中之一。

本·薩弗迪 （Ben Safdie）

他和哥哥一起拍攝的電影《好時光》（Good Time，2017）入圍了當年的主競賽單元

那是2008年，我有一部短片在坎城的「導演雙周」（Directors Fortnight）單元展映。我很著急，朋友讓我坐在他摩託車後座。我沒有頭盔，而且是這輛摩託車上的第三個人，這兩條在坎城都是違法的。不過我想反正就這麼一小段路，肯定會沒事的。當然，我們立刻被警察攔了下來，他們讓我去中央警察局繳納罰款。

在警察局的時候我被告知，警察局長讓-馬裡·貝雷戈（Jean-Marie Beulaygue）想見我。這一切的感覺就像是發生在《愛麗絲餐廳》（Alice’s Restaurant，1969年）。當我走到休息室的時候，讓-馬裡已經在那裡了，他問是否可以一起喝杯咖啡。我嚇了一跳，問他問什麼。「因為你是個電影人啊。」他激動地說。原來他參與了所有「導演雙周」單元的討論會，而且儘可能地看更多的電影。我想，坎城的警察局長理所當然是個影迷了。在互道再見之後，讓-馬裡讓我保證如果有機會再來的話，一定要和他打招呼。我笑著同意了，不過當時幾乎是百分百肯定我不會再來了。

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哥哥和我發現第二年又要回到坎城了。那個時候更為瘋狂了，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時間做其它事情。我們馬不停蹄地從一個會議跑到下一個會議，就在這時，我的法國製片人打電話給我說：「剛才有兩個警察過來找你。」我讓他冷靜下來，然後就走去警察局。讓-馬裡走了出來，臉上綻放著燦爛的笑容，「歡迎回來！」

很快到了2017年，約書亞和我又一次來到了坎城，這次是主競賽單元。我不想再次引警察上門，所以就直接去警察局問候下老朋友。出人意料的是，那裡沒有人知道我說的是誰。我給他們看了照片，告訴他們讓-馬裡的名字，但是，無人知曉。當我走回海濱大道時我開始懷疑自己對這一切的記憶。就在我幾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時候，我突然聽到有人在導演雙周辦公室那邊喊我的名字，正是讓-馬裡！原來他多年前就從部隊退休了，現在在電影節工作。他笑著拉著我走進了辦公室大樓，「你看！我們認識吧！」原來，他一直和那裡的工作人員講我們熟識的故事，但是沒有人相信他。以下這張照片我們一起拍攝於2008年。

約書亞·薩弗迪 （Joshua Safdie）

對我們的父親（他出生在義大利，在法國長大）來說，坎城電影節是一處聖地。從小到大，我們就不得不經常面對大驚小怪的父親，「這部電影在坎城電影節上映了！這是一部經典！」無需任何爭論，坎城的王者地位已經潛移默化地嵌入在我們的腦海裡了。很自然地他保證他一定要會和我們一起到藍色海灣（Riviera）。

2008年的時候，他參加了每一場晚會，去看了我們的票允許進入的所有的電影放映。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他沒有辦法參加，對他來說這是一次巨大的損失。當我們八年後再次來到電影節，這次是主競賽單元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是不會錯過這一次的！他不想在行程和住宿事情上麻煩我們，只是不停地對我們說：「我會去的，不用擔心我。」

那時還是伊斯蘭國肆虐期間，安保工作特別嚴密。在我們首映禮的前一天，電影節官員提醒我們注意紅地毯的規則和限制。他們告訴我們，警方把紅毯的安保工作做得比大多數政治集會都要嚴密。所以當我們第二天看到紅毯上的照片時，你可以想像我們的驚訝。我們就在那裡，本，和我，（巴迪·杜瑞斯 Buddy Duress、羅伯特·帕丁森 Robert Pattinson和泰麗爾·韋伯斯特 Taliah Webster）就站在紅毯頂端。在我們身後，每個劇院的入口處旁邊都站著一個警衛或警察。然後，就在右邊，他就站在那裡……我們的父親！不知怎的，他以某種方式悄悄躲過了警察、電影節工作人員和電影節的負責人們。他悄悄地在樓梯的頂端找到了一個可以安靜拍攝的地方。

