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女星代孕棄養成了開年大瓜，隨後，對商業代孕、出租女性身體、利益剝削、物化生命、道德底線等議題，人們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新技術也被擺上了辯論桌，但它能否幫我們解決問題，又是否會帶來新問題？
本篇舊文從人造子宮的角度，探討利用宮外妊娠技術培養動物胚胎這一「黑科技」，將帶我們走向的，是女權主義的烏託邦，還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2017年，費城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的一組研究人員在羊膜囊中培養了一個剛剛成活的羔羊胚胎整整四個星期。這個羊膜囊的設計初衷是模擬一個未成熟即被摘除的胚胎所需要的子宮環境。胚胎跳動的心臟促進著它與周邊環境進行營養物質等生長因子的交換。研究人員觀察到，在這一人工環境中，胚胎從一團粉紅色的、形似外星人的東西，逐漸長成一隻會呼吸、會吞咽的動物。
隨著關於人造子宮的新聞傳播開來，一些人提出，這一以救治嚴重早產的人類胎兒為初衷的醫療設備，意味著我們向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2年寫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所構想的未來更近了一步。赫胥黎描繪了這樣一個世界：胚胎在試管中受精後，通過化學方法分入不同的社會-生物階層（socio-biological groupings ），比如阿爾法（在社會上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或者艾普西隆（在大型火葬場工作的奴隸階級，負責從焚燒後的人體遺骸中採集磷）。然後，它們再在「孵化場」裡培養至出生。
赫胥黎的設想的爭議性和影響力都是如此深遠。在近90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是難免將一切在子宮外培養胚胎的技術與他的反烏託邦主義聯繫到一起。人造子宮被視為標誌著受科技影響而分層的未來社會。在這樣的未來社會中，我們放棄了人類與進化歷史之間、與動物祖先之間以及與彼此之間最深刻的聯結。
費城兒童醫院的研究人員在羊膜囊中培養了一個羔羊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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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hop.edu
但許多人不了解的是，赫胥黎的反烏託邦，其實是一場的爭論的終點。當時，英國最有聲望的科學家與哲學家圍繞人造子宮的可行性與風險性進行了長達十年的爭論。由於科學的急速發展，當時許多傑出的思想家相信這一革命性的技術已近在眼前。儘管對赫胥黎來說，人造子宮的發明是一種極為可怕的前景，但是對那些持有更激進觀點的人來說，情況恰恰相反。
第一次對人造子宮進行的全面討論是在1923年由英國生物學家J.B.S.霍爾丹（J.B.S. Haldane）主持。他是最早提出卵子可以在子宮外受精的人之一。這場講座在劍橋大學的異端學會（Heretics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舉行，這是英國哲學家查爾斯·凱·奧格登（Charles Kay Ogden）在1909年創辦的常規活動。該學會相當於異議知識分子的避風港，一個質詢傳統權威和宗教教義的場所。奧格登自詡為「知識分子的解放者」，他邀請了當時最令人興奮的人物——喬治·伯納德·蕭（George Bernard Shaw）、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和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並允許這些人暢所欲言。他這樣做旨在震撼、煽動人心，向墨守成規舉起反旗。
當霍爾丹受邀到學會做講座時，他便遵從了這些不願墨守成規的期望。他的演講名為《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從2073年的一名學生的視角，記錄了生物學在之前150年裡的發展。這名學生描述了1951年兩名科學家是如何從一名死於空難的女性體內提取卵巢，使她的卵子受精，再在一種「合適的液體」中將胎兒培養至足月。在這篇論文所描繪的世界裡，人類在21世紀到來時已不再以「從前的本能循環」的方式生育子女。這使得一種更加理性、開明的生殖過程取而代之，妊娠胎兒完全在體外進行，霍爾丹將其稱之為「體外發育」（ectogenesis）。
代達羅斯，希臘神話人物，是一位建築師兼雕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為克裡特島國王米諾斯建造的一座迷宮，因此外語中常用他的名字指代迷宮。
霍爾丹的講座引發了極大的爭議，而這正是他的本意。他是英國上流社會進步者中的一員，喜歡使用新奇、激進的觀點來引發人們的思考。20世紀30年代任教於倫敦大學學院時，霍爾丹公開宣布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的妻子將家中的客廳用作與志同道合的詩人、哲學家、科學家和作家聚會的地方。在這個小團體中有一股叛逆的烏託邦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思潮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所激發。他們認為未來會與過去截然不同，而科學技術正是進步性革命的關鍵驅動力。
霍爾丹認為，體外發育是科學如何引發徹底的社會變革的完美範例：將女性從孕育子女的需要中解放出來，性別與生殖便不再相互綁定，社會中現有的權力不平衡也會隨之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他寫道：「腦中牢記著體外發育的基本原理的生物學家，就是改革人類生活的知識的所有者」。
霍爾丹關於體外發育的觀點受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進步知識分子推崇，其中就包括多拉·羅素（Dora Russell），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妻子。1925年，她在一篇談及科學的未來的文章中，以一名女權主義者的視角為體外發育的解放性概念辯護。多拉的觀點與霍爾丹的非常相似，她寫道：人工妊娠的理念將允許女性設想一種不同的社會現實，她們不必生兒育女，因此也不需要再扮演母親的角色，她們將不再卑躬屈膝，被束縛在家庭裡，被排除在公共事務之外。
