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世界裡，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坎城電影節的非凡魅力。每年5月的坎城電影節，明星和導演們都會聚集在這裡，接受媒體和同行們的審視、讚美和評判。在這一周半的時間裡，年度的電影傑作逐漸掀開了面紗並開始贏得了世界級的聲譽，狂熱的掌聲和喧鬧的噓聲此起彼伏。
今年因為疫情，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但是我們並沒有就此放棄。因此，《紐約時報》邀請世界各地的電影人撰寫了名為《我們想念你，坎城電影節》的文章。這群電影人們寫下了他們對於坎城電影節的回憶以及精彩瞬間。
以下是10位電影人的節選：
韋斯·安德森
2012年他帶著《月升王國》來坎城
你有任何關於坎城電影節的特別回憶或趣聞嗎？
至今我只去過一次，電影節的藝術總監蒂耶裡·福茂真的很懂如何運營一個電影節。那裡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各種類型的好電影，還有什麼比在地中海的海岸邊，觀看一部完美修復的251分鐘的《美國往事》更美好的事呢？
目前你在忙什麼？看了哪些電影和書呢？
我有一個4歲的女兒，和大多數家長一樣，我現在就是一個兼職的老師。我現在讀的很多書都關於古埃及、恐龍、昆蟲和亞馬遜雨林，不過也讀派翠西亞·海史密斯、詹姆斯·鮑德溫和埃爾莫·倫納德的作品，以及一本關於瘟疫的書。
我每晚都會看一部電影，最近比較喜歡的電影有：《寂寞芳心》、《戰勝惡魔》、《毫不神聖》、《為所應為》、《歸途路迢迢》、《近松物語》、《極樂大餐》、《深情的朋友》、《撒哈拉六號基地》、《好萊塢的價值》和《殺機》。
是枝裕和
坎城展示影片中包括《距離》《小偷家族》
我永遠記得第一次在坎城走紅毯的瞬間。那是2001年，我38歲。我對那一刻的記憶與驕傲、自尊甚至是成就感無關。
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我的敬畏之情。
因為我親身體驗到了電影的博大精深和豐富的歷史。然後，一旦我接受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以及作為一個導演的不成熟，我開始體驗到了快樂。
我有了一種意識，雖然我只是一滴水，但我也會流入電影的大河之中。我意識到我與這個世界有了緊密相連，以往拍電影時產生的孤獨感此時頓然消失。
這是我在坎城電影節中最大的收穫。
賈樟柯
坎城電影節的常客，《天註定》《江湖兒女》等多部影片在坎城電影節亮相
2013年，我收到了電影節午餐會的邀請。我英文英文不好也有點累，出於禮貌，我打算現身後就儘快離開。
當我抵達的時候，看到福茂、李安導演和一個坐在輪椅的人。我過去和他們打了聲招呼，就去外面吸菸。
李安導演的助手過來找我，李安帶我去見了坐在輪椅的人，說：「賈，貝託魯奇導演想和你聊幾句。」
「沒開玩笑吧！」我大聲喊出來，這讓我很震驚，「這是老B（Old B）。」
這稱呼沒有不敬的意思，貝託魯奇在中國拍攝過《末代皇帝》，中國的電影人用中國人的方式稱呼「老B」，表示他是自己人。
貝託魯奇導演握著我的手開始說話，李安來幫助我翻譯，「怎樣能看到《無用》？那是你的作品中，我唯一沒看過的。」我有些受寵若驚。
作為前輩，貝託魯奇不吝表達對晚輩的讚揚。自己的作品被他注意到，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鼓舞人心了。
2008年，《二十四城記》坎城新聞發布會的時候，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導演站在門後，我走過去，他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我們什麼都沒有說，他轉身離開，但是擁抱的餘溫仍留在我身上。
2015年，《山河故人》拍照環節時，阿涅斯·瓦爾達導演路過，在幾十臺相機面前突然徑直走了過來，一隻手拉著我，一隻手拉著趙濤。之後我再看那天的照片，她的視線一直看著我們，目光中有一種外祖母般的慈愛。
