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方觀點：1)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過大，衝擊美國國內就業和製造業。2000-2017年，美對華貿易赤字佔美國赤字總額的比重從18%上升至46%。2)美方認為中國未能履行加入WTO時的承諾，長期侵犯美國企業智慧財產權。美方在《301調查報告》中提出，中國在部分行業採取要求強制合資，利用審批權限等方式，強迫美國企業向中方合作企業或中國政府轉移智慧財產權。美方認為中國對智慧財產權法律法規執行不力，此外還通過仿冒和竊取商業秘密等其他方式侵犯美國企業的權益。川普反覆強調中美間的對等(Reciprocal)原則，要求實現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的對等，而不只是在某些領域漫長的談判。3)美方認為中國在多個領域實施產業政策，提供政府引導、資源和監管支持，限制國外製造商和外國服務供應商的市場準入，中國的重商主義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致命影響。例如，美方認為政府補貼中國製造2025計劃是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超越美國的一個十分具體而大膽的行動計劃，對美國的核心優勢形成了重大挑戰，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中國對一些出口商品實施補貼，使大量商品以較低的價格進入美國，傷害美國製造業及其就業;中國對稀土金屬實施出口限制，提高美國企業生產成本;中國的國有經濟主導模式導致近年來中國多個行業均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情況，傷害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生產者;美方認為中國長期進行匯率操縱，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和豐厚的貿易順差。4)中美貿易問題事實上是中國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設想的那樣走向西方式的市場經濟和民主道路，反而沿著自己的道路越走越遠。隨著中國的日益崛起並不斷發展高科技產業，中美經貿關係從互補走向競爭，中國對美國構成威脅，必須加以遏制。
中方觀點：1)中美貿易關係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美方從中美貿易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目前國際分工中，中國處於產業鏈的中低端，形成了「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的局面。美國企業在華投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2)美國對華301調查報告充滿偏見。301調查報告中引用的調查問卷非常不專業，USTR在引用相關數據時，也存在明顯的誤導性。同時，美國誇大中國赴美高科技投資的影響，忽略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陣地是亞非拉地區，主要領域是能源和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的事實。3)中國認真履行了加入WTO時的承諾，完善國內法律框架，大幅削減關稅至世界範圍內的較低水平，持續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立法和執法工作，不斷提高法律和規則透明度。美方此前認為中國未能履行承諾，中國拿出證據後卻說中國的承諾不夠多不夠重，是典型的單邊利己主義表現。4)美國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長期封鎖，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歧視性審查，這些都是不公平的。科技封鎖是美對華貿易逆差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的歧視性審查違反了WTO的非歧視原則。5)美方濫用貿易救濟措施，自80年代以來至2018年6月，美國對中國正在執行的「雙反禁令」多達164個，是遭受美國雙反最多的國家，超過第二名到第八名國家遭受禁令之和。美國在對中國、韓國、義大利、中國臺灣同時發起的反傾銷調查中，對中國企業裁定的反傾銷稅率為199.43%，而其他國家最高裁定稅率僅為47.79%。
客觀看待：中美貿易戰背後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中美貿易戰，一方面源於巨額貿易逆差及其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和分歧，另一方面源於新冷戰思維霸權國家對新興崛起大國的遏制。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貿易戰背後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與其打嘴仗、挑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不如韜光養晦、實事求是地做好改革開放，歷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比如，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降低製造業和部分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鼓勵發展基礎科技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風險提示：貿易戰持續升級;改革推動不及預期