韋斯·安德森 （Wes Anderson）

2012年他帶著《月升王國》（Moonrise Kingdom）來坎城了

你有關於坎城的軼事趣聞的特別回憶嗎？

迄今為止我還只去過一次（《月升王國》Moonrise Kingdom，2012年）。蒂耶裡·福茂（Thierry Frémaux，電影節的藝術總監）確實很懂得如何操辦電影節。這裡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各種類型的好電影，而且，還有什麼比在地中海沿岸觀看一部完美修復的251分鐘的《美國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1984年）更美好的事呢？

最近你在做什麼？看了哪些電影和書呢？

我有一個四歲的女兒，所以，和大多數處於同樣狀況的人一樣，我現在也是一個兼職的業餘老師。我所讀的很多書都與古埃及、恐龍、昆蟲和亞馬遜雨林有關，不過也有帕特裡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和埃爾莫·倫納德（Elmore Leonard）的作品，以及一本關於瘟疫的書。我們每天晚上都會看一部電影，最近幾個晚上我們比較喜歡的電影有：《寂寞芳心》（Alice Adams‎，1935）、戰勝惡魔（Beat the Devil‎，1953）、《毫不神聖》（Nothing Sacred‎，1937）、《為所應為》（Do the Right Thing‎，1989）、《歸途路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1940）、《近松物語》（A Story From Chikamatsu，1954）、《極樂大餐》（La grande bouffe‎，1973）、《深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1949）、《撒哈拉六號基地》（Station Six-Sahara‎，1962）、《好萊塢的價值》（What Price Hollywood?‎，1932）和《殺機》（Winter Kills‎）。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 Eastwood）

他是坎城的寵兒，曾有五部影片入圍主競賽單元，2009年獲得終身成就金棕櫚獎

我去過好幾次了。幾年前，他們舉辦了《不可饒恕》（Unforgiven，1992）25周年的放映活動，那是我最後一次去那裡。很高興有新的觀眾去看一部老電影。

我已經好多年沒看這部電影了，所以很想親自去看看。它一直堅持著。有時候，你會覺得我都做了這麼長時間了，該會懷疑，我做的這些到底是什麼鬼東西。但是當你看到它時，很多東西都會重新湧上心頭。

第一次去的時候（《蒼白騎士》［Pale Rider，1985］）非常有趣，也有些手忙腳亂，因為你需要跑來跑去，還有很多人，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當即完成。當你後來再去的時候，就會相對輕鬆，因為你會說，好吧，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緊張，因為最終你都需要去回答很多問題。

賈樟柯

他一直時坎城電影節的常客，《天註定》（A Touch of Sin，2013）和《江湖兒女》（Ash Is Purest White，2018）等多部影片在坎城電影節上亮相。

2013年的時候我收到了電影節午餐會的邀請。我英文水平欠佳，對這樣的活動感覺有點累。出於禮貌，我打算現身後就儘快離開。

當我到的時候，我看到福茂、李安導演和一個坐輪椅的人圍在一起聊天。我和他們打了聲招呼，就出來在外面吸菸。李安導演的助手過來叫我。李安看著坐輪椅的人說：「小賈，貝託魯奇導演（Bernardo Bertolucci）想和你聊幾句。」

我睜大了眼睛，下意識地喊出來：「啊，他是老貝啊！」

這不是不恭。因為貝託魯奇在中國拍攝過《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中國的電影工作者用中國人的方式稱呼「老貝」，就是自己人的意思。

貝託魯奇導演握著我的手，開始說話。李安開始幫助我翻譯，「怎樣能看到《無用》？你的電影我就這一部還沒有看過。」我有點不知所措。作為前輩，貝託魯奇不吝表達對晚輩的鼓勵。自己的創作被他關注著，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鼓舞人心了。

2008年，《二十四城記》坎城新聞發布會的時候，阿巴斯導演站在門口看著我，我走過去，他給了我一個深深的擁抱。我們兩個什麼都沒有說，他轉身離去，留下了他的的體溫，溫暖著我。2015年，《山河故人》（Mountains May Depart，2015）劇組攝影時，阿涅斯·瓦爾達導演（Agnès Varda）在幾十臺相機面前突然徑直走了過來，一隻手拉著我，一隻手拉著趙濤。之後我再看那天的照片，她的視線一直看著我倆，目光中有一種外祖母般的溺愛。貝託魯奇、阿巴斯、阿涅斯·瓦爾達如今都走了，但在坎城電影節，他們把自己的體溫和目光留給了年輕一代，讓我們從中吸取力量，活著並堅持拍攝著。

