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織女之間有愛情嗎

維舟丨文

這些年來，七夕常被稱為「中國的情人節」，這是商家的噱頭，與聖誕節、情人節在現代的商業化如出一轍，可能起源於戰後的臺灣。如果說在西方，「情人節」在起源上表達的其實是「基督教之愛」；那麼在中國，七夕傳統上的內涵也同樣並不包含現代意義上的「愛情」。

牛郎織女之間有愛情嗎？

七夕之所以被聯繫到「愛情」，當然是因為牛郎織女每年一度鵲橋相會的傳說。白居易在《長恨歌》中便有膾炙人口的名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北宋詞人秦觀《鵲橋仙》更歌詠「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些都是中國人所熟知的。然而如果較真地說，這與其說是現代人所理解的那種「戀人之間的浪漫愛情」，倒不如說是「夫婦之間的感情」。

牛郎織女傳說的起源不明，但大體都認為是對天文現象或陰陽交會的宇宙場景的人格化。完整的故事最初見於南北朝時梁人宗懍著《荊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一年一度相會。」在這個版本中，故事的重點在於解釋天象，婚後生活沒談到感情，倒是織女在出嫁後還被父親幹預離婚。東晉幹寶《搜神記》中所記載的孝子董永的故事，也常被視為可能是牛郎織女的淵源之一，然而其中董永是在路上遇到一個陌生婦人自願成為他妻子，最後在離開之際說：「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這裡更未涉及兩人之間的感情，織女僅僅是受天帝所命，來幫助這個孝子還債而已。

事實上，在傳統的中國民俗中，七夕最突出的內容是女性「乞巧」，感情從來不是重點。李家瑞所編《北平風俗類徵》博採明清時各家記載，其中但凡提到七夕風俗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婦女們的乞巧活動，無一例提及戀愛。《水滸傳》中的潘巧雲，正是因為生於七夕才取名「巧雲」。《醒世恆言》中甚至對七夕送巧的傳說也頗不以為然：「你道怎麼叫做乞巧穿針？只因天帝有個女兒，喚做織女星，日夜辛勤織紝。天帝愛其勤謹，配與牽牛星為婦。誰知織女自嫁牛郎之後，貪歡眷戀，卻又好梳妝打扮，每日只是梳頭，再不去調梭弄織。天帝嗔怒，罰織女住在天河之東，牛郎住在天河之西。一年只許相會一度，正是七月七日。到這一日，卻教喜鵲替他在天河上填河而渡。因此世人守他渡河時分，皆於星月之下，將彩線去穿針眼。穿得過的，便為得巧；穿不過的，便不得巧，以此卜一年的巧拙。你想那牛郎、織女眼巴巴盼了一年，才得相會，又只得三四個時辰，忙忙的敘述想念情悰，還恐說不了，那有閒工夫又到人間送巧？豈不是個荒唐之說！」（第二十六卷）

在晚明凌濛初的白話小說《二刻拍案驚奇》中，丹桂小娘子是因「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他遭著如此不偶之事，心願不足，故此對母親說了來燒注夜香」（第三卷），可見七夕在當時習俗中，還具有女子求偶這一面，但其中「婚姻」的意味顯然多過「愛情」。從現存牛郎織女的傳說來看，他們之間即便有愛情，那也是「先結婚後戀愛」，過的是一種男耕女織的婚後生活。有些地方的傳說甚至說，牛郎織女分離一年才相聚，牛郎卻把一年來堆積的三百六十個鍋碗留給織女去洗。這種中國民間的詼諧所道出的是柴米油鹽的現實生活，與「浪漫」幾不沾邊，更側重於婚內雙方之間的紐帶，而不是婚前戀人之間的精神聯繫。臺灣學者洪淑苓在其《牛郎織女研究》中考察了各種故事變體後承認，從閩臺地區的習俗看來，「七夕牛郎織女相會的浪漫愛情意味，幾乎蕩然無存」。從流傳七夕節日的東亞其它地區來看，同樣不大關涉到戀愛：朝鮮多偏重牛郎織女婚後受罰的別離，日本則注重乞巧，而按《日本書紀》，七月七日甚至是舉行相撲的最好日子。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前些年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曾說，七夕是一個以牛郎織女的民間傳說為載體、以愛情為主題、以女性為主角的節日。不過，如果說這是「愛情」，那這顯然是一種更加社會化的情感，而不是現代意義上兩個獨立個人之間的「靈魂伴侶」關係。可以想見，在這樣一種傳統社會的情感觀念中，僅能承認婚內的情感，且這種情感應服務於婚姻的穩定與牢固，這與現代人所理解的「愛情」顯然是大為不同的。

