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弗勞文兒 看電影雜誌
假如沒有新冠疫情，今年這個時候，坎城該是最熱鬧的時刻，全球的電影人匯聚於此，探討電影的現在與未來。
但疫情來了，它讓坎城冷冷清清，空閒的電影宮成為收留無家可歸之人的庇護所。無人遊歷的大街，則成為了野豬的天堂。疫情將另一位面的坎城展現在世人眼前。
前不久，一頭野豬現身坎城街頭，而這頭野豬走的路線便是從坎城電影宮嚮導演雙周、影評人周放映場地去的那條海岸線
雖然電影節仍在努力，但時至今日，我們都知道今年，對於坎城，對於電影，它都是異於往年，如不出意外，今年的坎城電影節將是我們見到的最與眾不同的一屆。
為此，《紐約時報》邀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韋斯·安德森、賈樟柯、是枝裕和、達內兄弟、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圖等23名電影人撰寫名為《我們想念你，坎城電影節》的文章。
這群電影人們寫下了他們關於坎城電影節的回憶以及精彩瞬間。
我們想念這樣的電影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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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圖
我第一次去坎城電影節是展映[愛情是狗娘]，實際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電影節。
我們的預算太少了，所以我們決定住在離坎城城區25分鐘路程的小鎮中，那裡的房間便宜很多。
有一天，我被邀請去與其他導演合影，去參加王家衛[花樣年華]晚上7點的放映活動。我和妻子Maria覺得6點15分搭乘計程車應該能準時抵達。
我們不知道計程車會被超額預訂，即使我們穿著燕尾服和長裙及高跟鞋，我們也不得不跑著去，外面的天氣是95華氏度，交通特別擁堵。
我們準備跑過去的時候，我的妻子把鞋子脫了下來，我把我的外套脫了下來，然後是我的領帶，接著我把扣子一個個解開。
我們是7點1分抵達的，我把外套穿上，感覺汗流浹背。微笑！咔嚓！茄子！
對於一個電影人而言，進入有2000個座位的電影宮就像是天主教男孩來到梵蒂岡。
我們看的[花樣年華]的銀幕比我們自己電影放映的要大40倍，我和Maria在看完後，整整沉默了10分鐘。我們突然在海邊停了下來，Maria抱住了我，開始在我的肩頭哭泣，我也做了同樣的動作。
[花樣年華]讓我們說不出話來，我們深深受其感動。就是那時提醒了我，為什麼即使有時候很困難，我也想要成為一名電影人。
[愛情是狗娘](2000)
愛麗絲·洛爾瓦徹
坎城改變了我的生活。
它向我展現了那些可以拓展我思想自由度的電影，並且讓我以導演的身份現身，並歡迎我。
當我寫下這些想法的時候，我聽到鄰居Carlo的聲音，他也與坎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Carlo Tarmati是一名卡車司機，我以前從來沒有和他交談過，因為他是我父親的宿敵。我們的房子和Carlo的房子坐落於相鄰的山丘上。當我父親和Carlo彼此咒罵的時候，他們的叫喊聲會在樹林間迴蕩。
當我在為[奇蹟]選角的時候，Carlo來試鏡了，我有些尷尬，因為他是敵人。但他是天生的演員。
我們一起合作的時候，我們逐漸了解了彼此。接著我們的電影被坎城電影節選中，我有些恐慌，我想帶著Carlo去坎城，但我也想帶著我的家人去，如果他們在電影節期間打起來了，我該怎麼辦？
