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術界湧進股股清風，從破「四唯」到破「五唯」，再到破除「SCI至上」，針對評價機制等方面的突出問題，改革力度不斷加大。
近日，教育部印發《關於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十不得」，包括不得將SSCI、CSSCI等論文收錄數、引用率和影響因子等指標與資源分配、物質獎勵、績效工資等簡單掛鈎，防止高額獎勵論文等。
SCI即「科學引文索引」，有近60年的歷史，其姊妹版SSCI就是「社會科學引文索引」，都是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研製的文獻索引系統，被全世界廣泛使用。1989年，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推出「中國科學引文資料庫」，這是我國第一個引文資料庫，相當於「中國版SCI」。
1997年底，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現信息管理學院)提出，要研製中國自己的SSCI。1998年，南大組建了蘇新寧教授主持的項目團隊，2000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在北京發布。
從提出破除「SCI至上」、破「五唯」，再到「十不得」，都意在打破學術界的「出身論」，以本領論英雄。作為CSSCI的最初設計者，蘇新寧如何看待學術評價領域種種改革，CSSCI背後又有哪些故事？
2016年，蘇新寧教授訪問美國華盛頓大學。受訪者供圖
靠「化緣」做出第一版CSSCI
「我做CSSCI有三個初衷，一是促進學術研究，二是加強學術管理，三是開展學術評價。」說到這裡，蘇新寧嘆了口氣，「哪知道，學術界後來就認一個學術評價。」
據他回憶，中國大陸引進SCI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南京大學率先提出接受SCI評價體系，此後，全國高校中，南京大學在SCI連續7年論文發表第一、連續8年論文引用第一。」
「那時候中國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至還沒有收錄中國的期刊，我們需要借鑑國外的學術平臺，來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但現在不一樣了。」蘇新寧認為，「必須建立我們自己的平臺，打造我們自己的頂級學術期刊。」
「如果說過去幾十年學術界是『走出去』，現在是『引進來』的時候了。」他說，「我們應當努力把好論文發在中國期刊上，把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優秀成果留在國內，讓中國期刊而不是中國論文去影響國外，不能以『走向世界』『國際化』為藉口，把好東西送出去，讓大量的優秀成果外流。」
回首初創CSSCI的1997年，時任南大信息管理系主任鄒志仁即將退休，他和時任南大圖書館常務副館長的楊克義一起找到蘇新寧，提出「做一件能填補國內空白的事」。
「我的想法是，當時國家在自然科學領域已經有了中科院研製的引文資料庫，但社會科學還沒有引文索引，文科的論文成果還有待規範，很多文章缺失參考文獻、摘要，有些甚至沒有作者單位，用的還是筆名。」蘇新寧說，「他倆年紀已經大了，最後商量，決定這件事交給我來做。」
1998年，CSSCI正式在南大立項。蘇新寧把前期工作分為三步，第一步是觀察和分析SCI，第二步去北京調研當時其他幾家學術資料庫，了解同行的進展和差異，第三步才開始嘗試。
「我的初衷是，CSSCI的設計起點要比其他資料庫高，要兼具科學研究、科技管理和學術評價三種功能。」但由於早期開發經費不足，學校給的錢只夠買設備，「那是1998年，有買設備的錢就不錯了，我們買了十來臺，但後續還是沒有錢，沒辦法，只能去借。」
沒錢給學生，蘇新寧就從自己的科研經費裡給研究生發每月200元的助研費，為了項目能繼續下去，還陸續向圖書館借了近百萬元。香港科技大學也和南大籤訂共同研製開發協議，支持了50萬元港幣，並先期支付25萬元。就這樣，靠「化緣」，CSSCI頑強地撐過了「襁褓期」。
轉折點發生在1999年，教育部領導來南京大學調研，對CSSCI很感興趣。「學校社會科學處處長要我去匯報，但找不到人，就把電話打到了家裡，等我下午回家的時候才知道，那時人家已經到另一所高校了，我就急忙趕過去。」
因為準備倉促，教育部領導提出10天後再演示CSSCI，蘇新寧帶著3名研究生三天三夜沒睡覺，做好了演示系統，圓滿完成匯報任務，為他們爭取到教育部重大項目奠定了基礎。
2000年，南京大學成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同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新聞發布會在北京舉行，宣告CSSCI正式誕生。
意外進入無聲世界，卻成就學術上的「命運交響曲」
20年來，CSSCI收錄了包括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在內的25個大類、500多種學術期刊。基於CSSCI平臺，蘇新寧也推出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圖書三份影響力報告，共計500多萬字。
