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園林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天津大學建築學院主辦，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浙江攝影出版社、北京呈古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獨樂（北京）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協辦的「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中國營造學社紀實」展近日在北京中國園林博物館開幕。此次展覽以「中國營造學社」這一深具時代代表性與影響力的組織團體的創立、發展及歷史貢獻為切入點，呈現學社先輩們的家國情懷、學術抱負和研究成果，進而喚起大眾對中國古建築乃至中華優秀傳統遺產保護的文化自覺。
展覽由「悠悠經年」「春華秋實」「山河故人」三個部分組成，通過照片、圖檔、模型、測繪圖、手稿、書籍刊本、人物圖譜等多種展覽形式，系統梳理了與中國營造學社相關的時間、事件、人物，層層遞進，凸顯學術精神和人文情懷。展覽力求全方位、立體化地再現那個特殊年代，自強不息的中國人民為保護民族優秀歷史文化遺存所走過的艱苦歲月、所取得的累累碩果。
在展覽現場，由協辦方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的《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和《蠖園文存》首次亮相，這是浙江攝影出版社為此次展覽精心製作的專題圖書，也是對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九十周年的特別紀念。
參觀展覽的專家學者表示，自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以來，其貢獻與影響歷90年而不減，在20世紀中國建築學發展歷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營造之源：「天書」《營造法式》
中國營造學社之名，源於一部北宋官方頒布的建築設計、施工規範《營造法式》。此書第一次將中國古代的建築技藝規範化、標準化，記錄並展示了我國古代建築工匠的卓越才能和高超水平，堪稱唐宋時期中華建築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然而自北宋至清末，由於戰亂等諸多原因，《營造法式》逐漸遺失，最終只能依靠手抄本流傳，靠少數文人、藏書家的抄本和廣收天下圖書的《四庫全書》才得以存世。
1919年初，時任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的朱啟鈐前往上海參加會議，途徑南京時，在江南圖書館發現了晚清藏書家丁丙「八千卷樓」所藏抄本《營造法式》，異常驚喜。這是他第一次親眼看到這部奇書。此前已發現的中國古籍中有關建築的術書僅有一部《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而《營造法式》作為中國建築史上承上啟下的核心文本，意義顯然更為重大。此本雖為輾轉流傳的手抄本，但內容相對完整，在當時十分罕見，堪稱「稀世之寶」。朱啟鈐遂主導以石印之術印行，以廣其傳。此「石印本」便是《石印宋李明仲營造法式》，又稱「丁本」，是自南宋以來首部公開發行的《營造法式》印行本。
「石印本」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第一，石印本的面世，催生了之後「陶本」等諸多版本的出現，也直接促成了近現代以來蔚為壯觀的《營造法式》版本修訂和學術研究的歷史。第二，此書使朱啟鈐先生「治營造學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發見亦漸多」，進而激發其研究中國營造之學、成立中國營造學社的宏願。第三，發現丁氏抄本《營造法式》的1919年，正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看似簡單的舊籍影印，卻擔負著深重的歷史使命。朱啟鈐和齊耀琳（時任江蘇省長）為「石印本」所作序中，都以一種民族危機感和愛國情結寄厚望於《營造法式》的刊行。第四，與此前歷代重刊、重抄和收藏的內在動因不同，「石印本」首次以中國古建築研究重要史料的身份得到海內外學者的關注和重視，而不再單純作為珍貴的古籍而被束之高閣。「石印本」的面世反映出現代學者對《營造法式》價值的再認識。第五，「石印本」原為手抄本，經過多年輾轉傳抄，難免存在文字、圖樣舛誤等問題，然而它是近代以來《營造法式》研究史與中國古建築研究史邁出的第一步，這是標誌性的一步，極為重要。所以梁思成先生認為「石印本」的出版「在研究中國建築的路程上立下一個極重要的標識」。
「石印本」是現代學者研究《營造法式》繞不開的版本。然而當時受制於技術的限制，此書印量不多，目前已十分罕見。此後的百年間，此書從未重印。因而許多學術論文每每談及此書，因未見實物，口口相傳，故多有訛誤（最基本的如冊數、尺寸大小等）。2020年，浙江攝影出版社在「石印本」出版100年後再次影印此書，原樣復刻，不但是對百年前「石印本」誕生的紀念，更為專業人士提供了難得的資料，有利於學術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在《營造法式》的諸多版本中，「丁本」（即「石印本」）之後對後世影響最為廣泛的莫過於「陶本」，這是朱啟鈐先生委託著名藏書家陶湘用諸本匯校「丁本」後的成果。陶氏用文淵、文溯、文津三閣的《四庫全書》本及當時所見其他各種公私藏本合校，以傳統文獻學方法，「時閱七年，稿經十易」，並按當時偶然發現的清內閣所藏宋刊本殘頁定版式，於1925年畢工。這是《營造法式》研究史上一次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專業性版本考證和校勘，世稱「陶本」，又稱「仿宋本」，是現代第二個《營造法式》印行本。「陶本」出版後，很快以「精刊精印」贏得海內外學者關注，廣受好評。朱啟鈐將此本贈予當時的學界名人，如梁啓超、王國維等。梁啓超先生收到後，特將「陶本」寄與尚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的次子梁思成，並在書上寫下「思成、徽因，俾永寶之」的寄語，激起梁思成先生研究《營造法式》和中國古代建築史的強烈興趣。然而當時在缺少實物對照研究的情況下，這本塵封千年的建築工程規範還是未經破解的「天書」。