1 中美貿易戰的進展
經過多年發展，中美貿易關係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貿易關係之一。從貿易量看，根據中方統計，2017年我國對美出口4331億美元，佔總出口額19%，美國為中國第一大出口國。對美進口1552億美元，佔比約8.3%，美國為中國第二大進口國(次於歐盟佔比的13.3%)。根據美方統計，2017年美方對華出口1304億美元，佔其總出口8.4%(低於加拿大的18.2%，墨西哥的15.6%)，是其第三大出口國，美方對華進口5056億美元，佔其進口的21.4%，中國為美國第一大進口國。從雙邊投資來看，2017年中國對美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為290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第三大投資目的地。
川普上臺後，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持續抬頭，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摩擦明顯加劇。川普在競選時宣稱，要保護傳統產業，讓製造業的工作重新回到美國。反對自由貿易協議如NAFTA和TPP。川普建議把中國宣布為匯率操縱國，並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45%的關稅。
2018年3月23日，美國採取232措施宣布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加徵25%、10%的關稅。中國宣布擬對自美進口水果、豬肉等價值30億美元產品分別加徵15%、25%的關稅。
6月15日，白宮對中美貿易發表聲明，對1102種產品總額5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關稅。白宮的聲明提到了中國製造2025。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稱中國關稅清單包含兩個序列，第一組中國關稅涵蓋340億美元進口，於7月6日12時正式開徵。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對160億美元的第二組關稅進行進一步評估。
6月15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其中對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545項約340億美元自2018年7月6日起實施加徵關稅，對化工品、醫療設備、能源產品等114項其餘商品加徵關稅的實施時間另行公布。
6月18日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確定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如果中國採取報復性措施並拒絕改變貿易「不公平」做法，將額外徵收10%的關稅。隨後川普宣稱進一步升級至5000億美元，這基本實現了對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全覆蓋。根據美方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5056億美元，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金額3752億美元。
6月26日，川普表示將通過外國投資委員會來加強把關所有國家對美技術領域投資。同日，中國下調部分亞洲國家進口關稅，大豆關稅下調至零。6月29日，中國發布了新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基本完全放開製造業的投資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領域所有外資股比限制。7月2日，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阻止中國移動向美國市場提供服務。7月3日，中國法院採取「訴中禁令」方式，禁止美國美光在華銷售晶片。
7月6日美方對中國出口的340億美元商品徵收25%關稅，中國隨即對等加徵關稅。
7月10日，川普下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啟動程序，對另外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
2 美方對華態度轉變背後的關切點
通過梳理萊特希澤、納瓦羅、班農的講話材料、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文件以及川普自傳等大量一手材料，我們發現，美國國內對中美貿易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萊特希澤2010年的國會證詞和納瓦羅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國》都表達了對中美貿易現狀的不滿(注意：下面引用的相關觀點和數據均來自美方文件，不代表本文觀點)。彼時歐巴馬政府雖強調對華友好合作，但仍在2011年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建立TPP的構想。2016年川普上臺後，美國國內民粹主義思潮興起，萊特希澤等人從幕後走向臺前，中美經貿關係明顯惡化。
