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王基煒 製圖
我是上海人，在同濟大學畢業後，赴加拿大留學。回國後，我先在一家跨國企業做上海區的總經理，後來調職，任該公司亞太地區的總經理。因為家在上海，慎重思考後，我選擇回來創業。當時正值改革開放的黃金期，浦東遍地都充滿了機會。
上海寸寸土地上都有民營企業家的印記2000年的時候，我的公司主業是做建築幕牆工程，在浦東張江置地建設了製造中心。近二十年時間裡，我們公司在長三角地區完成了三百多個地標性的石材建築項目。
作為上海名片的外灘百年萬國建築群，2008年以前，都是殖民期留下來的建築，沒有一幢是中國人自己建造的。因所處行業的緣故，我當時就想，在上海如此知名的地標，必須有一幢是中國人建造的。恰巧那時，半島酒店的建造工程對外招投標，我們公司積極參與，並且最終中標，得以參與建造。我覺得，這對我們上海人來說是非常驕傲的事，算是在自己的地盤上插上了旗幟。
此外，我的公司還參與建造了環球金融中心、國家會展中心、世博中心等最具標誌性的建築。放眼上海，寸土之間都有我們民營企業家的印記。
2017年，上海產業結構調整，當時政府規定，一些不符合上海未來發展目標的行業要「出上海」，我所處的石材行業就在其中。為了順應產業結構調整，我們與一家美國公司進行了八個月的洽談，順利實現了併購，外方公司對我們印象很好。
以前，他們對中國的民營企業不了解，總覺得「亂鬨鬨的」，但和我們接觸下來，過程非常順利，這也改變了他們對中國民企的印象，得益於當時浦東推進的一卡通業務，政府的服務效率明顯提高，讓整個合作過程推進得很快。我們公司在張江的製造中心就由該美國公司接手，用於生產精密儀器裝備。
回想起來，我所創立的華壘石材（上海華壘石材有限公司）是上海的名牌產品和著名商標企業，主編了行業標準，屬於高新技術企業。後來，我們順應政府的規劃做了轉型。在轉型的過程中，政府的放、管、服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支持作用，所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是相輔相成的。
近年來上海的產業結構調整似乎有些「一刀切」民營企業家是拉動社會創新、活躍經濟、促進民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
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談，我覺得近年來民營企業在上海的存在感有所增強，能看到政府在上海市營商環境改進上下了功夫。例如，上海建大數據中心就邀請我們提意見，在我們提出來一些建議不久，政府就對一些細節做了改進。
事實上，政府在做規劃前，會做一些調研、訪談，對真實的情況做一次摸底，我們作為民營企業家，非常歡迎這種工作方式。城市的規劃應當是立體式的，而不應是單純從上至下，依照理論來做。在制定「十四五」規劃的過程中，政府一定要注重發揮專業人士的作用。
就像我們公司在做併購時，我們兩家公司之間的溝通都是由專業人士在做。現在，通常是某個規劃出臺之後，政府邀請企業家參與座談。但是，一旦這個規劃不合理，需要政府再回頭修正，卻是一件成本非常高的事情。所以，在制定重大政策前，政府與專業人士間需要有深入的互動。政府的工作人員畢竟沒有幹過企業，他們不可能像耕耘在一線的企業管理者那樣，真正知道行業發展的痛點堵點在哪。
我覺得，近年來上海做的產業結構調整就似乎有些「一刀切」。作為本地企業家，我支持政府的決議，也願意配合城市產業轉型。但是，回過頭想想，當時的政策是否有考慮充分呢？事實上，國外企業對我們做評估時，都不認為我們公司的生產過程存在環境問題。經過近二十年發展，我們投入了很多成本來研發新技術，才能做到行業領先。但因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我們就被「一刀切掉」了。
外遷了部分行業的業務後，我們妥善安排之前產業鏈上的工人。在我看來，解散這些工人事實上挺可惜的。在華壘石材的發展過程中，有很多一線員工是我們一步步培養起來的，他們從農民變成工人，工人變成產業工人，產業工人變成技術工人，再從技術工人到工匠。這個過程非常不容易。何況我們經過多年的管理提升，請麥肯錫諮詢後做了流程再造，每一個環節都能打通，其實已走到了數位化轉型的發展階段。
