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胚胎「體外發育」技術越來越發達，這是否會將人類帶進女權主義烏託邦？抑或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2017年，費城兒童醫院的一個研究團隊打造了一個人造子宮——他們將早產羔羊置入羊膜囊中，並在其中養育了四個星期。研究人員意在用羊膜囊模擬母羊子宮環境，從而使未發育完全的胚胎繼續成長。在這個人造環境中，羊胚胎逐漸從一個粉紅色的、形如外星人的生命體發育成一隻會呼吸、會吞咽的動物。隨著人造子宮的消息傳開，一些人認為，這種旨在提高人類早產兒存活率的醫療設備正使我們朝著奧爾德斯·赫胥黎1932年小說《美麗新世界》中描畫的未來前進。在赫胥黎筆下，人類利用試管進行胚胎培育，胚胎在「繁育中心」孵化成熟前便已被劃分成五個社會等級：最高級的是「阿爾法（α）」，他們將被培養成社會中的重要角色；最低級的「厄普西隆（ε）」屬於奴隸，只能在火葬場等地方幹體力活，例如從燒焦的遺體中收集磷等。赫胥黎描述的世界不僅在當時具有爭議性而且充滿影響力，即使是在近90年後的今天，任何協助胎兒在子宮外成活的技術，幾乎都會使人不可避免地聯想到他的這部反烏託邦巨作。未來社會中，技術也會使人分出等級，人造子宮正是其象徵之一——在未來，我們或許將放棄與進化史、動物祖先以及彼此之間最後也是最深的聯繫。美國費城兒童醫院研究團隊打造的人造子宮讓早產小羊順利存活 圖片來源：AP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赫胥黎之前，英國最傑出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已圍繞人造子宮的可行性和風險性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辯論，赫胥黎筆下的反烏託邦世界是這場曠日持久的辯論的高潮。當時，鑑於科學技術進步神速，許多著名思想家認為這種革命性技術馬上就能得到普及。雖然對赫胥黎來說，這個未來極其可怕，但對於與他生活在同時代的許多激進分子而言，情況恰恰相反。英國生物學家霍爾丹（J.B.S. Haldane）是最早提出卵子可以在子宮外受精的人物之一。1923年，霍爾丹在劍橋大學邪學社（Heretics Society）舉行的一次講座中，首次對人造子宮進行了深入探討。邪學社由英國哲學家查爾斯·凱·奧格登創立於1909年，是異見知識分子的避風港，為他們提供了質疑傳統權威和宗教教條的空間。奧格登自稱為「知識分子的解放者」，他曾邀請喬治·蕭伯納、維吉尼亞·伍爾夫、路德維希·維根斯坦等當時的先鋒人物至邪學社暢所欲言，很多發言都離經叛道、驚世駭俗，極具煽動性。霍爾丹也如上述人物一般不墨守成規。他受邀到邪學社做演講，題為《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演講以一名學生的視角展開，此人來自2073年，他回顧了過去150年的生物發展史：1951年，兩位科學家從一名在飛機失事中喪生的婦女的卵巢中提取出卵子，使其受精，然後在「適宜的液體」中培育胎兒，直到其足月出生。在他描畫的世界中，21世紀到來之際，人類已經停止了「歷史上本能式」的繁殖，這又反過來催生了更為理性和開明的繁殖過程，霍爾丹稱之為「體外發育」（ectogenesis），意指從懷孕到分娩全過程都在人體外完成。霍爾丹的演講引起了不少爭議，這也正是他的目的所在。他屬於英國上層階級中較為進步的一分子，喜歡擁抱新的激進思想。1930年代，他在倫敦大學學院教書，成為了一名公開的共產主義者。霍爾丹的妻子在他們的客廳招待志同道合的詩人、哲學家、科學家和作家。這個小圈子裡產生了一種反叛的烏託邦主義，一定程度上是出於他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懼——未來可能與過去截然不同，而科學和技術將是這場進步革命的關鍵驅動力。對霍爾丹而言，「體外發育」是證明科學可以帶來根本性社會變革的完美例子：通過將女性從懷孕中解放出來，性和生殖將相互分離。他相信這將極大地改變社會權力的不平衡。「『體外發育』的基本原理漸漸成形，」他寫道，「生物學家擁有的知識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霍爾丹「體外發育」的構想得到了許多進步知識分子的讚揚，包括伯特蘭·羅素的妻子多拉·羅素。1925年，她撰寫了一篇關於科學的未來的文章。在文中，她從女權主義角度入手，提出了一種解放性的體外發育概念，該概念與霍爾丹的「體外發育」構想非常相似。她認為，若人工妊娠可以實現，女性將得以設想不同的社會現實。她們不必生孩子，因此也無需扮演母親的角色，成為家務的奴僕，無法參與公共事務……醫學史學家伊凡·克羅齊爾（Ivan Crozier）在《情慾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上指出，多拉·羅素希望發起一場更為廣泛的運動，將女權主義者的利益與科學進步結合起來。雖然她知道公眾會本能地抗拒在玻璃瓶中長大的嬰兒，但她仍堅稱「體外發育」也只是類似於人類數千年來幹預動物繁殖和作物種植的活動而已。她同時提出，那種認為女性的身體天生神聖的觀點屬於性別歧視，它把婦女排除在科學和技術的利益之外。「我們希望藉助科學和技術來減輕我們的痛苦，卻遭到他們的譴責，」多拉·羅素寫道，「他們還告訴我們，回歸自然生殖將帶來靈長類動物式的興奮，擺脫已迷失數千年的痛苦。」多拉·羅素與丈夫
