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簡單：這只是一場噩夢。每個人的生命中都至少有過這樣一次經歷，讓我們一身冷汗從深夜裡驚醒。
科學對我們夢境的黑暗面了解多少？這麼說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噩夢難倒了我們。中世紀，人們將它視為魔鬼的產物。後來，學者們認為噩夢是一種次生現象，是焦慮的副產品：精神分析理論認為，找到焦慮的源頭，噩夢就會自動消失。說穿了，最多只能對噩夢進行解析，但無論如何，其機制仍無法解釋。
不過對科學而言，事不關己的時代現已結束，許多空白正被填補。「對夢的研究停滯了三十多年，但現在一切都改變了。人們對它的興趣超乎以往。」主持加拿大蒙特婁聖心醫院夢境和噩夢實驗室的託爾·尼爾森（Tore Nielsen）如是說。這是極少數專門對夢的產生進行科學研究的實驗室之一。
託爾·尼爾森 加拿大蒙特婁聖心醫院心理學家
引發人們興趣的，首先是近年來腦成像研究提供的證據，它們表明，無論是快樂的夢還是噩夢，沒有一個是無用的，而是積極參與記憶、學習的進程。
噩夢還涉及另一個問題。美軍的精神病專家注意到，許多從伊拉克、阿富汗歸來的士兵因戰場經歷而備受創傷，從此再也無法安心睡眠。噩夢甚至已在近年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託爾·尼爾森指出：「越來越多的臨床醫生將噩夢視為一種真正的病理現象。」蒙特婁大學心理學系的安東尼奧·扎德拉（Antonio
Zadra）說得更清楚：「我們終於把它當作一個困擾人類、有待解決的問題來認真對待了。」
安東尼奧·扎德拉（Antonio Zadra）
有些研究開始顯示，惡夢可能與一些精神問題有關，如抑鬱症或精神分裂症。因此有必要了解它，從而戰勝它，包括在公共衛生層面上也是如此。
研究人員主要關注兩個問題。噩夢起什麼作用？它在大腦內如何形成？為了找到答案，託爾·尼爾森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收集所有已知材料，包括心理學、認知科學、神經生物學材料。關於大腦迴路的基礎性知識和數千名噩夢經歷者的敘述被匯總、分析、剖解，其成果就是噩夢的首個神經心理模型，就像有關飢餓或愉悅的普遍模型一樣。
科學首次提出了一種理論，既能解讀噩夢經歷者的主觀體驗，又描述了一種關於噩夢的特定大腦機制（見下圖）。
該模型有理有據，讓人信服，已被研究界視為參照標杆。另外還有兩種主要理論也很流行，但論據較少。
第一種由芬蘭圖爾庫大學認知神經科學中心的安蒂·瑞文蘇（Antti Revonsuo）提出，將噩夢視為哺乳動物進化過程中的一種自然選擇進程。對於早期人類而言，夜晚可能是一個虛擬的練習場，他們可以從中學習新的自衛方法。與此相應，現代人所做的噩夢同樣是對各種潛在危險的模擬，將有助他們做好相應準備。由此才會反覆出現追逐或自然災害場面。「這與我的模型並不矛盾。」託爾·尼爾森分析說，「但真正具有適應意義的噩夢，比例仍是微乎其微。」
另一種理論則認為噩夢毫無意義，是大腦在醒來後試圖賦予其涵義。這一解釋可讓我們理解那些最奇特的噩夢，例如感覺自己既不能跑，也不能喊叫。這些感覺可能是生理性的，來自快速眼動睡眠階段的身體麻痺。問題在於，這無法解釋大部分「普通」噩夢。
每個階段的大腦活動均有其特點，通過腦電圖很容易辨認。隨著睡眠逐漸加深，大腦活動漸漸減少。但在快速眼動睡眠階段，大腦馬力全開。噩夢主要在此時、即睡眠的後半段出現。
而這正是託爾·尼爾森模型的核心。他認為恰恰相反，這類噩夢之所以如此普遍，那是因為它們有著精確的功能：「欺騙」我們的情感大腦，重寫最讓我們困擾的恐怖記憶，最終完全控制它們。
換言之，噩夢可能並非我們深層恐懼的失控表達，而是大腦為擺脫這一切而採取的方法。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大腦的一種防禦機制。託爾·尼爾森的模型正是描述了這種機制的結構。
夜晚在地下停車場獨行，在擁擠的馬路上騎自行車，沒複習就參加考試，與配偶爭吵或頂撞易怒的上司，大腦認為這些情形都很危險。隨著這些情景一再出現，大腦逐漸習慣以恐懼感來自動面對：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在開飯鈴聲響起時流口水一樣，當被列為危險的刺激出現時，我們的身體立即準備戰鬥或逃跑（心跳加快、出汗……）。
「這是對所有哺乳動物而言都攸關生死的一種機制，這能使它們在敵對環境中生存下來。」 託爾·尼爾森解釋說。這些「恐懼」記憶能夠快速持久地儲存在大腦杏仁核區域的神經迴路裡。
「但並非所有記憶都要保存。一些記憶不適合，甚至從長期看來有害，因此需要一種篩選機制。因為生存不僅需要學習，也包括迅速遺忘。」託爾·尼爾森介紹道，「噩夢的功能就在於此。它們創造虛擬的場景，將儲存在恐懼記憶中的焦慮元素與來自其他記憶的一些較讓人安心的元素混雜在一起。」有點像往酒裡摻水……