美國對華政策及社會思想基礎發生重大轉變，200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潛在競爭者」，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美方當前對華態度轉變背後的主要關切是：1)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過大，衝擊美國國內就業和金融穩定。2)美方認為中國未能履行加入WTO時的承諾，長期侵犯美國企業智慧財產權，中國在部分行業採取要求強制合資，利用審批權限等方式，強迫美國企業向中方合作企業或中國政府轉移智慧財產權。美方認為中國的法制承諾很值得懷疑，對智慧財產權法律法規執行不力，此外還通過仿冒和竊取商業秘密等其他方式侵犯美國企業的權益。川普反覆強調中美間的對等(Reciprocal)原則，要求實現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的對等，而不只是在某些領域的談判。3)中國實施多項產業政策，認為中國重商主義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致命影響。例如對部分戰略性行業的政府補貼、部分資源品(稀土)的出口限制等扭曲國際貿易環境，其中一些計劃如中國製造2025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4)中美貿易問題事實上是中國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設想的那樣走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反而沿著自己的道路越走越遠。隨著中國的日益崛起並不斷發展高科技產業，中國對美國已經形成威脅，因此必須加以遏制。
2.1 美中貿易逆差巨大，衝擊美國就業和製造業
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於2009年向國會作證時曾表示，美國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認為與中國正常的貿易關係將會使中國市場向美國開放，從而增大美國商品和服務的市場，為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然而，隨著中美貿易赤字的不斷增長，美國逐漸認為，中美貿易沒能帶來互惠關係，而是中國單方面受益，美國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中國加入WTO後，美國對華的貿易赤字不斷增長。從2000年的831億美元攀升至2017年的3752億美元，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9.2%。從結構上看，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計算機及電力設備、器具和組件方面，從2000年的163億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1985億美元，美國相關行業的就業數量大幅減少，中部地區形成了製造業衰落、失業率上升、地方財政崩潰的「鏽帶」，美國社會產生失落感。從美對華貿易赤字佔比來看，2000年，美對華貿易赤字佔美國赤字總額的比重為18%左右，2017年，該佔比大幅上升至46%。
從就業的角度看，美國認為美對華貿易赤字導致其製造業受到了非常嚴重的衝擊。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01年至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導致美國失去了340萬份工作，其中75%屬於製造業。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製造受到的衝擊最為明顯，2001年-2015年，美國失去了123.8萬份相關產業的工作，遍及美國西部、中西部和北部的多個州。
同時，由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因此美國在與中國這類發展中國家競爭時，不得不降低勞動者的薪資水平，使得勞動者的福利受到損害。據估計，上述問題的影響範圍大約達到1億名生產工人——大約佔私營部門勞動力的70%。
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在失業問題上觀點更為激進。在其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國》一書中，納瓦羅用極富煽動性的語言描述了中美貿易使美國的製造業工作大量流失、削弱美國的國家競爭力的觀點。他認為，之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是因為中國採取了出口補貼、匯率操縱、侵犯智慧財產權、降低勞動者必要的生產保護等一系列違反公平貿易等世貿組織原則的行為，這對美國的製造業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損害。