麥可·摩爾 （Michael Moore）

這位紀錄片導演在坎城電影節上展示的作品包括2004年獲得金棕櫚獎的《華氏911》（Fahrenheit 9/11）。他錄製了一段關於獲獎時刻感受的視頻，以下是來自視頻的文字翻譯版：

大家好，我是麥可·摩爾，今天應邀在此分享我在坎城電影節上的一段回憶。我有四部電影入圍了坎城電影節，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經歷。就在2004年，我憑藉《華氏911》獲得了金棕櫚獎，而當晚最棒的事情是，當時擔任評委會主席的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在臺上把金棕櫚遞給我。在所有的喧鬧聲中，他俯身對我說：「我想告訴你一件我從沒有告訴過任何人的事情。我從來沒有投過票。事實上，我甚至從來沒有登記過投票。但是當我這周看了你的電影後，我決定，當我回到洛杉磯後，我要去登記投票。今年我就參與投票。」我被這一刻感動了，我對他說，「說實話，我是真心實意的，你剛才告訴我的這句話，如果被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重複了一百萬次，如果有一百萬人決定參與並投票，那對我來說，今晚的這句話比任何金棕櫚獎、及其它任何獎項都重要。那才是真正的獎，是這部電影讓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所以，我不知道，這就是我對那個夜晚的印象。它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希望它能成為一件更大的事。一年後我遇到了他。他告訴我他真的這麼做了。他去登記註冊了，也參與投票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就這樣發生了，而這讓我覺得做拍電影是值得的。感謝你的邀請，我很遺憾，所有的電影人都不能、也無法讓他們的電影參與今年的坎城電影節，但我希望很快就能看到你們的電影。也祝你們一切順利。謝謝你。

克雷伯·曼東沙·費侯 （Kleber Mendonça Filho）

這位巴西電影人以影評人的身份報導坎城電影節多年，後來他的長片《巴克勞》（Bacurau，2019）和《水瓶座》（Aquarius，2016）入圍了主競賽單元。

我記得：

• 在德彪西（Debussy）或盧米埃爾（Lumiere）放映廳裡，有人起身離席時座位上發出的令人生厭的標誌性聲音，有時候這些人是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電影開場二十分鐘後就離開的。
• 2010年《豹》（The Leopard，1963）的特別放映。我的記者證讓我有機會坐在（影片主演）阿蘭·德隆（Alain Delon）和克勞迪婭·卡汀娜（Claudia Cardinale）前面。那是一次坎城電影節時空摺疊的極端例子。他們就坐在我後面看完了整部電影，而且似乎被影片本身和這場放映所感動。
• 《巴克勞》和《水瓶座》放映後觀眾的反應和起立鼓掌，當燈光亮起時蒂耶裡·福茂帶著攝製組走了進來，這是瘋狂而又獨特的坎城時刻，和其它地方都截然不同。你希望它結束，同時你也會希望它一直繼續下去。

阿貝爾·費拉拉 （Abel Ferrara）

他的《壞中尉》（Bad Lieutenant，1992）、《異形基地》（Body Snatchers‎，1993）和《絕色驚狂》（The Blackout‎，1997）曾在電影節上放映過。

《異形基地》的首映式晚上，我整裝待發，計算好了從酒店到放映廳的五分鐘走路的完美時間，然後準備去系領帶。只是沒有領結！我嚇了一跳。當時我妻子對所有的領結都持懷疑態度，但公關部的人要求我把襯衫扣好就可以了，「你是導演，你不需要領帶。」就像所有的癮君子都能在最後一刻找到解決辦法，我也想到了一個好點子。我打電話給酒店服務，告訴（服務員）我想用五十美金換他的卡夾式領帶。他先是拒絕了，但在我又給了五十美元的法郎後，我得到了這條領帶直到午夜的使用權。我們到達紅地毯時整整遲了五分鐘，這對於負責人來說，無異於在行禮時掐死了戴高樂！

現在我們回到《絕色驚狂》的時間。那部電影並沒有入圍主競賽單元，不過因為有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碧翠斯·黛爾（Béatrice Dalle）和克勞迪亞·席弗（Claudia Schiffer）參與，我們要在非競賽單元（out-of-competition）做特別放映。我提前很多時間到達現場，沒系領結，有點焦急地繼續等待演員們的到來。我聽到我們的公關人員（拿著兩部手機）重複說：「好的，碧翠斯還在她的化妝間，好的，她現在拒絕出來。」然後從另一個電話中傳來聲音，「克勞迪亞終於穿上她的鞋子了，她剛脫了它們。」四十五分鐘之後，碧翠斯和克勞迪亞到了。沒有人對她們說過一句話，她們開始踏上了紅地毯，世界上所有的燈光都為之閃爍。