我記得在[奇蹟]的紅毯上，我的姐姐阿爾芭牽著我的手，亮相紅毯的還有電影中的四個孩子、我的父母、我的女兒、光彩奪目的莫妮卡·貝魯奇，當然還有Carlo。
我一直緊張兮兮地看著我父親。在放映會中，Carlo和我的父親在故事中找到了自己，他們一起又哭又笑，還一同害怕。他們喜歡我們共同完成的作品。在映後派對中，他們開著彼此的玩笑，幾天之後，他們成為了最好的朋友，彼此密不可分。
憤怒的喊叫聲不再迴蕩於林間，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友好的問候。
在隔離期間，Carlo Tarmati是我父母唯一探望的人。他們一起做農活，幫助彼此。他們成為了彼此的陪伴，每晚都會互道晚安。
這就是坎城改變我生活的一種形式。
[奇蹟](2014)
本·薩弗迪
左為本·薩弗迪
2008年，我有一部短片在導演雙周單元放映，我當時很著急，我的朋友讓我坐在小摩託車的後座上，但我沒有頭盔，我也是這輛摩託上的第三個人，這兩個在坎城都是違法的。
我覺得旅程很短，以為會沒事。但我們剛啟程就被警察攔住，告訴我要在中央警察局交罰款。
在警察局，局長Jean-Marie Beulaygue想見我，那感覺就像是[愛麗斯餐廳]一樣。當我進入休息室的時候，Jean-Marie現身，想和我一起喝一杯咖啡。我有些震驚，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是電影人！」他有些興奮。結果就是他看了所有的導演雙周的影片。
我覺得，坎城的警察局長當然也是電影迷。在與他道別之後，Jean-Marie希望我下次再出現在坎城的時候，一定要來找他打招呼。我大笑地同意了他，覺得自己100%不會再回來了。
令我驚喜的是，我和哥哥的新片第二年又來坎城了，這次更加瘋狂，根本沒有閒暇時間。
當我們從一個發布會前往另一個的時候，我們的法國製片人帶著瘋狂的口吻給我打了電話，「有兩個警察正在找你！」我告訴他冷靜一下，然後去了警察局，Jean-Marie帶著大大的微笑對我說，「歡迎回來！」
到了2017年，我和約書亞又來到了坎城，這次是主競賽單元，我不想引起任何警方的搜查，於是我直接來到警察局，想和我的老朋友問好。
令我驚訝的是，沒有人知道我說的那個人是誰，我給他們看了照片，告訴他們他的名字……沒有這個人。
我開始懷疑我的記憶，我走在了濱海大道上，當我到達我的人生低點的時候，我聽到了在導演雙周場館傳來的叫聲，那就是Jean-Marie！他很多年前就退休了，現在在為電影節工作！他拉著我進了場館裡，『看到沒！我們認識彼此！』結果就是，他一直和這裡的工作人員講著與我的故事，但沒人相信他。這是我和Jean-Marie在2008年的合照。
[好時光](2017)
約書亞·薩弗迪
右為約書亞·薩弗迪
對於我們的父親(他出生在義大利，成長於法國)，電影節就代表著一個神聖之地。
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不得不與大叫著的父親打交道，「這部電影是在坎城電影節放映的！是經典之作！」
毫無爭議，坎城的富麗堂皇已深入我們的腦海。自然而然，他確信他會和我們一起來裡維埃拉的。
2008年，他去了每一個聚會，去看了每一部我們的票券允許觀看的電影。
2009年，他沒有參加，對他而言，那是巨大的損失。當我們8年後重返電影節的時候，而這次是主競賽，一件事是確定的：他不會再錯過了。
他不想因為他的旅程或住宿打擾我們，他就一直說，「我會去的，不要擔心我。」
在ISIS事件之後，安檢變得更嚴格了，我們首映的前一天，電影節官方告訴我們紅毯規則和限制，他們告訴我們警察會更加嚴格地監管紅毯，所以你能想像我們在第二天看到一張紅毯照時有多驚喜。
我和本在紅毯的最高平臺上，在我們後面的影院入口站著警察和保安，而在右邊的那個人是……我們的父親，他成功地躲開了警察和坎城官方的人員，他秘密地找到了頂層的一個地方能默默地拍照。