從金融的角度看，美國認為中美貿易赤字是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美國對華的巨額貿易赤字使中國的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使其價格上漲，從而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低於應有水平。長期利率降低使得美國家庭消費水平提升，並拉大了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距。而且，因為外國儲蓄主要通過政府(或央行)之手流向國債之類的安全資產，私人投資者為了尋求高回報便轉向別處。這刺激了金融工程師開發新的金融產品，比如抵押債務，從而增加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水平。
因此，美國在5月3-4日赴華談判的要價清單中，將削減貿易逆差作為首要談判目標，希望中方在2年內將貿易逆差降低2000億美元。
2.2 中國侵犯美國企業智慧財產權
2.2.1 中國通過不正當方式獲取美國公司的技術轉讓
美國在對中國的《301調查報告》中表示，中國加入WTO之後，未能履行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執法方面的承諾。目前在相關領域的一些做法導致美國企業的技術被強制轉讓給中國，傷害了美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主要表現為：
1)中國政府通過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合資要求，以及其他形式的外資投資限制，迫使美國企業向中國進行技術轉讓。301調查報告中指出，中國外商投資領域的主要文件是在2017年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8年對其中的特別管理措施，即負面清單進行了修訂)，該文件將外商投資領域分為「鼓勵、限制和禁止」三類，要求部分領域的外商投資必須以合資的形式開展。通常而言，合資企業中，外方企業在合資企業中不能控股或股權上限被限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參與合資的中方企業具有國企背景或接受政府的產業政策指導。合資企業在和政府的接觸過程中，中方企業通常承擔聯絡人的角色，導致美方企業在與中國政府的接觸中處於信息上的劣勢地位。因此，美方企業如果希望在中國開展業務，便不得不將自己的關鍵技術暴露給中方合作企業，從而產生事實上的強制技術轉讓。同時，中方企業將自己的大量員工派駐到合資企業中，學習吸收美方企業的關鍵技術，這在事實上導致了更大範圍的技術洩露和強制性技術轉讓。
例如，中國的汽車產業在近年來的發展很大程度依賴於對美國智慧財產權持續性的侵犯，這種方式被稱為「長安模式」。在長安模式裡，中方企業為國資委下屬的重慶長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美方企業為福特汽車公司，中方通過「引進、消化、吸收、二次創新」的方式，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術水平。301調查報告中援引中國企業聯合會網站上的內容，即「長安模式」以國家產業政策支持為依託，以企業為創新主體，視國外合資合作方為資源，在政府、國外合資合作方和企業三方聯動之中，通過技術創新的漸進式升級構建起以我為主的自主創新體系，實現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提升。
2)中國政府利用其審批程序迫使美國企業對中國進行技術轉讓。美國企業抱怨來華拓展業務需要經歷多項審批程序，而其中部分規則賦予執行部門自由裁量權，使他們可以通過控制審批達到強迫美國企業進行技術轉讓的目的。合資企業相關的管理辦法明確要求合資企業應當提高中國企業在相關行業的科技水平，要求商務部在批准合資企業的成立申請時，必須考慮是否與現有的產業政策相一致。此外，301調查報告中指出，一些美國企業表示，部分中國地方政府在執行外資準入規定時，存在「窗口指導」等現象，在現有的法律規章體系之外設置「口頭限制」，將合資企業的審批通過與否和技術轉讓聯繫起來，從而達到事實上的強制技術轉讓的目的。
美國政府表示，除企業的成立申請之外，中國的部分其他程序如安全評估、環境評估、節能評估等，也會對美國企業智慧財產權造成傷害。例如環境評估中要求美國企業公布預計成本和收入、預計產量和產品設備信息，能源消耗等信息。這些信息對美國企業而言很重要，披露它們可能導致商業秘密洩露。更重要的是，這些評審過程中，政府的評審團中通常包括「外部專家」，外部專家通常來自於高校、企業或諮詢機構。這就使得相關信息並不僅僅被政府掌握，也被其他非政府人士所掌握。因此，美國企業的競爭者也可能通過各種渠道獲取這些信息，從而削弱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中國政府對自主智慧財產權的產品每年都會發放較多補貼，而對國外智慧財產權產品並無相關政策。這使得許多美國企業和中國企業談判時，被迫轉讓大量關鍵技術和設備。美國認為，這類政策一方面對國外技術和設備造成了明顯的歧視，同時減弱了中國企業自主研發相關核心技術和產品的動機。
2.2.2 其他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行為
1)惡意商標註冊。美國表示，儘管美方和中方曾經就禁止惡意商標註冊達成框架性協議，但美國企業仍然持續受到惡意商標註冊的影響。中國企業或個人在網上大量註冊美國企業的商標，當美國企業在中國註冊時，便會索要高額賠償金，侵犯美國企業的自主智慧財產權。