詹姆斯·格雷 （James Gray）

他有四部電影入圍了主競賽單元，包括2000年的《家族情仇》（The Yards）。

我和這個電影節的關係非常奇怪。舉辦電影節的人對我非常友好，整個選片委員會對我也是青睞有加。但是對我的電影的反應卻非常怪異，它們得到了在這裡放映的機會，卻被人憎惡，大多數時間它們得到了大片喝倒彩的噓聲。我說，「我為什麼要去那裡呢？這也太蠢了！」我就是坎城電影節的蘇珊·盧琪（Susan Lucci），因為我覺得我擁有在主競賽中參與最多卻未獲任何獎項的電影紀錄。讓我說我不去那裡了（我向你保證會是這樣的），我去那裡不是為了去獲獎的。當我拍攝我的第一部電影去坎城時就已經做到這一點了。

但我很快就吸取了教訓。我想說的重點不是說你應該為我感到難過，恰恰相反。我想說的是，你覺得有必要繼續回去，因為你必須回去。大家對這部電影的反應如何並不重要，你必須要去。愛之深噓之多，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不合常理，你當然不希望別人去噓你的電影。但這種熱情讓你知道，實際上噓聲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媒體的愛的一部分。我知道這聽起來似乎沒道理。

科洛·塞維尼 （Chloë Sevigny）

她參演了很多入圍坎城的影片，並且執導兩部也入圍了電影節的短片，還曾經擔任「影評人周」單元的評委。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因為史蒂夫·布西密（Steve Buscemi）導演的電影《傷心樹屋》（Trees Lounge，1996）。我記得當時是和（製片人）克裡斯·漢利（Chris Hanley）和羅伯塔·漢利（Roberta Hanley）一起飛過去的，他們也都是演員。然後我的行李丟了，這是坎城無需言說的故事之一，每個人都丟過行李。然後我記得我必須借用羅伯塔的東西，跟著他們去了他們住的伊甸豪海角酒店（Hôtel du Cap），但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那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下榻的地方，可關鍵是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是有頭有臉。我記得我和羅伯塔在動物公墓裡拍了一張照片，我們兩個人慢悠悠得走著，就像是，「我們到底在哪裡？」

讓-皮埃爾·達內 （Jean-Pierre Dardenne）和呂克·達內 （Luc Dardenne）

他們入圍坎城的電影包括《羅塞塔》（Rosetta，1999）和《兩天一夜》（Two Days, One Night，2014）

這個五月對每個熱愛電影的人來說都會失去一些東西。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巨大的損失，因為坎城就是我們的第二個家，收養我們的第二家鄉，它擁抱我們的電影並讓它們受到更多的關注。我們希望明年回來時還是繼續以斯派克·李（Spike Lee，今年的評委會主席）擔任評委會主席。在我們等待2021年5月的時間裡，我們覺得應該利用這次活動的停頓來反思我們的工作，反思電影，反思電影在社會中的作用。

有人說，電影的未來存在流媒體平臺的私人空間裡。疫情隔離期間這些平臺快速增長的用戶就是證明。但這種增長難道不是只能證明，流媒體符合一個現實社交生活已經消失的禁錮社會的需求嗎？我們真的要生活在這樣一個偏執的世界裡嗎？我們這些社會人難道不就是渴望在公共空間裡與他人相處，尤其是在電影院裡，我們可以一起在比自己大的銀幕上看電影，然後聚在咖啡館和餐廳裡聊一聊看了什麼嗎？這難道不應該喚醒我們去要求我們的領袖們，要制定和擴展對健康、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權利嗎？我們也許正處於新型社會團結的萌芽期。這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願望。

奧利維耶·阿薩亞斯 （Olivier Assayas）

他曾入圍坎城的電影包括《私人採購員》（Personal Shopper，2016）和《錫爾斯瑪利亞》（Clouds of Sils Maria，2014）

你有關於坎城的軼事趣聞的特別回憶嗎？

我第一次去坎城是在1977年，當時和我的好朋友、已故的電影人洛朗特·貝漢（Laurent Perrin）一起。我們當時住在他母親的別墅裡，離坎城有20多英裡。我們通常是早上搭車去電影節，晚上再回來。我記得我在Le Petit Carlton看到了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我是他的忠實影迷，但從未敢接近他），他身著一套皮衣，正被粉絲們簇擁著。