兄弟倆最近的電影是去年頒獎季的熱門——[原鑽]
韋斯·安德森
■你有任何關於坎城電影節的特殊回憶或軼事嗎？
□我只去過一次，蒂耶裡·福茂真的很懂如何運營一個電影節。
那裡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各種類型的好電影，有什麼能比在地中海的海岸邊，觀看完美修復的251分鐘版的[美國往事]更好的事呢？
■你目前在忙些什麼？看了些什麼？讀了些什麼？
□我有個4歲的女兒，像其他家長一樣，我現在就是一個兼職的老師。
我現在大部分時間閱讀的是關於古埃及、恐龍、昆蟲和亞馬遜雨林。
不過我也看了派翠西亞·海史密斯、詹姆斯·鮑德溫、埃爾莫·倫納德的書，以及一本關於瘟疫的書。我每晚看一部電影，我最近喜歡的有：[寂寞芳心]、[戰勝惡魔]、[毫不神聖]、[為所應為]、[歸途路迢迢]、[近松物語]、[極樂大餐]、[深情的朋友]、[撒哈拉六號基地]、[好萊塢的價值]、[殺機]。
蒂耶裡·福茂講，[法蘭西特派]在(今年)坎城世界首映挺合適的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我去過坎城很多次，前幾年，他們舉辦了[不可饒恕]25周年放映會，那是我最後一次去坎城。有新的觀眾能看老電影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有好多年沒看這部電影了，所以能再次看到自己，感覺很有趣。
這部電影依舊不錯，有時候，我還能跟著讀那些我當年拍攝的時候的臺詞，有時候我會好奇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是當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很多回憶都會浮現出來。
帶著[蒼白騎士]第一次去坎城感覺很有趣，而且有些不知所措，因為周圍都是人，每件事都要當機立斷。
你之後再去就會輕鬆很多，因為你會覺得，不要太過於逼迫自己，因為最終你要回答很多問題。
[蒼白騎士](1985)
賈樟柯
2013年，我收到了電影節午餐會的邀請，我的英語不是很好，我也很疲憊，出於禮貌，我出席了，覺得我該在午餐會舉行不久後就離開。
當我抵達的時候，看到蒂耶裡·福茂和李安，還有一個坐在輪椅上的男人，我走過去和他們打招呼，然後去外面抽菸。
李安的助理過來找我，李安帶我去見了坐在輪椅上的那個男人，說，「賈，貝託魯奇想和你聊一聊。」
「沒開玩笑吧！」我大聲說出來，這讓我很震驚，我睜大了眼睛，「這是老B(Old B)。」
這個稱呼沒有不敬的意思，貝納爾多·貝託魯奇在1987年的中國拍攝[末代皇帝]，中國電影人會用中國的方式稱呼他為「老B」，表示他是我們自己人。
貝託魯奇握著我的手，開始和我交談。李安來翻譯，「我怎麼能看到[無用]？那是你作品中，我唯一沒看過的。」我有些受寵若驚。
作為前輩，貝託魯奇是如此的慷慨，極大地讚揚了後輩。我被他注意到了，那是最令我鼓舞的事情。
2008年，在[二十四城記]記者會，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站在門後，我走過去，他給我了一個大大的擁抱。我們什麼都沒說，他匆匆離開，但是擁抱帶來的溫暖仍然留在我身上。
2015年，[山河故人]拍照環節，阿涅斯·瓦爾達突然現身，她只是路過，但她沒管相機和閃光燈，直接走過來，一隻手握著我的手，另一隻手握著趙濤的手，我後來看到那天的照片，阿涅斯的目光一直看著我們，充滿了像奶奶一樣的喜愛之情。
