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張頔
薊縣獨樂寺、正定隆興寺、大同華嚴寺、應縣木塔、趙州橋、晉祠……十一黃金周期間，這些以古建築知名的景點會迎來一撥撥國人的遊覽和觀摩。正是90年前成立的中國營造學社，讓這些古建不再只是默默矗立在北方的田野。營造學社奠定了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基礎，令中國古代建築的基本原則和發展譜系首次擁有了讓人信服的系統解釋。更為重要的是，營造學社歷經內憂外患的洗濯，邁出的每一步都以忠貞的家國情懷作為底色。
「天書」現世，中國人要研究自己的建築史
營造學社的創立，當然要從《營造法式》這本書說起。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和內務總長的朱啟鈐，在任期間主導了古都北京的許多近代化工程，對北京古建築有濃厚興趣。
1919年，朱啟鈐受命以北方總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參加南北議和會議。途經南京時，他在江南圖書館意外發現北宋李誡所著建築術書《營造法式》手抄本，共34卷。被譽為近代中國第一位古建築專家的朱啟鈐大喜過望，因為這是我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築技術書籍。
《營造法式》是北宋徽宗朝官方編纂出版的關於建築設計與施工的專著，其性質接近今天的設計手冊加上建築規範。此書之於中國古代建築史，恰似古羅馬維特魯威的《建築十書》之於西方古代建築史，都具有學科奠基的意義。只不過由於時隔近千載，書中所記關於北宋建築的內容，不要說設計原則，就是普通的名詞、術語，都已非清末民初老匠師們所能解釋，在時人看來已近乎「天書」。
議和破裂後，朱啟鈐辭去所有官職，費時7個年頭、花了5萬多元，在學者的幫助下對手抄本進行勘校，並於1925年印刷出版，其中一套送給了著名思想家梁啓超。這一年，梁思成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學習，很快就收到了父親梁啓超轉寄來的《營造法式》。
當時的梁思成，雖然在建築系的主要專業課——建築設計課中成績優異，但他更痴迷於建築史。課餘時間，他常常泡在建築系的圖書館裡研讀西方建築史經典，而在掩卷沉思、發思古之幽情之時，深深感慨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居然沒有一本國人書寫的中國建築史。收到《營造法式》後，梁思成既興奮又懊惱——「當時在一陣驚喜之後，隨著就給我帶來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因為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
國際學界缺少對中國建築的認識和研究；而在國內，中國文人階層認為這不過是屬於「匠人」們的形而下技藝，不具過多的精神價值。於是，中國古代建築的天賦全然顯現在工匠手上，那些絕世技藝歷來是口口相傳，落在紙面上的極為稀少。當工匠們飄然逝去，也就是中國古建築壽終正寢之時。
中西相交的時代風潮下，一場建築領域的「整理國故」運動迅速開展。1930年3月，位於天安門後身的十幾間破爛不堪的西廡舊朝房，悄然掛起了「中國營造學社」的牌子。由朱啟鈐出資，我國第一個古建築研究團體，就這樣開始了不凡的旅程。
搶救國寶，研究典籍結合實地考察
營造學社在北京創立後，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這座故都北郊的圓明園。搜集史料、搶救遺物、測繪勘察、遺址保護……僅從圓明園搶運出的雲片石就有一千車，那些有觀賞價值的遺物則轉運至中山公園供人們參觀。1931年，營造學社舉辦了「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展出內容包括搶救出來的蘭亭八柱與石碑、露水神臺，以及青蓮朵、青雲片、搴芝石、繪月石四塊奇石、石刻等，此外還有1800多件圓明園「樣式雷」圖檔和18具燙樣模型。這些國寶級文物，因營造學社竭力搶救而僥倖逃離覆滅的厄運。
劉敦楨
在朱啟鈐的感召下，營造學社很快集聚了國內相關領域最優秀的專家：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建築學家劉敦楨任文獻部主任；考古學家李濟、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建築學家林徽因、楊廷寶等等都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
營造學社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不僅僅拘泥於技藝層面，而是將其置於大文化、大歷史背景之下，與眾多學科勾連在一起，進行透視和解剖。學社的名字之所以不叫中國建築學社，玄機便在這裡。其研究模式呼吸著變革的清新空氣，把研究典籍與現場勘察結合，突破了沉迷於書卷的古老成規。
梁思成從北京的明清古建築開始學習研究，以故宮為藍本，拜老匠人為師，結合清雍正時期頒布的工部《工程做法》一書，初步廓清了清代建築的基本營造法則，並於1932年完成《清式營造則例》，該書至今依然是研究清代建築的入門讀物。相較於清代《工程做法》，北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則困難得多。由於時隔近千載，書中所記關於北宋建築的內容，不要說設計原則，就是普通的名詞、術語，都已非當時工匠們所能解釋，只能從宋代的實例中去探求。
於是，在整個華夏大地上努力尋找《營造法式》時代的木結構遺物，成為破譯這部天書的最關鍵工作，學社開始對全國重點古建築進行調查、測繪和研究。
1937 年，林徽因在測繪佛光寺內的唐代經幢