最近你在做什麼？看了哪些電影和書呢？

我現在正在一家啟發我拍攝《夏日時光》（Summer Hours，2008）位於鄉村的一座房子裡（別幻想了，它真的很好，但電影裡的房子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和我10歲的女兒維琪（Viki, 當她沒有和她的母親、電影人米婭·漢森-洛夫［Mia Hansen-Løve］在一起的時候）被限制在這裡。所以我是一個兼職的學校老師，至少在五月中旬學校重新開放前，雖然目前還只是個可能。

最近我正在為A24寫一個系列劇的本子，那是根據我1996年的電影《迷離劫》（Irma Vep，1996）改編的。它讓我一直很忙，我在創作時也感到激動，甚至有些興奮，它有些稀奇古怪的低級趣味，還涉及到當今電影的狀況。

克裡斯託夫·奧諾雷 （Christophe Honoré）

他參與坎城的電影包括《喜歡，輕吻，快跑》（Sorry Angel，2018）

我的生日是在四月份。一般這個時間，巴黎就會捕風捉影地傳播著哪些電影會入圍坎城電影節的風言風語。對我來說，春天總是與避開喧囂和活躍在電影院裡聯繫在一起。我在生活中失去的，重新在電影院裡獲得。當青少年時期，我從布列塔尼大區夢見的那些電影似乎是法國南部最美的生活。然後我成為了一個電影人，從而開始經歷坎城選片美妙而有悽慘的冒險之旅。

今年，從我的巴黎陽臺上，如果有一兩部電影的名字傳入到我的耳朵，那微弱的聲音聽起來猶如墓志銘般的共鳴。我並不想說沒有了坎城電影節，它們就成了死電影，但它們會錯過一些東西。它們被剝奪了有仙女和女巫靠在搖籃邊的誕生儀式。它們被剝奪了可能的脫胎換骨的機會。所有的電影都不希望有童話般的命運，但觀眾需要這些傳奇故事的延續，我們需要相信電影能拯救我們迷失的生命。沒有坎城的一年是缺失生命力的一年。無需去否認它。它是一個洞，一片真空，一次無法彌補的缺席。

黛布拉·格蘭尼克 （Debra Granik）

她的電影《不留痕跡》（Leave No Trace，2018）入圍了2018年的「導演雙周」單元

在我坎城電影節第三天的行程表上，寫著「聲音檢查」，對於任何一部電影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序，畢竟人們都是千裡迢迢趕來這裡的。音效檢查通常都是走過場的形式，重點是確保現場不會有什麼問題。而這次的情況恰恰相反——我們能做到多接近完美呢？四位技術人員在電影院裡向我致意。他們首先猜測了我們應該把音量停在哪裡：杜比6.8。他們播放了一個響亮的場景和一個安靜的場景，在這個音量效果下聽起來都非常不錯，我對他們豎起來大拇指表示讚許。他們回答說，我們現在應該先聽6.7，然後再試聽下6.9和7.0。這個時候我對他們花如此多時間在這一部電影的音量上感到有些焦慮了，於是我裝出掩飾自己不耐煩的樣子。相反的是，我看到坎城技術團隊這四位敬業的成員希望能呈現出最好的音效。於是我放鬆地坐進他們建議的那一排舒適的影院椅子上，向我所在的現實屈服。

是枝裕和 （Hirokazu Kore-eda）

他在坎城展示的影片中是從《距離》（Distance，2001）開始，也包括了《小偷家族》（Shoplifters，2018）

我永遠記得第一次在坎城走紅毯的時候。那是2001年，當時我38歲。我對那一刻的記憶與驕傲、自尊甚至是成就感無關。

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我的敬畏之情。

因為我親身體驗到了電影的博大精深和豐富的歷史。然後，一旦我接受了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存在，以及作為一個導演的不成熟，我開始體驗到了快樂。我意識到，雖然我只是一滴水，但我正與電影這條豐沛的河流一起流淌。我意識到我與這個世界有了深刻的聯繫，以往拍電影時產生的孤獨感此時頓然消失。

這是我當年坎城電影節的經歷中最大的收穫。

穆罕默德·拉索羅夫 （Mohammad Rasoulof）

他的電影《手稿不會燃燒》（Manuscripts Don’t Burn，2013）和《謊言》（A Man of Integrity，2017）都曾入圍坎城電影節的「一種關注」單元（Un Certain Regard）