貝託魯奇、阿巴斯、阿涅斯·瓦爾達如今都去世了，但在坎城電影節，他們留下了對年輕一代電影人的關注與溫暖，讓我們從中吸取力量，並堅持拍電影。
愛麗絲·洛爾瓦徹
她的《幸福的拉扎羅》和《奇蹟》曾入圍了坎城電影節
坎城改變了我的生活。
它向我展示了那些可以拓展我天馬行空思想的電影，也為身為導演的我表示了熱烈的歡迎。
當我寫下這些想法的時候，我聽到了窗外傳來的鄰居Carlo的聲音，他與坎城也有些聯繫。
Carlo Tarmati是一名卡車司機，我以前從來沒有和他交談過， 因為他是我父親最大的宿敵。我們兩家的房子就坐落於相鄰的小山坡上。每當我父親和Carlo互相斥罵的時候，他們的叫喊聲就會在樹林裡迴蕩。
在我為《奇蹟》選角時，Carlo來試鏡了。當時我很尷尬，因為他是敵人，但是他是天生的演員。
隨著我們的合作，我們也開始越來越了解彼此。接著我們的電影入圍了坎城電影節，我有些心慌。我想帶Carlo去，但我也想帶我的家人，但是他們萬一在電影節期間打起來應該怎麼辦？
我還記得《奇蹟》劇組的紅毯儀式上，我的姐姐阿爾芭牽著我的手，亮相的還有參演電影的四個小演員、我的父母、我的女兒、光彩奪目的莫妮卡·貝盧奇，當然還有Carlo。
我一直緊張的看著父親。放映開始後，Carlo和父親在電影中找到了自己，他們又哭又笑，還分享恐懼。他們很喜歡我們共同完成的電影。在放映結束後的派對上，他們彼此開玩笑，幾天之後他們成了最好的朋友，形影不離。
樹林裡再也沒有傳來憤怒的叫喊聲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友好的問候。
在隔離期間，Carlo Tarmati是我父母唯一見的外人。他們彼此幫忙一些無法獨自打理的農活，他們成為彼此的陪伴，每天晚上就睡前都會打電話給對方問候。
這是坎城改變我生活的一種形式。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坎城的寵兒，曾有五部影片入圍主競賽單元，在2009年獲得終身成就金棕櫚獎
我去過坎城很多次。幾年前，他們舉辦了《不可饒恕》25周年放映會，那是我最後一次去那裡。很高興有新的觀眾去看一部老電影。
我有好多年沒看這部電影了，所以再次看到自己，感覺很有趣。
這部電影依然不錯。有時候，我還能跟讀當年的臺詞，我也好奇是怎麼回事。但是當我看到這部電影時，很多記憶都會重新湧上心頭。
第一次帶著《蒼白騎士》去坎城的時候非常有趣，也有些不知所措，因為周圍有很多人，很多事情都需要當即決定。
後來再去的時候，就會相對輕鬆，因為你會說，好吧，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緊張，因為最終你都需要回答很多問題。
阿貝爾·費拉拉
《壞中尉》、《異形基地》《絕色驚狂》曾在坎城放映
《異形基地》首映式那晚，我整裝待發，計算好了從酒店到放映廳的五分鐘走路的完美時間，然後準備去系領帶，但是發現沒有領帶，我害怕極了。
當時我妻子對所有的領結都持懷疑態度，但公關部的人要求我把襯衫扣好就可以了，「你是導演，你不需要領帶。」就像所有的癮君子都能在最後一刻找到解決辦法，我也想到了一個好點子。
我打電話給酒店服務，告訴（服務員）我想用五十美金換他的卡夾式領帶。他先是拒絕了，但在我又給了五十美元的法郎後，我得到了這條領帶直到午夜的使用權。
我們到達紅地毯時整整遲了五分鐘，這對於負責人來說，無異於在行禮時掐死了戴高樂！
現在我們回到《絕色驚狂》的時間。那部電影並沒有入圍主競賽單元，不過因為有丹尼斯·霍珀、碧翠斯·黛爾和克勞迪亞·席弗參與，我們要在非競賽單元做特別放映。
我提前很多時間到達現場，沒系領結，有點焦急地繼續等待演員們的到來。我聽到我們的公關人員（拿著兩部手機）重複說：「好的，碧翠斯還在她的化妝間，好的，她現在拒絕出來。」然後從另一個電話中傳來聲音，「克勞迪亞終於穿上她的鞋子了，她又脫了它們。」
四十五分鐘之後，碧翠斯和克勞迪亞到了。沒有人對她們說過一句話，她們開始踏上了紅地毯，世界上所有的燈光都為之閃爍。
達內兄弟
《羅塞塔》和《兩天一夜》入圍坎城
這個五月對每個熱愛電影的人來說都會失去一些東西。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巨大的損失，因為坎城就是我們的第二個家，收養我們的第二家鄉，它擁抱我們的電影並讓它們受到更多的關注。