產業發展有其一定的規律，產業轉型也應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並不是依靠政策能夠迅速做出來的。產業轉移也不是所有產業都能說轉就能轉得出去的，也許硬體轉出去不難，但配套產業發展的其他要素，有些很難轉移走。比如，我的公司之前僱傭的設計和管理人員，很多都是上海本地人，要把他們轉移到外地工作，家庭問題就很難解決。
紹興市政府也曾邀請我過去建廠，我拒絕了。現在，上海不允許再發展的產業，未來那裡的經濟發展起來了，也可能不再允許發展，對企業來說，投資的風險很大。
政策具有延續性才能幫助企業家做成百年老店。政府應當總結「十三五」規劃的落實情況，對一些正確的決策有所延續，有偏差的及時做出更改。
上海真的沒有更多的人口容納空間了嗎？上海目前常住人口大約2420萬人，依據之前到2035年的規劃來看，2500萬人口是我們的人口紅線，留給未來十多年的增長空間已非常狹窄。政府需要重視，這個數字真的是這座城市的極限嗎？
我走訪過六十多個國家，對那裡的社會情況和規則有一定了解，共同的一點是沒有哪一座一流的國際城市是能離開人來發展的。人口為一座城市提供了活力。毋庸置疑，上海還面臨較為嚴重的老齡化問題，未來城市管理更為精細合理，應當能夠容納更多的人。我建議，政府要儘快組織專家，給我們的城市做人口的壓力測試，搞清楚一件事：上海真的沒有更多的人口容納空間了嗎？
在吸引人才方面，政府應當明確，上海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我非常不贊同某些城市單純通過給予金錢補貼或是降低稅收去搶人的做法，這些方式短期可能有效果，但並非是長久可持續的方法。上海也不應當只著眼於國內，而應加大力度去挖掘國際一流的人才，不僅是做點宣傳了事，而是要去挖掘，要與美國、日本、德國去搶人才。例如，在美國很多高科技企業中，印度人就佔據了很大比例。
吸引他們來中國工作，首要的仍是安家落戶的問題，上海目前的住房限購政策仍是一道障礙。接下來，政府應當圍繞如何吸引外籍人才出臺一些措施，不僅是像諾貝爾獎級別的尖端人才，也需要培育一些國際高端人才來上海創業、就業。
就上海目前的情況而言，圍繞未來重點發展的產業所需的產業人才還不夠，政府應當引導本地的高校，有傾向性地加大這些產業人才的培養，以保障未來所需的人才供給。如今，生活成本在上升，要留住這些人也需加大力度，建設供給年輕人的保障性住房。
增加民間交流更能有效改變外國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上海要進一步提升對國外遊客的吸引力。上海一直以來都有著獨特的城市人文環境，特別是，這些年政府在城市環境改善上下了很大功夫。
有一次，我在陸家嘴遇到來中國出差，住在附近的外國人在那兒跑步，對方告訴我，覺得上海比美國的環境都好。但是，一座城市的人文環境應該是多維度、多層次的，我們在改造時，也要盡力保留一些傳統，不要盲目地去拆掉重建。
十年前，我與一家歐洲百年家族企業談合作，希望可以從他們的礦進口一些石材。但是，老闆聽說我要拉回中國製造，就直接回復我「你們用不好的」。為能夠買到他們的原材料，我和一家義大利公司合作，通過曲線方式最終拿到了原石。項目完成後，我請這位礦主來上海考察，精心挑選了餐廳，餐具指定用中國傳統的青花瓷餐具，這讓他大為震驚。他看到他們產出的石料經過我們的工藝，被用在上海的建築上，工藝屬於國際一流。他反覆告訴我，「沒想到中國是這樣的」。至此，他改變了對中國固有的一些錯誤看法。
這件事已經過去很久了。現在我們舉辦進博會，極大促進了與國外企業的交流，吸引到更多外國人來到中國看看。事實上，增加民間交流更能有效改變外國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國家的重大戰略向外推行時，政府要助力民營企業加強民間交流，保障民營企業在外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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