首先從北京開始，專家們背著照相機、盒尺和筆記本，對故宮、太廟、社稷壇、北海、十三陵等近百處古建築進行了考察。僅對北京中軸線上主要建築進行的測量，就繪製出數百幅圖紙。隨之，他們又對華北地區137個縣市的1823座古建築堂、房、舍進行勘察，詳細測繪206組建築，完成測繪圖1898張。
從1932年學社工作全面開展至抗日爆發前的五年內，學社成員走過中國上百個縣市，尋訪近千處古代建築，對它們第一次做了現代科學方法下的測繪記錄與研究，其中許多建築的意義是首次被認識，例如明確了五臺山佛光寺為中國唐代木構建築實證。
獨闢蹊徑，後來居上贏得中日研究競賽
去各地考察古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並非易事。除了路阻難通、炮火不熄這些現實中的難題，與國外尤其是日本學者的研究競賽，也為學社成員添加了不少的額外壓力。
由於國內建築學研究的滯後，對中國古建築的科學考察，不論西方學者還是日本學者都開始得更早，相當多學者的調查範圍也極為廣闊而全面，日本學者的研究對中國營造學社影響尤大。
伊東忠太是日本著名建築史家，從1901年就開始了中國古建築的考察之旅，並成為在紫禁城進行測繪的第一人——那一年梁思成才剛剛出生。早在1905年，他就在瀋陽抄錄了文溯閣四庫全書本《營造法式》，並將抄本存放在東京大學。不過，伊東忠太沒能讀懂這部「天書」，對之頗為輕視。
對於研究中國古建築，尤其是科學的田野考察，日本學者不無傲慢地認為理所應當由日本人來做。伊東忠太於1930年在中國營造學社作過一場學術報告，曾揚言：研究中國古建築「在中國方面，以調查文獻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遺物為主，不知適當否？」
這樣的言論對於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這些剛剛加入學社的青年研究者來說是極大的刺激與挑戰。學社之後十餘年的考察與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和已經取得相當成果的前輩日本學人之間的賽跑。
也正是有了《營造法式》這部天書作為鑰匙，中國營造學社走上了不同於以往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的嶄新研究道路，並迅速做到了後來居上。梁思成第一個考察的遼代建築獨樂寺就比之前日本學者考察發現的古建築都要古老。
河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
從1932年4月考察獨樂寺，到同年6月在彙刊發表論文，短短兩個月時間，梁思成不但寫就洋洋數萬言的報告文字，更完成了大量測繪圖，甚至還精心繪製了獨樂寺總平面和山門、觀音閣正立面的大幅水彩渲染圖，速度可謂驚人至極——這正是學社同仁奮起直追，與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競賽的真實寫照。
從林徽因寫給胡適的信中可以看到梁林二人與日本學者競賽的心境：「這種工作在國內甚少人注意關心，我們單等他的測繪詳圖和報告印出來時嚇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們目中無人，以為中國好欺侮。」
窮且益堅，共赴國難完成傳世著作
學術研究上的勝利終究抵擋不了日寇戰火的蔓延，七七事變徹底打破了營造學社的研究進程。北平淪陷前夕，梁思成收到「東亞共榮協會」寄來的請柬，被日本人注意到的他，於1937年9月帶領全家，踏上漫漫逃難長路。
宜賓李莊中國營造學社舊址
1940年，中國營造學社遷往抗日大後方——四川省宜賓市李莊鎮。受戰時條件所限，專家們只能拿到夠吃三頓飯的工資。因為終日勞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症，行動不便；林徽因則有嚴重肺病，臥床不起，咳嗽不止；一家人開始了貧病交加的日子，最後山窮水盡，只得典當衣物，衣服當完了，就當手錶、金筆。
美國當時曾邀請梁思成前去講學、夫人林徽因同去治病，梁思成回信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和炸彈下，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林徽因也毅然謝絕，「決不願做中國的白俄。」
儘管生活陷入赤貧狀態，梁思成、林徽因對《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和寫作仍堅韌地推進著，梁思成身患脊椎軟骨硬化病，不得不戴著鐵馬甲工作，當他俯身向畫板時，常把下頜放在小花瓶上，用以支持頭部，從而減輕對脊椎的壓力。病中的林徽因，倚在床上頑強工作，承擔了書稿的校閱，並執筆寫了書中的第七章。1944年，《中國建築史》在李莊完成。1946年10月，梁思成帶著《中國建築史》等著作的書稿、圖片去美國耶魯大學講學，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讚揚。
1946年，由於財力枯竭，中國營造學社不得不停止活動。學社成立以來，專家們走遍全國15個省、220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2000多座建築。基本摸清了中國建築自遼代至清代的演變軌跡，積累了大量豐實的第一手資料，開創性地引入現代學術方法，為中國建築史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築，如應縣木塔、薊縣獨樂寺、趙州橋等，均由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
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邵力工、王壁文、盧繩……中國營造學社歷練造就了一代開山大師，中國古建築的傳承薪火也由營造學社同仁的弟子們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