貝納爾多·貝託魯奇、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阿涅斯·瓦爾達都去世了，但在坎城，他們留下了他們對年輕一代電影人的關注與溫暖，這使我們繼續保持活力，繼續拍電影。(註：譯自英文原文)
[江湖兒女](2018)
小克萊伯·門多薩
我記得：
-在Debussy或Lumiere影院會有椅子彈起的邪惡的標誌性聲音，有時候是人們想讓其他人知道他們在電影放映20分鐘後就離開了。
-2010年特別展映[豹]的時候，我的證件允許我坐在阿蘭·德龍和克勞迪婭·卡汀娜前面一排。那是我在坎城摺疊空間和時間最為極端的案例，他們就在我身後看完了整部電影，似乎還受其感動。
-[巴克勞]和[水瓶座]放映結束，燈光亮起，蒂耶裡帶著扛著攝影機的人員進來，那種反響與起立鼓掌是非常瘋狂而獨特的坎城時刻，你想讓它結束，同時也想讓它繼續。
[巴克勞](2019)
阿貝爾·費拉拉
[異形基地]首映的那晚，我整裝待發，賓館到電影宮步行需要五分鐘。當我要打領帶的時候，我發現沒有領帶了。
我害怕極了，我的妻子對任何領帶都抱有懷疑的態度，公關人員懇求我扣好我的襯衫，「你是導演，不需要領帶。」但是作為對一切好東西上癮的人，我有一個好主意，我叫了客房服務，告訴服務員我需要他的夾式的領帶，會給他50美元。
他拒絕了，但之後額外給50法郎，我可以使用他的領帶到午夜。我們準確地在5分鐘後抵達了紅毯，這對負責的人員來說，就相當於在敬禮時掐死了戴高樂。
我帶著[絕色驚狂]重返坎城時，那次不是主競賽單元，但因為有丹尼斯·霍珀、碧翠斯·黛爾、克勞迪亞·席弗在，我們在非競賽單元特別展映。
我在那裡有很多時間，敏銳而無拘無束地等待著我們的演員。我聽到公關人員(用兩部對講機)重複說：「好吧，碧翠斯還在洗手間，好吧，她不想出來。」
然後從另一部對講機中說：「克勞迪亞終於穿上了鞋子，她又脫了下來。」45五分鐘後，碧翠斯和克勞迪亞到達。沒有人對碧翠斯或克勞迪亞說過一句話，在聚光燈的閃爍中，她們踏上了紅毯。
[異形基地]
詹姆斯·格雷
我和坎城電影節的關係很奇怪，運營電影節的人對我很好，評選委員會對我也很好。但是那些電影的反響都很奇怪，因為它們在那裡放映，被人們討厭，觀眾總是喝倒彩。
我說，「我為什麼要來這裡？這太愚蠢了。」我就是坎城電影節的蘇珊·盧琪，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是入圍主競賽單元最多次沒拿獎的那一個。
要我說我不是去那裡——我向你保證就是這種情況——我不是去那裡拿獎的，從我拍的第一部去坎城的電影開始就是這樣。
但是我很快學習到了教訓，這麼做的目的並不是讓你感到難過，恰恰相反，我所說的是你感覺需要回去是因為你需要它。
無論電影的反響如何，你都要去。他們太在意噓聲了。但那種熱情，噓聲實際上是媒體熱愛的一種方式，我知道這有些說不通。
家族情仇(2000)
科洛·塞維尼
我第一次去坎城是因為史蒂夫·布西密的[傷心樹屋]。
我記得我和克裡斯和羅伯塔·漢利一同去的。我的行李丟了，那是坎城內情故事之一，每個人的行李都會丟。
我記得我借了羅伯塔的東西，和他們去了Hotel du Cap酒店，他們住在那裡，但是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那裡都是非常有名的人住的地方，當時我都不知道有誰。我記得在寵物公墓拍了照，我和羅伯塔爬來爬去，說，「我們在哪？」
[傷心樹屋](1996)
達內兄弟
對於熱愛電影的人來說，這個五月會是一場損失。對我們而言，更是特別的損失，因為坎城是我們的第二故鄉，它歡迎我們的電影，為我們的電影帶來關注。
我們希望能在明年重返坎城，斯派克·李擔任主競賽單元評審團主席。我們會等待2021年5月的到來，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利用這一停頓來反思我們的工作、電影以及它對社會的功能。