1932年，商務印書館縮印「陶本」，收入「萬有文庫」系列，1933年12月編入「萬有文庫初編」出版。1954年又縮小重印為普及本，學界將其稱為「小陶本」。「小陶本」小巧、便攜，是流傳最為廣泛的版本，也成為許多研究者的工作用本，其中就包括營造學社成員之一的陳明達。
陳明達（1914—1997）是繼梁思成、劉敦楨等中國建築歷史學科奠基人之後，又一位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傑出的建築歷史學家，尤其以宋《營造法式》研究享譽國內外。自1932 年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後，陳明達的學術研究始終與《營造法式》密切相關。其生前撰寫的《應縣木塔》《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獨樂寺觀音閣、山門的大木製度》等高水平著作是學界公認的、具有突破性進展的重大研究成果。
在使用過程中，陳明達在「小陶本」上做了許多工作，包括全文句讀、條目統計、文字校勘、古籍核對等。他關注的問題全面，思考深入，不僅包含相當廣泛的版本比較，書中至少有「四庫本」（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本）、「故宮本」、「丁本」、「竹本」的批註，而且對內容的理解、思考也甚多，包括石段標準、鬥拱布置設計等問題。浙江攝影出版社將陳明達先生使用的「小陶本」影印出版，即《營造法式（陳明達點注本）》。此點注本不但細緻地呈現了陳先生對《營造法式》的研究與思考，更是將其嚴謹的治學思路和執著的科學精神示予後來學者，使後人能在其研究基礎上取得新的突破與進展。
營造之人：學社創立者朱啟鈐
中國營造學社創立者、首任社長朱啟鈐（1872—1964），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朱啟鈐祖籍貴州，生於河南信陽，三歲喪父，與母親寄居於外祖父傅壽彤家。二十歲時姨父瞿鴻禨奉督四川學政，他隨往四川歷練。朱啟鈐長於事務，瞿倚為左右手。瞿離任，為他捐了個從七品府經歷，從事鹽務管理、開鑿險灘等事務。這是朱啟鈐接觸工程之始，從此對土木建築興趣大增。後從瞿鴻禨赴江蘇，入京師，充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署京師內城巡警廳丞，旋調外城巡警廳丞，創辦京師警察和市政管理體制。民國期間，朱啟鈐任交通總長、內務總長等職。在任期間，他主持改建正陽門城樓，拆除千步廊、打通東西長安街，創辦北京第一個公園——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修築環城鐵路，開辦中國第一個公立博物館——古物陳列所（後併入故宮博物院），創建傳染病醫院。這些大事，都是他在短短四五年內完成的。朱啟鈐還是一位成功的實業家，曾經營中興煤礦，創辦中興輪船運輸公司，參股銀行業務。
朱啟鈐最為人稱道的成就是創辦中國營造學社，並以自己深廣的人脈，聚合了一大批中外學界、工商界、金融界、政界的精英人物。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的加入，更為中國營造學社的發展帶來了強大的動力。他們組織開展了對河北、河南、山西、陝西、浙江等省古建築遺存的調查，短短數年即取得豐碩的成果，撰寫了一系列價值很高的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並在此基礎上校訂、研究《營造法式》。抗戰期間，營造學社被迫遷往西南，繼續進行對西南建築的調查和研究，並恢復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一、二期。抗戰勝利後，由於家國經濟積弱已久，民生凋敝，學社經費山窮水盡，於1946年併入清華大學營建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朱啟鈐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任第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古代建築修整所顧問。
朱啟鈐一生貢獻甚鉅，但著述不多，除編有《絲繡筆記》《存素堂絲繡錄》等外，另有三卷《蠖園文存》，出版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鉛印線裝，一函兩冊，卷上、卷中收錄公牘，卷下主要是書序、長輩行述墓表文字，凡七十三篇。其文條分縷析，邏輯嚴密，語言樸實，明白曉暢，亦如他的為人治事。朱啟鈐身居高位，平生所為，多關典章國故，因此，這部文存亦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學及朱啟鈐生平的重要資料；而其中《石印營造法式序》《重刊營造法式序》《營造學社緣起》《營造學社開會詞》諸篇，對於營造學社史研究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鑑於《蠖園文存》的重要學術價值，且久未翻印，傳本甚稀，近日浙江攝影出版社將其影印出版，原樣復刻，以饗讀者。
浙江攝影出版社社長鄭重（左）向中國營造學社成員陳明達後人殷力欣（右）贈書。浙江攝影出版社 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