我們希望明年回來時還是繼續以斯派克·李擔任評委會主席。在我們等待2021年5月的時間裡，我們覺得應該利用這次活動的停頓來反思我們的工作，反思電影，反思電影在社會中的作用。
有人說，電影的未來存在流媒體平臺的私人空間裡。疫情隔離期間這些平臺快速增長的用戶就是證明。
但這種增長難道不是只能證明，流媒體符合一個現實社交生活已經消失的禁錮社會的需求嗎？
我們真的要生活在這樣一個偏執的世界裡嗎？
我們這些社會人難道不就是渴望在公共空間裡與他人相處，尤其是在電影院裡，我們可以一起在比自己大的銀幕上看電影，然後聚在咖啡館和餐廳裡聊一聊看了什麼嗎？
這難道不應該喚醒我們去要求我們的領袖們，要制定和擴展對健康、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權利嗎？
我們也許正處於新型社會團結的萌芽期。這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願望。
克裡斯託夫·奧諾雷
參與坎城《喜歡，輕吻，快跑》
我的生日是在四月份。一般這個時間，巴黎就會捕風捉影地傳播著哪些電影會入圍坎城電影節的風言風語。
對我來說，春天總是與避開喧囂和活躍在電影院裡聯繫在一起。
我在生活中失去的，可以在電影院裡獲得。
當青少年時期，我從布列塔尼大區夢見的那些電影似乎是法國南部最美的生活。之後我成為了一個電影人，從而開始經歷坎城選片美妙而有悽慘的冒險之旅。
今年，從我的巴黎陽臺上，如果有一兩部電影的名字傳入到我的耳朵，那微弱的聲音聽起來猶如墓志銘般的共鳴。
我並不想說沒有了坎城電影節，它們就成了死電影，但它們會錯過一些東西。它們被剝奪了有仙女和女巫靠在搖籃邊的誕生儀式。它們被剝奪了可能的脫胎換骨的機會。
所有的電影都不希望有童話般的命運，但觀眾需要這些傳奇故事的延續，我們需要相信電影能拯救我們迷失的生命。沒有坎城的一年是缺失生命力的一年。無需去否認它。它是一個洞，一片真空，一次無法彌補的缺席。
羅伯特·艾格斯
第二部長片《燈塔》入圍了「導演雙周」單元
整個經歷對我來說太瘋狂了，因為滿場的能量和激情。顯然我並不知道坎城會給我帶來什麼，羅伯特·帕丁森和威廉·達福他們來過很多次了，他們給我講了很多事情。
就在我們放映之前羅伯特告訴我在坎城電影節被人喝倒彩的感覺。我當時真的挺擔心的。
在了解到人們不僅接受了這部電影，並且還能理解我和我哥哥的意圖，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然後我知道還有那麼多影痴希望能看到這部電影，我想說的是，那真是一次令人難以忘懷的體驗。
克萊爾·德尼
處女作《巧克力》
在這場疫情發生之前，不管我去不去坎城，它對我來說都代表著春日裡的一陣溫暖。
即使我不去，我也會知道所有主競賽單元的電影名單，我會緊跟著媒體報導，閱讀所有的文章。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一個沒有坎城電影節的五月。
科洛·塞維尼
曾擔任「影評人周」單元的評委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是因為史蒂夫·布西密導演的電影《傷心樹屋》。我記得當時是和製片人克裡斯·漢利和羅伯塔·漢利一起飛過去的，他們也都是演員。
然後我的行李丟了，這是坎城無需言說的故事之一，每個人都丟過行李。
我記得我必須借用羅伯塔的東西，跟著他們去了他們住的伊甸豪海角酒店，但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那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下榻的地方，可關鍵是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是有頭有臉。
我記得我和羅伯塔在動物公墓裡拍了一張照片，我們兩個人慢悠悠得走著，就像是，「我們到底在哪裡？」
翻譯自：《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