有人說電影的未來在於流媒體平臺的私密空間，在隔離期間，流媒體平臺的廣泛應用或許是證據，但難道這種增長不是只證明了流媒體適合社會封鎖、現實生活消失的情形嗎？
我們真的需要生活在這樣一個偏執的社會嗎？
我們不是渴望在公共空間中彼此生活的社會人嗎？
尤其是在電影院裡，在那裡我們一起在更大的銀幕上觀看電影，然後相聚在咖啡館和餐廳談論我們看到的內容。
這不該引起我們對於領導人的要求，即要求他們延伸對健康、教育和文化的基本權利嗎？
我們也許正處於一種新的團結的曙光中，那由我們想要的東西決定。
[年輕的阿邁德](2019)
奧利維耶·阿薩亞斯
■你有任何關於坎城電影節的特殊回憶或軼事嗎？
□我第一次去坎城是在1977年，和我的朋友Laurent Perrin一起去的。
我們住在離坎城20英裡的我母親的別墅中，我們通常早上搭車去電影節，然後很晚回來，我記得在咖啡館見到了法斯賓德(我是他的狂熱粉，但不敢靠近他)。
■你目前在忙些什麼？看了些什麼？讀了些什麼？
□我現在在啟發我拍[夏日時光]的鄉下的家庭住宅中(別幻想，真的很棒，但電影裡的房子是在別處)。
所以我在這裡隔離，和我10歲的女兒Viki(當她沒和她的媽媽米婭·漢森-洛夫在一起的時候)。因而我就是兼職老師，至少要到5月中旬，那時學校可能會開門吧。
這些天我正在為A24撰寫根據我1996年[迷離劫]改編劇集的劇本，很忙但令人興奮，即使有些滑稽的邪典元素很刺激，但還是符合當下電影環境的。
[私人採購員](2016)
克裡斯託夫·奧諾雷
我的生日是4月，那時，巴黎已飄滿了關於坎城電影節入選影片的傳言了。對我而言，春天就是與打發時間和繁榮的電影相聯繫在一起的。
我生活中失去的東西，我能在電影院獲得。
在青少年的時候，我在布列塔尼看到的電影就帶給我，關於南法擁有最美好的生活的幻想。我成為一名電影人後，我經歷了坎城電影節奇幻又可憐的旅程。
今年，我在我巴黎的陽臺，如果有一兩部電影的名稱飛入我的耳朵，那虛弱的聲響是墓志銘的回聲。我不想說，沒有坎城，它們都變成了「死電影」，但它們會錯過很多。
它們被剝奪了一出生就有仙女與巫婆依靠在搖籃旁的感覺，他們被剝奪了可能性的變質。並不是所有的電影都想要一個神話的命運，但觀眾們需要這些傳奇延續下去。
我們需要相信電影能從我們迷失的生命中拯救我們。沒有坎城電影節的一年是貧瘠的一年。無需否認，那是一個洞，一個空隙，一場令人沮喪的缺席。
[212號房間](2019)
黛布拉·格蘭尼克
在我來到坎城的旅程第三天，官方告訴我要「音效檢查」，這是每部遠道而來的、要放映的電影都要經歷的重要過程。
音效檢查通常是走形式，確保沒問題就行。而這次卻恰恰相反，向我們提出了我們究竟能達到多完美的挑戰。四個技術人員在影院和我見面，他們提出他們第一次猜想，我們在音量杜比 6.8的情形下試一試。
他們播放了聲音很大的場景還有很安靜的場景，每個都很完美，我表示了讚許。他們回復我說，我們現在聽一聽6.7，然後6.9和7.0。
我有些焦慮，他們花了很長時間來對一部電影調試音量，我有些焦躁，想儘快完成。相反，這4個工作人員只是想要最好的效果。我在舒服的影院座椅上放鬆著，所坐的位置是他們建議的，我屈服於我所面臨的現實。
[不留痕跡](2018)
是枝裕和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走紅毯的瞬間。那是2001年，我38歲，我的回憶裡全無驕傲與自滿，甚至沒有一點成就感。
如果有什麼感覺的話，那只有，我感到敬畏。
因為我親身經歷了電影的廣泛影響力及它豐富的歷史。那時，我一下子就接受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及我作為導演的不成熟，而這也讓我體驗到了快樂。