也正因此，一直有人主張將七夕稱為「中國情人節」並不妥當，認為不如將這一稱號授予元宵節（上元節）或上巳節（三月初三）。但這後兩個節日在傳統上的基本內涵和功能其實也與「愛情」無關，只不過女性可以在元宵燈會或上巳日踏青（所謂「三月三日天色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之機與異性會面而已。相比起來，還是上巳日更合乎現代自由戀愛的情形，從《詩經·鄭風·溱洧》所描述的情形看，先秦時鄭衛之間的年輕男女在祭祀春社期間，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表達自己對異性的愛慕。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這種風俗在秦漢之後便漸趨消亡，到東晉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時已只剩下「修禊」和「曲水流觴」的文人風雅；而與此同時，以牛郎織女為主題的七夕卻從無到有地日漸發展起來。

這恐怕不僅僅只是巧合，而意味著在西漢帝國獨尊儒術之後，人們以往那種對異性情愛的自由表達被約束進了婚姻的社會化框架之內，西漢末年劉向又撰述《列女傳》以突出女德，將「德行」而非「感情」作為合格妻子的最重要品性。自此，未婚男女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感情再也不能那麼隨性流露了，它們只能在社會秩序所允許的婚姻邊界之內作為不那麼重要的事物存在，而自發的「愛情」與代表社會秩序的「婚姻」之間的二律背反也由此加劇。

中國傳統的愛情觀

之所以如此，或許是因為：自發的感情乃是對社會秩序和家族原理的巨大破壞力量。古往今來都不乏這樣的事例：兩個年輕人之間至死相愛，但他們身份地位不同，因而周圍幾乎所有人都反對他倆的結合。在根據家族原理凝聚起來的中國儒家社會中，極其強烈地傾向於社會秩序而壓制個人感情——這再明顯不過地體現在古代對妻子的所謂「七出三不去」中，這其中離婚的七個條件（無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盜竊、妒忌、惡疾）與禁止離婚的三個原則（有所娶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無一涉及夫妻之間的感情，倒是均與維持家族穩定及道德有關。正如瞿同祖在其名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所說的，在古代中國社會，「婚姻的目的只在於宗族的延續及祖先的祭祀。完全是以家族為中心的，不是個人的」，「婚姻對於祭祖關係重，而對於個人關係則極輕微」，「婚姻的目的中始終不曾涉及男女本人，所以男女的結合而須顧到夫妻本人的意志實是不可想像的事」。在名詩《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與劉蘭芝兩情相悅，但仍在焦母逼迫下離婚，而婆婆對她的不滿似乎僅僅是「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

西諺云：「婚姻是愛情的墳墓。」意在指婚後面對真實的柴米油鹽生活，會磨損兩人之間的愛情。這句話也適用於傳統社會的中國人，但意味則大有不同，在他們眼裡，情愛是年輕時不妨沉迷的時光，但卻不能帶入婚姻，因為在婚內一個人需要「扮演」被社會所認可的丈夫和妻子角色。在中國最偉大的古典小說《紅樓夢》中，最大的悲劇就是這一衝突：青春期的寶玉可以「任性胡鬧」，在姐妹們中間度過自由的時光，然而，儘管他個人內心也許更喜歡黛玉，但在長輩們看來則是寶釵更能扮演好社會所認可的妻子角色。也就是說，在一個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中，家族原則重視的是她能成為好的媳婦、妻子和母親，但唯獨不太在意她是否也是好的「愛人」。

日本學者小南一郎在《唐代傳奇小說論》中評論《李娃傳》時說：「從當時官僚世界的常識來看，在取得官職前，沉淪於妓女的色愛世界並無不可。但是，一旦獲得了官職，就必須斬釘截鐵地切斷與以往色愛世界的聯繫。根據婚仕的規則，成為官僚的年輕人應該與出自名望家族的女性結婚」；「像鄭生這樣拋卻婚仕規則選擇色愛的行為，在現實世界中是舉步維艱的」。這是犀利的洞察，不過值得補充的是，這不僅是唐代官僚世界的規則與常識，而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普遍安排——婚姻意味著個人生活的終結，自此他不得不順應家族邏輯，娶妻生子，祭拜祖先，並接管家族事務。

