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皇后樂隊的路人粉，在前段時間去電影院刷了《波西米亞狂想曲》這部電影之後，徹底淪陷於主唱福萊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的傳奇人生。作為英國乃至全世界搖滾樂隊的先驅，皇后樂隊可以說是60、70年代興起的嬉皮士文化（Hippie）的代表。和電影同名曲目《波西米亞狂想曲》包含著歌劇、重金屬搖滾等多種風格，充滿了猛烈的意識流和噩夢色彩，著名歌詞：
「Goodbye everybody – I』ve got to go- Gotta leave you all behind and face the truth」（再見各位，我得走了；得離開你們去面對真相）
更是充滿了一種對於現實的反叛和無奈。而Mercury傳奇的一生，也是在和主流文化抗爭的一生，他出生在一個傳統的亞裔宗教家庭，父母信奉瑣羅亞斯德教，而他卻玩搖滾，世界巡演，愛上同性，縱慾吸毒，染上愛滋，但是卻又將一生奉獻給了音樂，在臨死之前不久還在錄製自己的最後一張專輯《Made in Heaven》，可以說是很多人心中完美的「嬉皮士」。
說到嬉皮士（Hippie）這個詞，在很多中國人的心目中總是與「嘻哈」、「嘻嘻哈哈」、「稀裡糊塗」聯繫起來，這不得不說是翻譯的鍋。實際上，在英文中，Hippie這個詞是有hip + pie組成的，而前半部分的hip意思是「知道、理解」的意思，而pie是「...的人」的意思，所以其實Hippie這個詞的意思是「一個明白的人」、「一個知道的人」。在嬉皮士的眼中，他們是能夠看清這個社會的人，現在的社會是一個「病態」社會，而嬉皮士們則致力於：
「創建一個新世界，一個與舊世界並行不悖但不在同一股道上前行的世界。」
(Anderson, 1999:135-137）
這樣一說，讓嬉皮士顯得有點「非主流」的味道，實際上，穿著喇叭褲，留著波浪頭的嬉皮士和中國玩著鄉村重金屬死亡搖滾，鍾愛洗剪吹的殺馬特們，還真有一些相似。第一代嬉皮士誕生於美國的60年代，隨著二戰的結束，黑人解放、女權興起，無數的年輕人彈著吉他，穿著皮衣皮褲，抽著大麻，開始談論起性解放和同性戀。
從造型上看，和中國的殺馬特似乎沒什麼不同。但是，在非主流的外表下，更重要的是「非主流」的文化內涵，即反正統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這是一場爆發於美國60年代的青少年群體裡的文化反叛運動，很多人又把它叫做「青年反叛」（the youth revolt），或者「新意識的覺醒」（the rise of a new consciousness），更有甚者，直接將其稱呼為「代溝」（the generation gap），是一場美國青年對於世界的反叛與吶喊。
中國老師們的口頭語一定有一句：「你們是我帶過的最差的一屆」，由於「反正統文化運動」的爆發，60年代的美國青年也常常被稱為「垮掉的一代」，甚至成為了一個專有名詞。為什麼這種對於規矩、理性、科學的反叛會出現在彼時的美國，我想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
對於社會發展的失望
所有歷史課本裡都提到過，二戰之後，美國社會經歷了一個空前繁榮期。戰後期間積累的大量財富，百廢待興的社會，新興建立起來的金融體系等等，都讓美國的經濟實力和百姓消費水平空前增長起來。在 1945 至 1960 年的 15 年裡，美國工人的平均實際收入增長相當於他們在 1900 至 1947 年的 47 年裡的工資收入增長；而在 1945 至 1970 年的 25年裡，美國的 GNP 增加了 450％。(Chafe, 1975:26)
這個被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戈爾布雷斯成為「豐裕社會」的時代，構建了美國大部分的核心價值觀：消費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大工業，理性主義，相信科技能解決一切問題……全國上下都沉浸在一片樂觀、自信的興奮狀態中，《生活》雜誌的主編亨利盧斯無比驕傲地向世人宣布：「美國世紀」已經來臨。而「嬉皮士一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並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光。
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導我們，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二戰後的美國的確建立了一個飛速發展的世界，但是當任何一個社會的生活和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時，有的群體會從中獲利（像美國的商業集團、高知分子…），有的群體能勉強適應新的變化（像美國的中產階級、藍領工人…），但更大部分的人會被淘汰甚至排斥在外，像黑人、部分白人女性、一些不滿於社會變化的年輕人……這些不滿的情緒，不安的因子，都為60年代興起的「正統文化」運動埋下了伏筆。
隨著社會趨於穩定，人口福利被消耗殆盡，經濟發展漸漸放緩，金融危機的陰影又籠罩了整個美國。1963年甘迺迪遇刺，「新邊疆」（the New Frontier）擱淺，其繼任者林登.約翰接過自由主義大旗，所倡導的「偉大社會計劃」（the Great Society）實行不久便名存實亡，貧窮、失業、貧富差距等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美國已經不是那個，駕著馬車高唱著「去西部」，就能買下幾塊地，發家致富的地方了。