我有了一種意識，儘管我是一滴水，我也會流入電影的大河之中。我意識到我與世界緊密相連，這也掩飾了我在拍電影時，經常體驗到的孤獨。
那是我在那年坎城電影節最大的收穫。
[小偷家族](2018)
穆罕默德·拉索羅夫
在[手稿不會燃燒]展映的前一天，我在坎城的海邊，急忙地趕去影院，有人喊著我的名字，我停了下來。一個男人走過來，向我介紹自己：他是製片人Kaveh Farnam。我想起了他的名字，但我們從沒見過面。
第二天，在放映會上，他在觀眾席，電影結束後，他找到我，擁抱了我，並且請求在我準備開始拍下一部電影時，聯繫他。
兩年後，我決定要拍[謊言]時，我聯繫了他。我們共同製作了這部電影，而從
那天起，我和Kaveh Farnam就成了親密無間的朋友與同事。
2017年，坎城電影節70周年，我們憑藉[謊言]獲得了一種關注大獎；2020年，柏林電影節70周年，我們憑藉[無邪]收穫了金熊獎。
除此之外，我們還一起製作了8部紀錄片、3部劇情片，都是由才華橫溢的年輕的伊朗導演拍攝。這些卓有成效的合作全都是因為坎城的那次見面。
[謊言](2017)
阿斯弗·卡帕迪爾
如果你幸運的話，你會擁有黃金時刻。對我而言，[艾米]在坎城的放映是我精彩旅程的起始。在人群之中，情感在房間內流動，那場放映結束的很晚，大概凌晨3點才結束。
人們走進黑暗之中，在街道上遊蕩，然後你看到評價相當積極，你會想，哦，或許，我們在這能得到些什麼，但你並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
對我而言，那真的很激動，那個階段比頒獎季那個結束的階段更為令人激動，頒獎季更像是累人的活計，而坎城更多的是關於電影本身。
觀眾們在街上排著隊，祈求著電影票。你是在與一個真正熱愛電影、熱愛電影文化並將其視為最高藝術的國度打交道。
那麼如果你熱愛電影，為什麼不去體驗一下？分享一下那種感受？如果足夠幸運，那不如帶著你的作品來這裡？
[艾米](2015)
阿諾·戴普勒尚
即使我去過很多次坎城電影節，我也很難形容它。我們都知道，觀眾們觀看電影的形式有了巨大的變革，我們也知道蒂耶裡·福茂的立場，他拒絕了Netflix製作的電影，而威尼斯電影節接受了精彩的[羅馬]。
因而，我們知道，我們正處在電影世界的危機的中心，而這場疫情也迫使我們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場危機迫使我們重新發明新的形式、新的溝通方式、新的形態。我們沒法繼續思考，好吧，我們繼續像這樣年復一年，不，太荒謬了。
沒有[羅馬]的坎城很荒謬，因為那是那年最好的電影，它屬於坎城，你懂嗎？
[魯貝之燈](2019)
羅伯特·艾格斯
坎城的全部體驗就是很狂野，因為充滿了能量與激情。很明顯，我不知道該對坎城有哪些期待，羅伯特·帕丁森和威廉·達福來過很過次，他們告訴我了一些故事。
羅伯特為我講述了，我們要繼續前進的時候，在坎城電影節被喝倒彩是什麼感覺。我真的被嚇壞了。
在了解到人們不僅接受了這部電影([燈塔])，而且他們還理解了我和我的兄弟的意圖，那感覺真的很棒，同時還知道很有影迷排著隊想看這部電影，真的是受寵若驚的體驗。
[燈塔](2019)
克萊爾·德尼
在疫情之前，坎城對我而言，就是無論我去不去，它都是春日的溫暖瞬間。即使我沒去，我也知道主競賽的片單，我在報紙上追蹤坎城的消息。我不在坎城的話，我就通過那些文章了解。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一個沒有坎城電影節的五月。
[心靈暖陽](2017)
文章已於修改
原標題：《言論 | 他們，我們想念你，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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