2012年，蘇新寧被教育部評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這是國內情報學界首次有人入選。2014年以來，他已獲得三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今年又獲得了第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他說，自己現在已經沒有當初三天三夜不睡覺的精力，更多把精力放在帶領團隊、培養新人上。
可謂功成名就的蘇新寧還有鮮為人知的曲折。一次手術意外，讓正值學術壯年的他失去了聽覺。
時隔多年，蘇新寧仍清晰地記得手術那天是2004年4月28日。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刷牙，打開水龍頭，瞬間發現自己聽不到水聲了。」蘇新寧趕緊讓家人聯繫主刀醫生，但對方已經休假外出，等假期後複診為時已晚。
「當時是夏天，我就站在大太陽底下，看天空都是黑的。」蘇新寧說，「聽不見別人說話，也不知道自己說得對不對，對一名教師來說，這是致命的打擊。」
除了絕對的寂靜，還有無盡的耳鳴。「那感覺就像站在飛機發動機下面，原來耳聾不僅是聽不見，還會有巨響。」那段時間，蘇新寧曾冒出過「死了算，真不想活了」的想法，家人、同事、學生們心急如焚，大家輪流值班，保證24小時有人陪伴。
為了防止自己做出不理智的舉動，蘇新寧第一次註冊了QQ號，買了2隻視頻攝像頭，其中一隻送給朋友，到朋友家安裝好，「我對朋友說，太太出門上班，你就開視頻，咱倆打過招呼以後就各幹各的。」
「沒有耳朵，我還有眼睛和手。」在大家的鼓勵下，3個月後，蘇新寧重新站在了講臺前。為了防止講錯話說錯字，他讓前排學生隨時用手勢提醒自己，一堂課下來常常汗流浹背，幾次差點虛脫。
和學生無聲交流的兩年裡，蘇新寧承受著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壓力，堅持指導了7名博士生和7名碩士生。
事故發生後，蘇新寧有幾個月沒敢回家見父母。「當時父母已經八十多歲，不能讓他們知道我耳朵壞了，雖然我會讀唇語，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但時間長了還是會露餡，比如他們在背後叫我，我卻沒反應，只能說自己太忙太累了，想去睡會兒，睡醒了就趕緊走。」
2005年，蘇新寧裝上了人工耳蝸，在家人和學生們的幫助下逐漸恢復了聽力。
「回首那段日子，耳朵壞了是我的財富。」蘇新寧說，「首先我經歷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擊，而且挺過來了，現在看都不算什麼；第二，自己在最困難的時候感受到了組織的溫暖，學校、學院都在關心我；第三，耳聾給了我奇妙的體驗，你知道嗎，耳鳴有時會突變成一段好聽的『交響』曲，我有點明白為什麼貝多芬耳聾後依然能堅持創作。」
見記者不相信，蘇新寧說，他曾經把自己「聽到」的曲調哼出來給朋友聽，大家也覺得「蘇新寧怎麼突然有音樂細胞了」，但其實，蘇新寧是欣賞不了音樂的，因為聲音是連續的模擬信號，而人工耳蝸是把模擬信號轉化為離散的數位訊號，所以並不能轉化為樂曲。
「無聲世界讓我能夠靜下心來做學問，早上起來以後我會特意不戴人工耳蝸，雖然什麼都聽不見，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沒人打擾，別人打電話來我也不知道。」蘇新寧說。
從2002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蘇新寧最終完成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影響力報告》三部曲，其中大量工作是在他失聰後完成的。時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的龍協濤，把這些成果比作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
推動情報學從信息管理領域回歸
今年11月，已經65歲的蘇新寧第三次拿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次，他關注的是「面向國家戰略的情報學教育和發展研究」。他說，「是時候讓情報從信息管理領域回歸了。」
信息、知識、情報，三者的區別在哪裡？天上有一塊烏雲，這是信息；如果你沒有知識，只會覺得天空發暗，有了知識，就知道烏雲意味著要下雨，但這個知識對決策的支持作用很小。情報則是根據云層的情況判斷什麼時候會下雨，它和信息的區別就在於能否輔助決策。這個「烏雲說」，是蘇新寧已經在課堂上講了20多年的經典案例。
完成了學術三部曲後，蘇新寧把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學科的未來上。在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情報學被評為A+，作為學院的首席專家，蘇新寧感到，要推動情報學向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發展。