在《手稿不會燃燒》上映的前一天，我在坎城的海邊，正急匆匆得趕往電影院，這個時候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停了下來。一個男人走了上來做了自我介紹：製片人卡維·法納姆（Kaveh Farnam）。我記得他的名字，但是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第二天的放映他就坐在觀眾席上。電影結束後，他找到了我，擁抱我，並讓我答應當我開始製作下一部電影的時候無論如何都要聯繫他。

兩年之後我聯繫了他，當時我決定要開始製作《謊言》。我們最後決定一起製作這部電影。從那天開始，卡維·法納姆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和工作夥伴。在2017年的坎城電影節上，我們憑藉《謊言》贏得了「一種關注」大獎。2020年的柏林電影節，我們的《無邪》（There Is No Evil，2020）又贏得了（最高獎項）金熊獎。

此外，我們還共同監製了八部紀錄片和三部故事片，都是由伊朗年輕的、有才華的獨立導演拍攝的。這些富有成效的合作，是在坎城電影節上一次偶然相遇的結果。

阿斯弗·卡帕迪爾 （Asif Kapadia）

他有兩部電影曾經在坎城電影節上展映過，其中包括2015年一部關於艾米·懷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紀錄片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你會擁有一個黃金時刻。對我來說，那就是《艾米》（Amy，2015）。坎城電影節的放映是我們這段奇妙旅程的開始。要有一大群人，還有放映廳裡的那種情緒。那是一次很晚的放映，大概在凌晨三點左右才結束，從黑暗中走出來，在街上遊蕩，然後看到那些評論都是非常正面的。你會想，哦，也許我們在這裡收穫了一些東西，但你又不太確定。

對我來說，這個階段比之後到來的頒獎階段更令人興奮不已。那會成為一件苦差事。這是關於電影的，這是關於觀眾們圍著街區求票入場的場景。你所面對的是一個真正熱愛電影和文化、並把它當做高雅藝術來對待的國家。如果你熱愛電影，那為何不能參與體驗並與他人分享呢？而且如果你足夠幸運的話，你自己的作品將會出現在此地。

阿諾·戴普勒尚 （Arnaud Desplechin）

他有六部電影入圍了主競賽單元，其中包括2008年的《屬於我們的聖誕節》（A Christmas Tale，2008）

即使我是坎城電影節的常客，但讓我開口談論坎城卻還是如此困難。我們知道，電影正在經歷觀眾在觀影方式上的大變革。我們也都知道蒂耶裡·福茂（Thierry Frémaux）的立場，當威尼斯接受了精彩絕妙的《羅馬》（Roma，2018）時，他拒絕了奈飛（Netflix）製作的電影。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正處於電影世界的危機之中，而這次的病毒將迫使我們去梳理所有這些問題。

這次危及迫使我們重新創造新的形態、新的聯合和新的模式。我們不能再繼續去想：好吧，我們再堅持一年，再多一年。不，這太荒謬了。不讓《羅馬》入圍坎城太荒謬了，因為它是當年最好的電影。它是屬於坎城的，你知道嗎？

羅伯特·艾格斯 （Robert Eggers）

他的第二部長片《燈塔》（The Lighthouse，2019）年入圍了當年的「導演雙周」單元

整個經歷對我來說太瘋狂了，因為滿場的能量和激情。顯然我並不知道坎城會給我帶來什麼，羅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和威廉·達福（Willem Dafoe）他們來過很多次了，他們給我講了很多事情。就在我們放映之前羅伯特告訴我在坎城電影節被人喝倒彩的感覺。我當時真的挺擔心的。在了解到人們不僅接受了這部電影，並且還能理解我和我哥哥的意圖，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然後我知道還有那麼多影痴希望能看到這部電影，我想說的是，那真是一次令人難以忘懷的體驗。

克萊爾·德尼 （Claire Denis）

她有很多電影參與了電影節，其中包括她的處女作《巧克力》（Chocolat，1988）

在這場疫情發生之前，不管我去不去坎城，它對我來說都代表著春日裡的一陣溫暖。即使我不去，我也會知道所有主競賽單元的電影名單，我會緊跟著媒體報導，閱讀所有的文章。我經歷過的所有五月，都知道這個時間在坎城有這個盛典。

｜此文的聯合作者A.O. Scott是《紐約時報》聯合首席影評人｜翻譯：佚名@迷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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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資深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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