2)網絡盜版。美國企業認為，網絡盜版仍然在中國大範圍存在，影響美國一系列內容行業，包括音樂，電影，書籍和期刊，軟體和視頻遊戲等。美國意識到中國已經採取行動阻止某些盜版產品在線銷售的流動，但認為中國仍需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從而更好地保護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智慧財產權。
3)仿冒品。中國造假影響廣泛的商品仍然普遍存在。製藥領域是美國特別關注的領域之一。中國應當改進對製藥原料生產的監管，以防止它們被用於假冒偽劣藥物。
4)竊取商業秘密。美國認為中國對商業秘密的保護嚴重不足，為中國公司謀取利益的商業秘密盜竊案持續發生，並且沒能獲得有效監督，商業盜竊案件涉及的內容包括貿易秘密，技術數據，談判策略和底線，以及專用網絡連結等。中國應當立即停止相關盜竊活動。
2.2.3 中國對智慧財產權法律的執法不力
萊特西澤曾經表示，在與中國的貿易接觸中，美國和中國就智慧財產權保護達成過一些協議。然而，中國對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協議和法律的執行存在很大問題，導致對智慧財產權的侵犯問題沒能得到遏制。事實上，中國政府在強制技術轉讓和竊取商業秘密等問題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與其建立更加市場化的經濟的承諾相去甚遠。而在另一些問題上，例如惡意商標註冊、仿冒品等，中國政府執法不力，縱容了對智慧財產權的侵犯。
智慧財產權領域是美國的優勢領域，美國通過智慧財產權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了大量利益。美國希望通過持續給中國在這方面施壓，保持自身的貿易優勢。在美國提出的要價清單中，第二部分即為保護美國的科技和智慧財產權，提出了要求中國政府取消技術轉讓政策，加強智慧財產權執法，停止商業秘密盜竊，修改相關政策等多項具體措施。
2.3 中國實施大量產業政策，侵犯美國相關領域的利益
萊特希澤在《中國貿易壁壘清單》及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301調查報告》中著重提及中國的產業政策扭曲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也成為川普要求實施貿易「對等」原則的主要領域之一。
2.3.1 中國製造2025
美國政府表示中國在多個領域實施產業政策，對中國產業提供政府引導、資源和監管支持，限制國外製造商和外國服務供應商的市場準入。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中國政府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在其發布的《關於2017年中國在WTO的履約情況向國會的報告》中表示，「中國製造2025是對10個高科技、戰略性產業提出的系統性升級計劃，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工具機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雖然中國製造2025表面上只是為了通過更先進和靈活的製造技術來提高工業生產力，但它象徵著中國對『自主創新』採取的不斷發展和日漸成熟的做法，這一點在許多配套和相關的產業規劃中得到了體現。他們一致且壓倒一切的目標是，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國市場上用中國的技術、產品和服務取代外國的技術、產品和服務，以便為中國公司主導國際市場做好準備。」
美國表示，中國採取多種違反WTO原則的方式支持中國製造2025的相關行業。包括：1)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對「中國製造2025」的國內技術研發、海外併購的大力支持和快速推進。2)中國成立大量相關產業基金支持相關行業的發展，例如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先進位造產業投資基金、中國製造2025戰略合作協議等。3)中國政府通過在資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幫助部分與政府有密切聯繫的民營企業發展相關產業。
美國認為中國製造2025計劃是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超越美國的一個十分具體而大膽的行動計劃，對美國的核心優勢形成了重大挑戰，因此對此非常顧慮和忌憚。在其提出的要價清單中，中國製造2025被提及三次，包括停止對「中國製造2025」計劃涉及行業的補貼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停止對「中國製造2025」涉及行業對美國企業的投資;美國將對「中國製造2025」相關產業進口限制和關稅壁壘等。美國4月4日公布的對華加徵關稅的目錄中，主要針對中國製造2025領域。
2.3.2 出口補貼與出口限制
美方認為，中國對一些出口商品實施補貼，使大量商品以較低的價格進入美國，其中部分補貼被WTO禁止，這些補貼對美國的製造業造成了傷害，使得美國製造業的工作被轉移到中國。到目前為止，中國尚未向WTO提交一份完整的由中央政府支持的補貼名單。截至2016年7月，中國尚未公布地方政府的補貼名單，只是提交了美國基於WTO規則所質疑的疑似禁止補貼領域的相關說明材料。
另一方面，中國對一些商品，主要是稀土金屬，實施出口限制，包括出口配額制度、出口許可證、最低出口價格等，這些商品是美國重要製造業，如航空航天、汽車、建築和電子的重要原材料，導致美國企業不得不面對較高的成本價格，或者迫於壓力將他們的經營，技術和工作轉移到中國。
