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中國哲學史上最具有博愛情懷，閃爍著人性迷人光輝的思想家。
他是戰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他的學派在當時是「顯學」，擁有無數真誠地信奉他的愛的哲學的粉絲；他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為了踐行「非攻」思想，他帶領弟子們「慷慨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幫助弱小的國家抵禦大國的侵略；他又是偉大的科學家，差一點開啟了中國科學的黃金時代；他是極具正義感的俠客，中國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遊俠精神，就起源於墨家學派的思想。
他是俠客，是佛陀，是基督，是心懷天下無我奉獻的人。
墨家學派雖然早已經湮滅在歷史的風塵之中，但他思想的光輝卻從來沒有黯淡過，至今仍然在影響著我們。
在中國哲學派別中，儒家也是愛的哲學。孔子提倡「仁者愛人」，孟子渴望建立「仁政」、「王道」理想，都建立在愛人的基礎上。儒家的愛遮遮掩掩，但墨家的愛濃鬱熱烈。
墨子最初也是儒家弟子，但最終脫離儒家另立門戶，成立了一個具有嚴明組織紀律的政治團體——墨家學派。墨子強烈反對孔子的「仁者愛人」的思想，但他反對的不是愛這個世界，他反對的是孔子的愛太狹隘，不夠博愛。
孔子的「仁者愛人」思想，是建立在血緣關係和宗法制度基礎上的愛。換言之，孔子的愛，有先後次序和高低差等之分。孔子要人先愛自己的父母，然後愛兄弟、姐妹、同事朋友、上級乃至國君，因為孔子認為，只有這種由近及遠的愛，才最現實，一方面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而墨子認為，如果愛，就真愛他人，如果愛，就深愛世界。墨子說，「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在他眼裡，愛是沒有界限的，他人是我，我是他人。
墨子是在那個兵荒馬亂的世界中最溫暖的男人，作為「兼愛」哲學的創始人，墨子喜歡用愛的眼睛去觀察世界。
對於戰國時代的兵荒馬亂生靈塗炭，哲學家都在反思世界混亂的原因，尋找建立理想世界的方法。孔子認為，世界混亂，是人與人之間失去了秩序，所以他要「正名」，從而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的世界；而墨子認為，「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人與人之間的欺騙，其實都根源於「不相愛」——要麼失去了愛的能力，要麼根本就不想不懂得去愛。
從這個邏輯出發，墨子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學說，希望用一種更廣泛更無私的博愛，去對抗儒家狹隘的愛與法家的陰謀算計。
墨家之所以在短時間內成為戰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學派，除了溫情脈脈的愛人學說極易打動人心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墨子將愛與利結合在一起。他告訴人們，愛能給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兼相愛」是手段，而「交相利」才是真正的目的。
墨子是一個極為現實極功利的思想家，他觀察世界的標準是有用，一切對人、社會有利的行為，都是值得提倡的。基於此，墨子的「兼愛」思想類似於一種保險的理論，正如一個保險公司的廣告語所說的，「平時獻出一滴水，難時擁有太平洋」。愛別人就像買了一份保險，你去愛別人，為別人帶去利益，別人自然也會愛你，為你帶來利益。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天下人若能相愛互利，才能建立一個「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平等的愛的世界。
墨子的「兼愛」與孔子的「仁者愛人」的思想，區別是明顯的。孔子的「仁者愛人」只是一種看不見的、在精神層面起到規範作用的道德律令，考的是自覺的境界，吸引力不夠；而墨子的「兼愛」思想則迎合了廣大貧苦的中下層階級的心理需求。他們既渴望在慌亂的世界中得到溫暖的愛，更希望能夠解決他們的溫飽和平等的問題，既然愛能帶來好處，那麼大家就信墨子得深愛，無私地去愛吧！
在這個時期，墨子的「兼愛」思想與道家楊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極端利己主義一起，成為當時的顯學，這說明戰國時期已經出現了人性覺醒和人生價值的大發現，人們開始思考人的本質和價值的問題。這樣的思考，終於讓空洞的儒家的「仁者愛人」的道德律令靠邊站，差一點就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直到「亞聖」孟子的出現，他以滔滔雄辯，和「平治天下捨我其誰」的自信，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與擔當，扭轉了儒家日漸式微的局面。
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與近代西方的合理利己主義也有所不同。墨子心心念念的「交相利」的「利」，其實是社會和國家的公利，而不是私人利益，否則他的學派將滑入道家楊朱極端利己主義的深淵。而近代西方的合理利己主義，追求的是個人私利，為了讓別人不妨礙自己的私利，我也不去妨礙別人的私利。這一點，與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墨子提倡先人後己，他主張「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的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墨子的愛像太陽，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獻出一份愛，如同太陽，無私地照耀著每個人的身體，溫暖著每個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