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臺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沉，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
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臺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沉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做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沉默裡，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梁，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隻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我們溝通的語言是漢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詳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斤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龍應臺
2007.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