具體來說，這一模擬工作可能是由某個器官發起的，它對記憶所起的中樞作用已是眾所周知。它就是海馬體，一個位於大腦深處的構造。虛擬情境正是在此產生，它既十分逼真，又缺乏條理。這些情景的確嚇人，但不符合邏輯。這是由於在睡眠中，大腦負責分析探測真假的額葉皮層未被激活。但恐懼記憶所在的杏仁核卻在活動，於是它就受騙了：它以為再次經歷了危險，於是激活了噩夢中典型的恐懼情感。
不過，海馬體引入夢境的那些外來的、甚至完全無關的元素使這經歷不像原始記憶那樣可怕。這樣一來，原本儲存在杏仁核的恐懼記憶逐漸削弱，轉化為較溫和的恐懼記憶，儲存於內側前額葉皮層中。
簡言之，通過噩夢，大腦把我們白天產生的巨大恐懼轉化為夜晚的小劑量驚悚。這一處理絕非無足輕重，因為「模擬的現實感能讓大腦像在清醒時一樣工作，採取和清醒時一樣有效的程序，克服恐懼」，託爾·尼爾森解釋道。這很有用！經過這些夜晚，真正的恐懼逐漸消磨，人們得以在睡眠時控制這些情緒。
託爾·尼爾森並沒有這種機制的直接證據，但無論是對相關大腦迴路的了解（海馬體重組記憶、杏仁核轉化情感），還是志願者的主觀陳述，一切都與此完美對應。
他的實驗室裡擠滿了被噩夢困擾的病患：「他們向我們講述了一些結局尚佳的噩夢。在對每一個噩夢講述的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機制的整個過程：恐懼元素激活，做出反應，反覆出現的動機；然後發生反轉，患者突然能夠戰勝逆境，控制自己的恐懼，最後迎來一個過得去的結局。」在大多數噩夢中，攻擊者最終會被制伏，火災被適時的大雨澆熄，溺水者被最後關頭的救生圈所救……
不過，有時這臺機器也會失控，噩夢無法完成安撫恐懼的任務。這是由於積累的壓力太大？個體特別焦慮？記憶太沉重、創傷太深？總之，內側前額葉皮層無法再抑制失控的恐懼。引入夢境的荒誕元素未能見效，恐懼記憶繼續沿著老路飛奔。於是睡眠者在驚恐中醒來，不但可能使夜間為消除恐懼而進行的一切工作前功盡棄，甚至可能在創傷性案例中加深恐懼。
這可能是噩夢循環中最驚人的部分：當它喚醒睡眠者時，是因為它未能成功消除植根太深的恐懼記憶，而回到現實則使恐懼始終留存在記憶之中。
為什麼安撫恐懼的功能會失敗？哪些大腦區域出了故障？很難給出答案。這是因為，雖然神經科學有了前所未見的調查手段（掃描器、磁共振……），能夠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哪些大腦區域在睡眠的快速眼動階段活動——絕大部分夢都產生於這一階段，其劇烈的大腦活動與幾乎完全處於休息狀態的身體產生明顯反差——但「當我們讓苦於噩夢的人在實驗室裡睡覺時，他們幾乎都不會再做噩夢了」，託爾·尼爾森和渥太華大學心理學名譽教授、睡眠和夢境專家約瑟夫·德康寧克（Joseph De Koninck）都這樣表示。箇中緣由無人知曉……
新工具（如圖中的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即PET掃描）讓我們能在各個睡眠階段追蹤大腦活動。
這使得噩夢模型的改良工作十分困難。託爾·尼爾森失望地說：「利用所需的一切分析措施在實驗室裡觀察噩夢的機會微乎其微。我們只能研究『普通』睡眠，但目前尚未發現普通睡眠者（每月約做一次噩夢）的典型睡眠與長期受噩夢困擾者的睡眠之間有什麼大的區別。」
剩下的就只有他構造模型時的主要素材了：志願者在自己家裡每次夢醒後所做的筆記。為了了解一個無關痛癢的夢是如何變成噩夢的，研究人員分析敘述中的各個要素、敘述結構，計算單詞數量，以確定夢在進行到哪個階段時情況突然變得不妙——三分之一處？四分之三處？……
這些講述的記憶有局限性：不僅可信度無法評估，而且它們也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只有臨近甦醒階段的夢才會被有意識地記憶，所以大部分完成任務的噩夢（不會使人驚醒，在醒來前很久產生）不會被記述下來。只有那些更激烈、激發強烈情感、喚醒睡眠者的噩夢全被記錄了下來，但數量也很稀少。
法國人路易·杜博斯克（Louis Du-bosquet）在這一年發表了《論噩夢》，是專門研究這一課題的首篇醫學論文。
為什麼一些看起來沒有經歷創傷的人做的噩夢反而比其他人更多？為什麼噩夢有時無法完成削弱恐懼的任務？「噩夢的神經學原因是什麼，涉及哪些神經迴路，這是如今亟待回答的問題之一。」託爾·尼爾森透露。
噩夢的科學仍處於初創期，但已經有了不同凡響的開局。而且，除了這種新模型，一些基於統計學和流行病學分析的研究也在撬動這扇門，門後是我們受驚的心靈，它的呻吟只有在夜晚才有希望被注意到……
撰文 Emmanuel Monnier
編譯 周佩瓊
《新發現》雜誌（郵發代號：4-790）創刊於2005年10月，引進法國百年大刊、歐洲科學人文品牌SCIENCE & VIE的精華內容，融入本土化元素。主要面向行業精英、成功人士，讀者群多擁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比較關心科學領域的全新發現，關注人類自身的生存境遇。創辦於1913年的SCIENCE & VIE至今仍是法國期刊市場的長銷產品，期發量逾45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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