其實，在我國高校，情報學關注的並不是軍事情報，而是科技情報。
「科技情報曾對我國發展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蘇新寧介紹，1956年，中科院成立情報研究室，後來成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恢復高考後，情報學作為一個學科開始招生，「那時候談的都是科技情報。」
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掀起信息化浪潮，國內情報學界認為，要將情報拓展到信息的範疇，從以往研究各類科技文獻，向信息情報發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9月，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在高校，圖書館學、情報學與檔案管理這些專業，已大多改為信息管理或者信息資源管理。1998年專業目錄調整之後，情報學作為本科專業就沒有了。」蘇新寧說，如今，情報學界更多在做信息管理，很多本學科的青年學者，研究的區塊鏈、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等，其實這些屬於其他科學，「感覺就像自家地裡卻種的是別人的種子。」
為什麼現在要重提情報學？「因為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信息的獲取變得容易，對決策的輔助作用也變小了。我們不僅要有信息，還必須有足夠的知識和判斷才能形成情報。」蘇新寧說，「以前講科技情報，以後情報要真正為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服務，科技情報要和軍事、安全、經濟、生態、醫學健康等情報融合，發展『大情報』科學，增強情報學對國家發展的促進作用。」
「我們最希望聽到人家說『這不可能』。200年前，有誰想到還能把幾噸重的鐵疙瘩送上天，誰又知道後來有了飛機、火箭？」蘇新寧說，「不可能就意味著有可能。為國家做『瞭望者』，這是我們作為情報學人的使命。」
2011年，蘇新寧教授訪問美國國會圖書館，為該館收藏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報告》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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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用什麼器皿，還得看裡面盛的是水還是酒」
CSSCI設計者怎麼看「破除SCI至上」
作為CSSCI的最初設計者，蘇新寧怎麼看CSSCI被學術界當作評價指標，怎麼看浮躁、功利化的不良風氣，怎麼看破除「SCI至上」等新規對CSSCI的影響？有破亦當有立，學術評價究竟該往何處去？
破「唯論文」不是不要論文
「破『五唯』，破的是『唯』；破除『SCI至上』，破的不是SCI，而是『至上』。」訪談一開始，蘇新寧就開宗明義地指出，「SCI和CSSCI都是評價體系，不能全部否定，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樣會造成學術界的混亂，不能讓評價無所適從。」
他認為，不必反對所有指標體系，要反對的是把這些指標錯用、濫用。「不怕指標多，就怕指標被用錯。」
「有些影響因子是用來評價期刊的，怎麼能用到論文上？還有些評價學者的指標本身設計就不夠全面，既要論文被引頻次高，還要求學者高產，屠呦呦等學術大家發表的論文並不多，但能因此否認他們的學術地位嗎？」
蘇新寧說：「發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論文，水平就肯定不如發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論文？這顯然不對。不同學科領域的期刊種類有多有少，有的冷門領域只有三種期刊，總不能說自己的論文在『本領域前三的期刊』上發表吧？」
「所以不能單看一個指標，要橫向比較，看論文有沒有本質創新。」在蘇新寧看來，SCI和CSSCI就像茶杯和茶缸。「近年來國家又提出『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三類高質量論文』等提法，一定要注意不能『以刊評文』，不管用什麼器皿，還得看裡面盛的是水還是酒。」
一些學者獲得院士或「長江學者」等「學術帽子」以後就開始坐享其成，鮮有新成果問世，而部分企業、地方還熱衷設立院士工作站，雖然院士本人每年不一定能來指導幾次，但動輒要數萬至數十萬元。
蘇新寧對記者講了自己所經歷的「唯帽子」案例。
「我平均每年獨立署名1到2篇，與他人合作1到2篇，但每年帶我名字的新文章卻有近10篇，有3篇以上在發表前我完全不知情，2020年新發表的一篇論文，其主要作者甚至至今仍未聯繫我。」他說。
更嚴重的是，帽子、獎項、論文之間，形成了「贏者通吃」的利益聯結關係。
一個團隊需要有資深「大咖」，爭取重點項目就更有希望，而有了項目背書，產出的論文才會被一些重點期刊接受。而初出茅廬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資歷尚淺，很難拿到重點項目，要麼「抱大腿」，要麼付出高額的版面費。