近年來美國不斷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向WTO提起相關訴訟。2013年，美國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令中國取消了部分對美國鋼鐵和鋁業有重要影響的幾項原材料的出口關稅和配額。2014年，美國贏得了對中國關於鎢和鉬出口限制的訴訟，中國於2015年取消了相關限制。2016年7月，美國發起了第三起通過WTO控告中國出口限制的案例。出口限制的控告包括中國對各種形式的銻，鉻，鈷，銅，石墨，銦，鉛，氧化鎂，滑石，鉭和錫等11種原料的出口配額和出口關稅。這些原材料是美國重要製造業的重要投入。美方要求中國進一步改變對出口品的配額和關稅措施，並認為這些措施違反了WTO的相關規則。
2.3.3 過剩產能
美國表示，中國的國有經濟主導模式使中國產生了大量的過剩產能，導致近年來中國多個行業均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情況。在製造業尤其是鋼鐵和鋁製品行業，中國政府的財政支持等行為導致了大量產能過剩，過度生產扭曲了全球市場，並傷害了美國生產者和美國及第三國市場。為此，中國政府開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去除這些行業的過剩產能，這些政策目前起到了一些效果，但長期效果仍需觀察。
例如，2000年-2014年，中國鋼鐵的產能增長佔到了全球增長的75%。。目前，中國的產能約佔全球產能的一半，是歐盟(EU)、日本、美國和俄羅斯聯合煉鋼能力的兩倍。同時，儘管國外鋼鐵需求疲軟，但中國鋼鐵出口量在全球最大，2014年為7600萬噸，與2013年相比增長了60%，2015年達到了歷史高點9300萬噸。鋼鐵出口在2016年上半年繼續增長，然後在下半年開始下降，2017年下降趨勢延續。
2011年至2015年，中國原鋁產量增長超過50%，儘管2015年全球鋁價格出現大幅下跌，但隨後幾年仍保持增長。大型新設施在政府的支持下建成，包括通過能源補貼，因為中國的原鋁產量佔全球產量的一半以上。因此，中國鋁產能過剩導致全球鋁價格嚴重下滑，傷害了美國的工廠和工人。
2.3.4 匯率操縱
川普上臺之前便不斷指責中國進行匯率操縱，認為中國將匯率固定在較低的利率水平上，從而獲得不正當的競爭優勢。萊特希澤曾在2010年對國會的證詞中說到，「中國將匯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使得其製造業較其對手有著很大的競爭優勢，帶來了豐厚的貿易順差」。
近年來，中美兩國在匯率問題上時有交鋒。2011年部分議員提出《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此法案以國內立法的形式，將主要貿易國的匯率由美國裁判，並可運用增加關稅、限制進口等措施懲罰其認定為「匯率操縱」的國家。對此中國商務部強烈反對，認為此舉違背WTO貿易規則，幹擾中美貿易關係。2016年4月中國被列入匯率操縱國「關注名單」，至2018年4月，美國財政部半年度匯率政策評估報告中中國雖未被列入匯率操縱國但仍處於觀察名單中。
2.4 貿易問題是中國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
2.4.1 中國的貿易政策體系與美國的設想差異巨大
中國在加入WTO時，美國曾認為將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將使得中國變得日益西方化。但美國逐漸意識到，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設想的那樣走向西方式的市場經濟和民主道路，反而沿著自己的道路越走越遠，這與美國的設想相差巨大。美國始終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認為中國是國家主導經濟，要求中國改變現有體制的呼聲從未停止。美國認為，中美貿易之間的摩擦並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原因，而是有著深層次的體制性和文化層面的原因。
萊特希澤在分析這一問題時表示，中國的歷史環境與政治傳統與美國大不相同，中國的管理，尤其在地方層面，一直是以政府為主體。政府和官僚機構享有極高的權威，而個人和社會不具有知悉政府決策並質疑這些決策的權利。因此，要想讓中國在這種體制下與美國主導的WTO的規則體系完全對接，勢必困難重重。本質上講，認為中國加入WTO之後會遵守所有規定其實是將中國想像成了另一個加拿大，而這是非常錯誤的。
萊特希澤認為，中國在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模式，這套模式可以被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並進一步演化成為了貿易上的重商主義。例如，在汽車、化工、建築、電子信息、設備製造、鋼鐵、有色金屬等領域，特殊的大型國有企業擁有大量現金，也可以輕易從國有銀行獲得借款，來執行海外併購及「走向全球」的政府指令。反過來，中國政府則將這些「國家冠軍」視為與外國對手競爭的主要手段，並鼓勵它們在國內經濟和出口市場中發揮主導作用。這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而言很不公平，使其在和中國的企業競爭時處於劣勢。
2.4.2 中國崛起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必須加以遏制