因此，這裡的根本邏輯在於：「色愛」與「婚姻」是對立的，人生要進入婚姻階段就必須拋下「色愛」，壓抑自我，去接受社會和家族所賦予的角色與使命。在唐傳奇中率先出現了對這種社會安排的懷疑，《霍小玉傳》中因此出現了人們對李生拋棄霍小玉行為的種種非難；然而在《鶯鶯傳》中，張生對自己拋棄鶯鶯卻又按社會邏輯做了種種辯解。小南一郎認為唐傳奇中這類作品「選取這樣的主題絕不是僅僅為了描寫男女同愛情的種種纏綿景象。與此相對，男女關係恰恰集中表現出了當時主導社會的官僚世界的規則」，但這不如說是人們雖然有時表現出懷疑和批判，卻無力動搖整個社會體制，僅能在私下裡緬懷那段已成過往的時光。就像我們在《紅樓夢》的結局中看到的，寶玉所能做到的最大反抗也只是他個人的發瘋。即使如此，書中也認為「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也就是承認「成人」以放棄自己的「自在」為代價。

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婚姻在社會功能上等同於一個「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個人生活隨著年齡的增長向另一個新的階段過渡，由此他必須與過往割捨，接受新的規則，實現人生角色的轉變。在此，「情愛」就是被割捨的那一部分，不能帶入婚姻階段——反過來說，婚姻也不需要情愛。在後一點上，前現代的西方人也近似，1774年還有一份英國雜誌主張：「婚姻的目的不是讓男人和他妻子始終彼此親密，而是合起來履行公民社會的任務，謹慎地管理他們的家庭，審慎地教育他們的子女。」但差別在於，西方不像中國文化中這樣強調在進入婚姻之前捨棄另一段情愛，而且情愛和婚姻的對象還可以是兩個不同的女人。

這種潛在的觀念影響深遠。華人到了海外仍恪守這一傳統，杜拉斯小說《情人》中，她在越南西貢結識的華人情人，最終便屈從父親壓力而接受了家族安排的婚姻，因為他不可能與一個白人少女結婚。連電影《大話西遊》中也存在這樣的隱喻：至尊寶被確切地告知，當他戴上緊箍咒變身為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之後，就再也不能動情了，自此接受使命護送唐僧西天取經。古代中國的宗教典籍中，無不將情愛視為妨礙「得道」的障礙，所謂「太上忘情」，凡人正因不能忘情才無法得道。《楞嚴經》所謂「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視「情」為虛妄。清李汝珍《鏡花緣》第七回：「至求仙一事，無非遠離紅塵，斷絕七情六慾，一意靜修，自然可入仙道了。」也正因為孩童尚未沾染這樣的七情六慾煩惱，因而又有「童子功」的傳說。

民間對此信奉不移，《說嶽全傳》中老祖便說：「你既願出家，一要戒酒，二要除葷，三要戒情，方可出家。」（第五十回）斷情乃是出家的前提條件。《喻世明言》中更說得明白：「凡入道之人，先要斷除七情。那七情？喜、怒、憂、懼、愛、惡、欲」，七情須「一毫不曾粘帶，俗氣盡除，方可入道。」（第十三卷）中醫認為七情太過持久或強烈，會引起臟腑氣血失調而致病，許多病症都被說成與七情六慾有關，要長壽則須心氣平和、清靜無為，不能大喜大悲，女性尤其如此，故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婦人方》求子第一強調：「女子嗜欲多於丈夫，感病倍於男子，加以慈戀、愛憎、嫉妒、憂恚，染著堅牢，情不自抑所以為病根深，治之難瘥。」

值得注意的是，「七情」中「愛」只居其一，最早的「情」中甚至不包括「愛」，如《淮南子》卷八本經訓：「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而即便是「愛」，所指的也往往並非「愛情」。唐牛僧孺《玄怪錄》記載，杜子春隨道士修仙，幻覺中身受無數痛苦，但最後變成女人後看到自己孩子身死時終於忍不住出聲，導致煉丹功虧一簣，道士遺憾地說：「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這裡不僅表明「愛欲」是人最難捨棄的，而且這裡的「愛」並非異性之愛，而是對子女之愛。明末白話短篇小說集《醒世恆言》重新演繹了這個故事，老者說的是「人有七情，乃是喜、怒、憂、懼、愛、惡、欲。我看你六情都盡，惟有愛情未除。若再忍得一刻，我的丹藥已成，和你都升仙了，難得如此！」——這裡竟將母子親情稱作「愛情」。