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英國，並非所有知識分子都持有這種激進的觀點。在192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專研尼採的學者安東尼·盧多維奇（Anthony Ludovici）對霍爾丹等進步派直言不諱地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體外發育」會破壞男性和女性理應扮演的生物學角色。在他看來，「體外發育」是「對蔑視身體的價值觀中隱含欲望的完全外化」，人造子宮將導致性別徹底消失。「子宮使人類男女有別，」他寫道，「女權主義將大獲全勝，甚至可能達到頂峰。幾代人之後，一種新型女性將會出現，她唯一的性別痕跡是光滑的臉龐和最基本的生殖腺。」更多溫和派思想家同樣表達了對人造子宮前景的擔憂，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不像盧多維奇那樣存在強烈的厭女情結。1929年，英國傳記作家維拉·布裡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雖然「體外發育」可能會讓一些女性受益，但這種技術若落入圖謀不軌之人手中，則可能釀成惡果。她設想未來人類的基因已經分級，「實驗室裡長大的孩子……最優秀的族群被挑選出來。」愛爾蘭科學家約翰·伯納爾也表達了類似的憂慮，他認為「機器妊娠」一定會成為現實，但擔心它會被暴虐階層利用，將人類劃分為「已改造」和「未改造」亞群。當然，對「體外發育」和優生學合作的恐懼，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這場關於人類懷孕未來的公開討論持續了長達10年，該書成為了這場辯論的高潮。 赫胥黎和霍爾丹、多拉·羅素為同時代人，前者在其小說中直接反對了後二人提出的早期烏託邦思想。一位評論家甚至認為赫胥黎的書掀起了一場「反對烏託邦的革命」。1920年代初，用人工裝置取代女性身體的構想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到了1930年代中期，隨著歐洲腳步蹣跚地踏入下一場世界大戰的泥潭，烏託邦主義被一種可怕的悲觀主義所取代。這種悲觀主義認為，若法西斯主義者對「體外發育」和優生學產生興趣，後果將不堪設想——這種擔憂主導了接下來十年的討論。儘管霍爾丹預測，1951年將有可能實現完全的「體外發育」，但在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人造子宮技術的發展變得緩慢起來，且斷斷續續。除了極少時候，人們對這種冒險技術所帶來的道德和政治後果的興趣也有所減弱。1970年，激進派女性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在其著作《性的辯證法》中探討了霍爾丹和多拉·羅素的主張。她認為，實現男女真正平等的唯一途徑是將懷孕外包給機器。和之前的霍爾丹及多拉·羅素一樣，她開始設想用人造子宮代替女性的身體，希望以此掀起一場激進的烏託邦政治運動——一場以機械為媒介的女性解放運動。不過，費爾斯通的觀點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具體來說，她認為，20世紀的科學沒有在打造人造子宮上取得任何重大進展，不是因為技術層面無法實現，而是因為它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可能會使人類社會無法承受。至於科學和政治如何相互作用，費爾斯通提出了一個更具概括性的觀點。她指出，資金充足、得以發展的研究，往往是那些符合當權者利益的研究。如果把研究人類登月的資源用於研究生殖技術，人造子宮可能早已面世。「這個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她寫道，「人們意識到，男性對女性及兒童的剝削是建立在生理條件不對等的基礎上的。儘管他們越來越有能力解放被剝削者，但他們似乎不想放棄上位者的身份。」霍爾丹的演講距今已近百年，費爾斯通寫下上述文字後也過了五十多年。今天，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醫學專家致力於研究人造子宮技術，外包部分妊娠過程至人工器械的技術終於取得進展，越來越多試驗獲得成功。2019年3月，來自澳大利亞和日本的一組研究人員證明，他們可以使一隻嚴重早產的小羊在子宮外的人工環境中存活5天，這隻小羊相當於一個24周大的人類嬰兒。研究負責人馬特·坎普博士（Dr. Matt Kemp）在一份報告中表示：「在人造胎盤領域，我們已經成功打破『1英裡長跑的4分鐘大關』。」儘管正如1920年代英國激進人士所設想的那樣，完全的「體外發育」仍然難以實現，但隨著這類實驗的發展，它們在每一個轉折點都會遭遇道德恐慌，甚至導致人心惶惶。但是，正如霍爾丹所言：「從火種到飛行，任何一項偉大的發明無不曾被認為是對神的侮辱。」本文原載於JSTOR Daily，原標題為On the History of Artificial Womb，作者：Oscar Schwartz，翻譯：劉其瑜，編輯：朱潔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