美國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美國世界霸權地位的挑戰，必須加以遏制。2017年12月17日，美國前首席戰略師班農在日本的演講清晰地傳達了川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對中國的態度，即「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他表示，近年來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發生在一個獨特的全球階段，就是中國的崛起。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都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美國的精英們長期一直錯誤地期望中國會成為自由市場經濟，而今看到的卻是儒家重商主義模式。
班農認為，過去十年，中國出口過剩使得英國中部和美國中西部的工業地區被掏空。美國的勞動階層和底層人民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倒退。不僅如此，以中共十九大為代表，中國逐漸形成了一份未來全球霸權統治的計劃，這個計劃包括5個層面：1)通過中國製造2025掌握先進位造業的的主動權;2)「一帶一路」，這是大膽的地緣政治擴張;3)5G網絡技術，中國希望在這些新技術上發力，從而實現在科技上對美國的彎道超車;4)金融技術，中國目前尚未形成在金融技術上的領先，但5-10年之後，中國有可能在金融領域超過美國，那時沒人能將中國從全球市場中剔除出去;5)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希望用人民幣來結算石油交易，擴大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而這將使美元失去儲備貨幣的地位。
班農表示，川普政府的中心目標是重振美國，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對中國的貨幣操縱、貿易不公平加以反制。因此美國實施301行動，就是研究中國政府是如何強制要求以技術換市場，美國應當如何去糾正過來。還有一個報告是關於232條款，涉及鋼鐵和其他可能領域，美國如何限制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
2.5 美國貿易政策核心決策層的代表人物
除總統川普以外，目前美國執掌貿易談判的主要人物包括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等人。為便於讀者進一步了解美國貿易政策的核心決策層，以下是對幾個關鍵人物的簡要介紹：
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Lighthizer):
萊特希澤生於1947年10月11日，畢業於美國喬治城大學，獲法律博士學位，現任美國貿易談判代表。
萊特希澤早年曾在律師事務所工作。1983年，萊特希澤被提名為裡根政府的貿易副代表，在任內，他協助當時的美國貿易代表威廉·布魯克掀起了對日本的貿易戰，威脅日本降低對美國的鋼鐵出口，保護美國鋼鐵業的利益。離開裡根政府後，萊特希澤加入世達律師事務所，長期從事國際法和貿易規則的相關工作。2017年，他被川普選中，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18任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是對華鷹派人物，主張在貿易上保持對中國的強硬姿態，認為中國是對全球貿易體系最大的破壞者。他曾表示，中國政府利用大量補貼，向世界輸出過剩產能，搶佔全球市場份額，對全球貿易體系構成破壞。他還認為，中國竊取美國貿易和技術機密，從而獲取不正當比較優勢，因此，應當利用關稅手段等限制中國產品和投資進入美國市場。
萊特希澤在美國法律界和貿易界深耕多年，熟悉美國和國際貿易法律，憑藉自己對貿易歷史的深入了解在川普團隊中有著較高的話語權。許多具體的貿易政策出臺都與他有直接的關係，因此，應對其動向保持高度關注。
彼得·納瓦羅(Peter·Navarro)
納瓦羅生於1949年7月15日，畢業於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加入川普團隊之前，納瓦羅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擔任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
納瓦羅是川普團隊中最強硬的鷹派之一，強烈呼籲美國降低貿易赤字。他在匯率問題上持強硬立場，認為中國和德國均為匯率操縱國。他支持貿易保護主義，認為為了保護美國的製造業，應該設立高關稅，反對美國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一直以來，納瓦羅在經濟上抱有較為強烈的反華立場。在其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國》一書中，納瓦羅認為中國利用貿易補貼和匯率操縱，將產品傾銷到美國，中國製造業的低成本來自於盜取美國的智慧財產權，對環境的破壞和以及對勞動者缺乏必要的保護等。
納瓦羅對中國的強硬立場迎合了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但他強硬的做派即使在川普團隊內部也時常引發爭議。納瓦羅和財政部長姆努欽在許多政策問題上存在明顯分歧，一些分歧已經達到公開化的程度，這也使美國國內對納瓦羅在川普政府中的作用產生懷疑。
史蒂芬·姆努欽(Steven·Mnuchin)