營造有自淨能力的學術生態
本應苦心孤詣、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術界，近年卻頻頻曝光功利異化、學術不端等怪現象。蘇新寧認為，主要問題還是出在「五唯」等學術評價的「指揮棒」上。
2017年，蘇新寧在《學術評價與學術考核獎勵機制的辯證觀》一文中就寫道，評價的目標是促進，不能讓這種正向促進變成負面導向，把甘坐冷板凳的人變成學術上浮躁的人。
「科研管理不能簡單化，不能機械套用很多不能評價成果的指標來評價成果，必須看論文內容有沒有創新，學者有沒有新貢獻。」他坦言，近三十年來，學術界的評論家少了。「從論文資料庫就可以發現，評述性文章少了，帶有批評性的書評也很少，多的是總結性的綜述文章。好像有一種『不敢輕易批評和評價』的氛圍，結果就是大家傾向於採用一些量化體系，比如SCI和CSSCI。」
蘇新寧說，回首20世紀60至80年代，人文社科領域的定性評價一直是主流。「當時有一批正直的學術大家能夠諍言，也沒有那麼多指標，當然了，學術成果也沒有今天這麼多，學科交叉也不像今天這麼多，現在有數字人文，把人文和技術、管理結合起來，評價的難度提升了，很多專家的知識都不能完全覆蓋。」
「學術評價與獎勵機制的關係要控制好，不能像企業那樣搞物質獎勵，發一篇文章就獎勵幾萬元，對科研工作者更多應當是精神獎勵，要樹立崇尚學術和社會影響的價值取向。」蘇新寧說，「這種和經濟掛鈎『切蛋糕』的做法弱化了學術榮譽感，要從青年教師一代慢慢扭轉，雖然他們確實生活工作很辛苦，但要從政策上另闢蹊徑改善待遇。」
蘇新寧說，總之要明確，學術評價絕不能僅用定量的方式，必須走出「排行榜」那一套，必須看學術成果對科學技術、對社會的促進價值，即便定性評價的難度大，也要努力去做，端正學風，堅決排除定性評價中個人友情、單位利益、門派衝突的種種阻力。
但人是社會化的動物，評審專家也難免受到各方面影響，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蘇新寧提出了他構想的學術信譽保障機制。
「在各類高層次人才頭銜評比和項目申報中，評審專家的意見應當在一定期限後匿名公布，供學術界和其他社會人士參閱；被評審人不僅可以看到專家對自己的評審意見，也可以看到對其他被評審人的意見。」他補充道，「被評審人有權先匿名質疑，再公開對質。」
「這對評審專家是一種約束，可以及時將公認有評審道德問題的人剔除出去，實現學術共同體的自淨。」蘇新寧對記者說，「尤其是『雙一流』建設和近日啟動的第五輪學科評估，更需要有這樣的機制建立學術公信力，必須久久為功。」
把中國論文寫在中國期刊上
「SCI至上」的背後，還是中國自主優秀期刊的缺失。
蘇新寧回憶，中國大陸引進SCI可以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南京大學率先提出接受SCI評價體系，此後，南京大學在SCI發文連續7年、引用連續8年位列中國高校第一。
「那時候中國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至還沒有收錄中國的期刊，我們當時要借鑑國外的學術平臺，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但現在不一樣了。」蘇新寧說，「必須建立我們自己的平臺，打造我們自己的頂級學術期刊。」
「如果說過去幾十年學術界是『走出去』，現在是『引進來』的時候了。」他認為，「我們應當努力把好論文發在中國自己的期刊上，把我們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優秀成果留在國內，讓中國期刊而不是中國論文去影響國外，而不是以『走向世界』『國際化』為藉口，把自己的東西送出去，讓大量的優秀成果外流。」
近年，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門已經提出「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蘇新寧提出，中國期刊要有立足於世界科學之林的志氣，「不能只滿足於在國內做到核心期刊的水平，要辦成《自然》《科學》那樣有世界影響的期刊群，讓外國優秀成果爭相發表在中國期刊上。」
他提出，要破解學術期刊企業化的深層問題。「企業要生存，考慮的就是怎麼賺錢，而不是怎麼把學問做好。科研工作者本是為國家作貢獻，結果不僅到資料庫看文章要付費，自己寫論文投給期刊還要付費，為什麼『中國知網』不能免費給中國人用，這樣的模式對學術是一種傷害。」
蘇新寧認為，部分學術資源資料庫與學術期刊籤署「獨家協議」，導致同一領域的不同期刊被分割，提高了圖書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經濟成本，也不利於讀者全面掌握學術動態。
他建議，要理順學術成果發表的利益分配機制，科研項目資金中的版面費、資料費等項目不給個人，而是用於資助學術資源庫和學術期刊，作為回報，這些學術資源庫要免費向學者開放，學術期刊也不要向作者收版面費。
「如此，期刊社和資料庫不需要費心考慮生存問題，可以將更多精力用於提升學術品質。」蘇新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