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愛情」並不像現代人看得這麼重要，因而長久以來對此並沒有創造一個特指的詞彙。在《康熙字典》中，「愛」被解釋為「親也，恩也，惠也，憐也，寵也，好樂也，吝惜也，慕也，隱也」。僅其中「慕」這一點還勉強能與現代人所理解的「愛情」沾邊。《墨子》所謂「兼愛」、「愛己，愛人也」，孟子說的「愛人者人恆愛之」僅指「愛護、敬愛」之意。據《史記·盧綰傳》，劉邦與同鄉盧綰世代「相愛」，那是指兩家鄰裡關係很親近。《明史·夏元吉傳》記載，永樂帝晚年「大舉徵沙漠」，夏元吉極力勸阻而被貶官抄家，結果永樂帝「連歲出塞，皆不見敵」，在回程病逝於榆木川的彌留之際，才悔恨說「夏原吉愛我」。這裡說的「愛我」顯然也沒有現代人所習慣的含義，而是指「愛護我」。古人所說的「兩情」、「色愛」、「相思」、「思量」，沒有一個能精確對應現代意義上的「愛情」。

這當然不是說，古代中國人完全沒有愛情，六朝樂府中的「相思」主題頗為普遍，抒情詩更是中國詩歌傳統的主流，金元之際的詞人元好問更有「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名句。不過，總體而言，西漢以降的中國人，大體上把「情愛」看作是某一特定階段的自由，但卻是一個人真正成人或得道升仙之前所需要割捨的東西。它既不是婚姻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充分條件，倒像是青春期的某種遊戲——小時候可以玩泥巴，你都長大了怎麼還玩泥巴？而那些無法在家庭秩序內滿足自己情感需求的男性，就去青樓尋找色愛，但青樓女子幾乎不可能進入婚姻成為正妻。

對帝國時期的社會秩序來說，重要的是家庭內部的孝行、女德（像七夕所突出的「巧」本身也是女德的一部分，因為做針線活的女性是勤勞、慈愛的象徵），因而婦女們在書寫自我形象時，側重表現的是自己對公婆的孝順和對丈夫的忠誠，連母子之間的感情聯繫都甚少提到，更不用說夫妻感情了。如果說對男性而言，還可以享受婚前自由情愛的時光，那麼良家婦女則往往從少女時代起就被約束自發的感情表達。《紅樓夢》第五十四回中借賈母的話說，才子佳人的故事裡往往把小姐描繪成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這意味著，中國社會對女性自發感情的壓抑更重，她們從一開始就被著力培養和塑造社會化人格——被承認為「佳人」須具備的是美德，而不是才華與浪漫情感。

這種觀念真正開始受到衝擊，不是在中唐，而是在社會日益多元化的晚明。馮夢龍著《情史》，便把「情」作為一種世俗價值觀提了出來，並且他所說的「情」，不再僅僅是含混地指稱所有感情，而成為一種值得肯定的品性。對原有的社會秩序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革命性的新思想。在晚明白話小說《二刻拍案驚奇》中，「愛」也開始表達「喜歡異性」的現代含義了（第二十八卷中，程朝奉說「我心裡愛你的妻子」、「小人喜歡他妻子」）。在清初蒲松齡所著《聊齋志異》的名篇《嬰寧》中，王子服向嬰寧表明，留著花是「以示相愛不忘」、「愛拈花之人」，當嬰寧問他，親戚之間的「瓜葛之愛」與「夫妻之愛」有何區別時，他回答「夜共枕席耳」。「三言二拍」中更有不少「色愛」與婚姻合一而不衝突的才子佳人故事，情節多是這樣：兩個青年男女在未經父母許可戀愛之後，書生科舉高中，而女性有時通過社會化認可（例如被收養為義女），最終皆大歡喜。在《紅樓夢》中，雖然長輩為寶玉選定了寶釵為妻，但寶玉畢竟以他的發瘋表達了自己的懷疑與批判；就此而言，他的悲劇在於超前於自身所處的時代。

人們日益重視「愛情」的結果，意味著男女雙方個人之間的情感聯繫超越了家族繁衍和代際之間縱向的紐帶。正如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所說的，「文明人」選擇妻子，並非為了讓她成為自己孩子的母親，「而是要她做自己的『生活伴侶』，因而，這種選擇成了一個心理上的問題」，兩人之間乃是一種高級的精神結合。這種精神結合式的現代愛情的興起，又伴隨著一種兩性相對平等的觀念和個人主義的精神，因為「靈魂伴侶」（soulmate）的愛情理念需要兩個人在人格上至少相對平等，以及一種更堅定地捍衛自身內心情感的個人意志。最終，就像在晚清民國時那樣，自由戀愛的興起，被證明是一個與舊的社會秩序崩潰並行的過程。

本期編輯 酈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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