藝術作品描繪了人造子宮裡的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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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Jonathan Aprea
醫學歷史學家伊萬·克羅齊（Ivan Crozier）在《性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上提到，多拉·羅素推崇一種更加廣泛的運動，支持將女權主義者的興趣與科技進步統一起來。儘管她知道大眾會本能地反感在瓶子裡培養嬰兒的理念，羅素依然堅稱體外發育沒什麼特別的。至少，這不會比人類數千年來飼養動物、種植作物的生物幹預行徑更反自然。將女性的身體認作是生來神聖，這屬於性別歧視。因為這一觀點將女性排除在了科學與技術的恩惠之外。「他們譴責我們，因為我們尋求科技手段來緩解自己的痛苦，」羅素寫道，「同時還告誡我們，回歸大自然的嬰兒床，將從遺失千年的痛苦中攜回一種靈長類的歡欣和自由。」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持有這一激進的觀點。在192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裡，一位名叫安東尼·路多維奇（Anthony Ludovici）的尼採學者兼霍爾丹進步團體的批判者稱，體外發育技術會敗壞男性和女性在生物學上被賦予的角色。他爭辯道，體外發育是「徹底實現了暗含在貶低身體觀念中的迫切需求」，並且聲稱人造子宮會導致性別的徹底消亡。「隨著瞄準性別的外在設備的最後一擊，」他寫道，「洋洋得意的女權主義將達到頂峰。一種新的女性將會在幾代之後出現，唯一存留下來能證明她性別的痕跡，只有光滑的臉蛋和基本的生殖腺。」
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像路多維奇一樣用惡毒的厭女症腔調闡述自己的觀點。也有一些更溫和的思想家用另外的方式表達了對人造子宮前景的擔憂。1929年，英國傳記作家薇拉·布裡頓（Vera Brittain）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儘管體外發育可能使得一部分女性受益，但在錯誤的人手中，它也可能會被濫用。她設想了一個按照基因分層的未來，在實驗室裡長大的孩子都是被從「最好的一批貨物」裡挑選出來的。愛爾蘭科學家約翰·貝爾納（John Bernal）也表達了類似的憂慮。他相信「機器妊娠」是必然的趨勢，但同時也害怕這種技術為壓迫性的力量所利用，用它將人類劃分成「受改造的」和「未受改造的」兩個群體。
當然，對體外發育與優生學交叉的擔憂，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得到了最淋漓盡致的描繪，此書也標誌著這場持續十年之久的、關於未來妊娠方式的公開討論終於達到了巔峰。赫胥黎與霍爾丹、羅素生活在同一時期，他在自己的小說中直言不諱地批判了他們的早期烏託邦主義。甚至有評論家將赫胥黎的小說稱為「反烏託邦革命」。如果利用科技設備代替母體體現了20世紀20年代在思想上的解放，那麼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葉，當歐洲被捲入另一次世界大戰時，這種烏託邦主義就已被一種憂心忡忡的消極主義所取代，人們開始擔心，當法西斯主義者對生物科技和優生學產生興趣時會發生什麼——人們害怕下一個十年裡將會產生極為可怕的後果。
儘管赫胥黎預測，人類到了1951年將會實現完全的體外發育。但是，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裡，人造子宮的研究進展仍然緩慢而且分散。對於這種未來技術可能帶來的更廣泛的道德、政治後果的討論，也逐漸平息了下來。當然，也有例外。1970年，激進女權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的《性別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一書中引用了霍爾丹和羅素的文章，認為真正實現男女平等的唯一方式就是將生育職責外包給機器。如同之前的霍爾丹和羅素，舒拉米斯開始設想用人造子宮代替女性的身體，並且將其作為一場激進的烏託邦主義政治運動的基礎——一場以機器為媒介的女性解放運動。
不過，費爾斯通為自己的論點增添了更鮮明的政治色彩。具體而言，她認為20世紀科學未能在製造人造子宮方面取得關鍵進展的原因，並非是在技術上無法實現，而是它可能帶來過於激進的社會和政治影響。
費爾斯通還有一個更廣泛的觀點：科學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她指出，什麼研究能得到資助、什麼技術能得到發展，往往是為了當權者的興趣而服務的。她說，如果能把投入載人登月技術的資源投入到生殖技術上來，那麼人造子宮早就研發成功了。「這個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 她寫道，「男性對女性和兒童的暴政來自於他的生理條件。儘管他們越來越有能力把自己從這種暴政解放出來，但他沒有理由放棄這種暴政。」
在費爾斯通寫下這些文字的五十多年後，在霍爾丹舉辦他的講座的近百年後，在全球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對於製造人造子宮技術的不懈努力之下，也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試驗過後——終於，將一部分妊娠過程外包給人工手段取得了些許進展。2019年3月，澳大利亞和日本的一組研究人員證明了，他們可以在子宮外的人工環境裡培養一隻嚴重早產的羔羊胎兒（相當於24周的人類胎兒）達5天之久。研究負責人馬特·坎普（Matt Kemp）博士在一次聲明中稱：「在人工胎盤技術的領域裡，我們已經成功打破了『四分鐘一英裡』*的記錄。」
「四分鐘一英裡」常指人們長久以來認為無法實現的事情。數千年來，人們一直認為人類不可能在4分鐘內跑完一英裡。但是1954年，英國選手羅傑班尼斯特卻打破了這一觀念，僅用3分57.9秒便跑完了全程。
儘管20世紀20年代英國激進分子們所想像的完全體外發育至今仍困難重重，但是隨著實驗的推進，它們在每一個轉折點上都會引發道德上的驚懼，甚至恐慌。不過，正如霍爾丹所言：「從用火到飛行，沒有哪一種偉大發明不曾被貶斥為是對某位神明的侮辱。」
作者：Oscar Schwartz | 封面：Usbek & Rica
譯者：兜蟲 | 校對：曹安潔 | 排版：語月
原文：
https://daily.jstor.org/on-the-history-of-the-artificial-wo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