從小在「美國夢」裡長大的青年們，剛步入社會，正準備大展拳腳，卻發現個人的努力造就難以打破階級的限制、種族的歧視和性別的壓制，美好理想與殘酷現實間的差距，這種強烈的失望，使得他們開始質疑主流文化所倡導的價值觀。
對於科學理性的失望
暴力，是深深刻在人類基因中的衝動，在野外，我們需要暴力、衝動去獲取食物，在大自然弱肉強食的規則中生存下來。而有了文明之後，理性，則是人類對抗暴力的最好工具。理性又誕生了理論，誕生了科學，誕生了技術，可以說，在工業革命爆發之後，宗教對人們思想的控制越來越弱，更多地人信奉科學，相信科技能夠給人類世界帶來變革。
然而有一樣東西，卻融合了暴力與科學，衝動與理性，那就是武器（Weapon），科技含量越高的武器，殺傷力越為強大。50年代的美國，雖然遠離了殘酷的戰爭，但是戰爭的陰影卻長久地盤旋在人們心頭：核武器。
人類唯一一次使用核武器，是美國在廣島和長崎上空投下的「小男孩」和「胖子」 ，這幾乎摧毀了兩座城市的武器，雖然帶來了戰爭的勝利，但是也成為了人類頭頂揮之不去的達摩克裡斯之劍。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掌握了原子彈技術，冷戰的爆發，人們對於核能武器的恐懼也在逐步加深。德克薩斯A&T大學歷史系教授泰瑞安德遜曾在《運動與60年代》一書中描述：那時學校每天都進行防空練習，學生們一會兒練如何迅速鑽到桌子底下，一會兒練怎樣快步跑向防空洞。由於校園裡警報聲接連不斷，學生們常常處於膽顫心驚、惶惶不可終日的狀。久而久之，原子彈恐懼感就像黏附於身上的幽靈，在年輕一代的心靈上投下一條長長的、無法抹去的黑影。(Anderson, 1995:23-24)
人類現在擁有過去無法想像的力量，就像《三體》中的執劍人羅輯一般，動一動手指，就能使地球上所有的東西灰飛煙滅，人類所有耀眼的文明、偉大的榮光，在它面前有如幻影。未來世界不是光明中的理想國，而是黯淡無光的黑暗。
對原子彈的陰影，很快便轉換為對於科學技術，甚至於對於現代文明的懷疑和恐懼：人類是否走在一條自我毀滅之路上？科學是否真的能為我們帶來福祉？這種對於科學和理性的反思，成為了「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城市生活的失望
二戰之後，隨著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的經濟水平也逐漸提升，隨之而來的，是消費力的普遍提高。同時，由於後工業時代的來臨，工廠流水線不再需要大量的工人。人們手中有錢，時間有閒，消費的欲望也日漸高漲，消費主義價值觀開始在美國形成：從事於服務行業的白領員工人數開始超過從事於工廠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人數。(Moody, 1970:246-262) 這時，一種新型經濟開始在美國出現，其重心不再是生產生活的必需品，而是提供各種生活服務，以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Chafe, 1975:5-56)
50年代，隨著家用電器的普及，美國全國耗電量上升了三倍；1945-1960年間，美國小轎車的數量增加了133%；60%的美國人擁有自己的私人住宅，而在30年代的時候，擁有私人住宅的美國人只有44%......毋庸置疑，隨著鋪天蓋地的電視廣告和服務行業的興起，消費主義已經成為了新一代的價值觀。美國標準的中產階級配備，一套帶有獨立庭院的住房，一量私家小轎車，配備齊全的電器設備，最好再有一隻狗。
但是在這「豐裕社會」的背後，實際上藏著許多隱憂。對於已經達到「中產階級」的家庭，往往承受著巨大的心裡壓力和生活負擔，根據當時經濟學家的估計，在1949年，一家四口的收入達到4千美元，就可以享受中等生活水平，而到1969年，一家四口的收入要達到9千美元，才能維持中產的生活現狀。很多時候，只有夫妻雙方都有穩定的工作，才能保證不階級下滑。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數百萬的美國人被排除在戰後經濟繁榮以外，如果設定1萬美元為60年代末期中產階級的收入目標，三分之二的美國人無法達到，此外仍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處於貧困狀態。
電視廣告中所宣傳的美好和個人貧窮的對比，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起消費主義價值觀下的「理想生活」，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有錢、有房子、有車、有工作才能真的幸福？刻板的城市生活是不是正在磨滅人的本能和欲望，把我們變成一臺又一臺只會工作，只知道數字的機器？我們買的這些東西，我們自己真的需要嗎？
這種失望、質疑的情緒慢慢地滋長，使得社會中的「反叛者」越來越多。他們反對現代科學技術，不信任工業文明，對傳統習俗提出強烈挑戰，在這種情緒中，逐漸滋生了第一代的「嬉皮士」，他們推動了美國的「反正統文化運動」，和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新左派運動一起，強迫主流社會重新審視自己，批判自己。不管這些「嬉皮士」們，最終有沒有看到自己理想中的新世界，他們所掀起的這場潮流深深的影響了全世界，並極大地豐富了主流價值觀，是的主流社會更加多元、立體。
那麼，這些嬉皮士們究竟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在他們眼裡，人類的出路到底在哪裡？留待下節再嘮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