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寄生蟲》獲得了第 92 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成為第一部獲得最佳影片獎的非英語片。這個結果出乎人們的預料，不少人表示不能理解。
頒獎典禮結束後至今，已經有專業人士從電影的劇情、導演的經歷、韓國電影業水平和韓國政府的重視與扶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這幾個方面多跟電影本身有直接的聯繫。
然而，一個獎項的評定，不僅需要選手，也要依靠評委。評委的喜好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只討論電影，卻完全忽略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英文簡稱：AMPAS，本文簡稱：學院，奧斯卡金像獎的主辦單位），則略顯片面。
《寄生蟲》獲獎由方方面面共同作用，直接決定因素是電影和評委。It always takes two.
奧斯卡採取的集體投票，是利用成員之間的差異性，來保證評選結果的公正，避免有失偏頗。
根據 @北方公園NP 《》的介紹：截止 2018 年 6 月，學院成員數量已經超過 9200 人；職業構成涵蓋 17 個行業協會，演員佔比最高，約有 20%。獲獎結果由學院成員集體投票產生（歐洲三大電影節則由少數專業評審組成的評審團決定），採用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ballot）；這種投票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選擇出更多人喜歡的好電影。
然而，成員之間的共性卻會成為這個體系的漏洞。過去，學院的成員多為美國白人男性：他們去相同的聚會，看一樣的影視雜誌報紙。成員之間的共同性大於差異性，奧斯卡也經常被批評帶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
同時，人們可以利用這個共同性來幹預評審結果。《奧斯卡獎是怎麼評出來的？》有提到集中免費觀影、酒會、晚宴、禮物和《Hollywood Reporter》的廣告位都是操縱評選結果的手段。而 Harvey Weinstein 更是整合併系統化了這些套路。
針對人口屬性的共同性，奧斯卡近幾年也在不斷增加女性、少數族裔和外國人的比例，從而確保結果的公允。學院加強規定、增加處罰力度，也可減少參選電影之間的不當競爭。
學院成員的吸納是有門檻的，即一個人需要在電影行業有一定的成就或影響力，才能被邀請。這往往意味著，候選成員的財富水平已經超越了普通人。因此，可以認為學院成員中有一部分人（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人）都過著《寄生蟲》中的富裕生活：獨棟別墅、花園、私人司機和傭人。
學院成員的生活和《寄生蟲》相契合，這種學院成員隱形的共性，影響了最佳影片的評選。
如果說，這些能夠被統計的人口屬性是顯性的共性，可以被及時發現並糾正；那麼，需要注意的是，隱性共性的發現和調整，則相對更困難一些。
學院成員的隱性共性，財富水平和社會地位，則更像是奧斯卡評選的結構困境。除非改變這一模式，不然這個共性將一直存在。
這次是《寄生蟲》因此受益，不知道下次會是怎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