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利機長和中國機長

空難題材的電影比較少見，一是因為飛機作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極少發生事故；二是因為一旦發生事故，機毀人亡是大概率事件，這種結局只適合拍成紀錄片（甚至還必須誌異）。想通過電影來講述一個關於機長的故事，倖存幾乎成了必要條件，而奇蹟並非總是發生。此外，從飛機發生故障到迫降成功，留給機長的有效時間本就極其短暫，把一個需要讀秒的段落擴展成電影劇本，難度不小。

為了避免用注水的方式表現空難，《薩利機長》另闢蹊徑，把迫降作為故事的楔子，電影的大部分時間其實跟開飛機沒什麼關係。相比之下，《中國機長》依然冥頑不靈地把重點放在8633備降雙流的42分鐘上。劉偉強很可能是在電影開機後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一部電影的體量是需要兩個小時的。最終我們看到了片頭那如同川航宣傳片似的二十分鐘。就像沒有哪個乘客會認真觀看起飛前的安全須知一樣，但凡坐過飛機的人，就不可能對電影的前三分之一感興趣，因為它太日常了，以至於根本就不是電影。片尾的二十分鐘則是由一堆雜碎拼湊而成，有毫無節制的煽情，有拉薩旅遊宣傳片，還有嚴重失實的空難周年聚會。據劉傳健回憶，8633事件後，機組人員的心理創傷極其嚴重，機組的同事們從不會一起談論這件事，大家很有默契地選擇迴避。「很多事情，都能讓我們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大家都想忘記。」這是機長的原話。當毛阿敏的《我愛祖國的藍天》在片尾唱響時，不禁讓人懷疑創作者的心態是否健全，他們對於劫後餘生者缺少同情和敬畏，而是異想天開地為他們代言，繼續熱愛這片幾乎讓他們喪命的深淵。

即便把目光放在最關鍵的迫降環節，電影依然沒能給觀眾什麼乾貨。最核心的問題在於，電影對於當時機艙環境的嚴酷以及劉傳健的業務能力幾乎沒有進行任何視聽呈現，隔著屏幕觀眾理解不了中國機長的偉大之處。近萬米高空，風擋爆碎，這種體驗相當於你身在珠穆朗瑪峰頂，穿著單衣，以時速八百公裡狂奔的同時玩微軟模擬飛行。在低溫、失壓、恐慌、儀表失靈、副駕駛重傷等一系列惡劣條件下，要保住119名乘客的性命，依靠的絕不可能是張涵予的什麼狗屁信念，而應當是過硬的專業能力。有航空專家說，劉機長在這個過程中作出了三個關鍵性的判斷，一是沒急於找氧氣面罩，而是先把控飛機狀態，二是把飛機坡度改平，三是直接收光油門（還有專家說他做對了28件事）。我們自然不用糾結具體數字，我們也不必成為航空領域的專家，但電影應該把這些關鍵細節掰開揉碎了解釋給觀眾聽，而觀眾理解與否其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這些細節的存在本身就能讓電影產生實感。就像《薩利機長》裡，208秒迫降哈德遜河一共重演了三次，技術細節一次比一次豐富，觀眾因此感受到了飛機駕駛高度專業化的要求，嚴峻感和緊張感由此產生。而在《中國機長》裡，我們只看到張涵予眉頭緊鎖，想著自己的女兒，然後就把飛機開回去了，他究竟是怎麼能人所不能了，我們無從得知。只有杜江在不停摩挲他手臂時，我才模糊地意識到，機艙裡大概挺冷的。在《中國機長》裡，我們其實看到了導演對真實的恐懼，似乎不依靠那些浮光掠影，就不能讓人性之光浮誇地拔地而起。

就算只討論主題，同樣是主旋律電影，《薩利機長》也比《中國機長》高明得多。哈德遜奇蹟給薩利打上了「英雄」的標籤，但「英雄」對外成了眾人圍攻的標靶，對內化身揮之不去的夢魘。好事的記者語不驚人死不休，NTSB的官員不斷追問和驗證迫降的必要性。薩利本人則患上了嚴重的PTSD，還面臨著事業的付之一炬和名譽的晚節不保。可是，我們依然不能將這電影裡的任何一個人指認為反派，他們的所作所為無可厚非。薩利機長的自傳就叫Highest Duty，對於薩利而言，保障乘客的安全是他的最高職責，而那些試圖否定他英雄身份的人，也是在踐行自己的職責，他們殊途同歸。這一切其實都指向一個健全社會應有的一環，也就是各方面的監督制衡，其價值在於保護公共利益不因任何個人意志而受到損害。而這種制度，歸根到底是指向了美利堅的偉大。

伊斯特伍德和湯姆漢克斯都是老而彌堅，大智若愚。這是藝術家成熟後最可貴的氣質，醇而不烈。電影從頭至尾沒有任何炫技的成分，極致內斂。要不是片尾那段藏頭露尾地頌揚紐約嬌子的字幕，我幾乎就忘了這電影其實也是在變向地歌唱祖國。把這兩部電影放在一起比較，你能真切地感受到煽情的低級，真正高超的藝術，從不鼓動你給自己貼什麼高尚的標籤，而是潛移默化地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