姆努欽生於1962年12月21日，畢業於耶魯大學，現任美國財政部長。此前，姆努欽在高盛集團擁有17年的工作經歷，2002年離開高盛後，姆努欽在對衝基金擔任高管，他還曾作為電影製片人投資過多部電影。
姆努欽是川普政府高層中唯一的鴿派，強調貿易互惠，希望同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保持良好的貿易關係。姆努欽曾公開表示，目前和中國並非貿易戰，而是貿易摩擦，美國採取措施的目的是為了讓美國獲得一個公平的貿易環境。
作為白宮的三號人物，姆努欽在川普政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強調對話和磋商，希望能和各方在管控分歧的條件下，尋求美國利益的最大化。他是川普政府中的調和者，每當川普做出令人驚訝的舉措時，姆努欽會站出來緩和局勢，使事態不至於向著過度戲劇化的方向發展。
威爾伯·羅斯(Wilbur·Ross)
羅斯生於1937年11月28日，畢業於哈佛商學院，獲MBA學位，現任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是美國歷史上初次擔任內閣職位成員中年齡最大的，他在2017年擔任就任商務部長時，已經年滿79歲。
羅斯早年在華爾街工作，專注於破產企業重組，對鋼鐵、煤炭、電信和紡織等行業有深入的研究，被譽為「破產企業之王」。上世紀80年代，彼時仍是一名地產商的川普一度陷入財務危機，抵押的三座賭場陷入被債務人收回的困境，作為投資者的代表，羅斯說服其他債務人與川普達成協議，使川普保住了三座賭場的控制權。
羅斯在貿易上也持保守主義的觀點，在接受CNBC的採訪時，他說他作為商務部長的首要任務是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對實行不公平貿易政策的國家予以反擊。但他也表示，自己並非反對全球貿易，它支持貿易，但只支持合理的貿易(Pro-sensible Trade)。
美國商務部在貿易決策體系中歷來只是政策執行的部門，但羅斯治下的商務部在內閣中話語權有所加強。正是在商務部的建議下，川普政府決定於3月23日起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加徵25%、10%的關稅，成為了本次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索。
3 中方駁斥美方並強調的觀點
3.1 中美貿易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2017年5月，中國商務部發布了《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闡述了中美貿易互利共贏的特徵。
3.1.1 美國從中美經貿關係中獲得了實在的利益
商務部報告指出，「中國是美在北美地區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場，是美大豆、棉花、飛機、汽車、集成電路等產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2016 年，美農產品貿易對華順差164 億美元，中國自美進口了138 億美元的大豆，126 億美元的飛機，121 億美元的汽車，97 億美元的集成電路。過去10 年，美對華出口平均增速是美總出口增速的近3倍，是中國對美出口增速的近2倍。服務貿易上，美方長期保持順差。2016 年美向中國出口電影51 部，其中僅分帳影片就給美方帶來約5 億美元票房收入。中國遊客和留學生在美支出超過510 億美元。」
美國企業在華投資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商務部數據顯示，在華美資企業2015年銷售收入5170 億美元，利潤362億美元。據美中貿委會估算，2015年美對華出口和中美雙向投資為美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2160 億美元，支持了美國內260 萬個就業崗位。
3.1.2 貿易順差記在中國，利潤流入美國
和美國相比，中國在加工製造業上有較為明顯的比較優勢，中國製造業規模較大，門類齊全，並且建立了完善的供應鏈和相關配套設施。中國還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素質較高和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這些優勢使得中國承接了從日本、韓國以及部分歐美國家轉移的製造業產業，成長為全球製造業的關鍵節點。但中國在全球貿易的價值鏈中仍處於中低端，而美國位於價值鏈的中高端。中國承擔的製造、加工，組裝等工作技術含量不高，利潤率較低，產品的設計、研發等大量高技術含量工作仍然留在美國。由於產品從中國出口，因此形成了貿易順差記在中國，利潤落在美國的情況。例如，中國承擔了幾乎全部iPhone手機的組裝工作，但中國企業在此過程中的利潤卻較為有限。數據顯示，一臺iPhone7最低售價649美元，總成本大約為237.45美元，其中歸於中國的加工成本僅約5.96美元，美國企業從中獲得了絕大部分利潤。
此外，中美兩國對貿易順差的統計一直存在較大差異。這主要是因為美國在統計中國的進口時，把大量自香港的轉口貿易也算成中國的出口額，但實際上有很大比例應歸於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香港的貿易轉口。
3.2 301調查報告對中方的指責充滿偏見
3.2.1 技術轉讓
301調查報告花費了大量篇幅指責中國強制技術轉讓，也就是中國的「市場換技術」政策。但中國企業在和外國企業合作中，有權提出技術轉讓的要求。「中國政府承諾對投資進行審批或者備案的時候，不以外資轉讓技術為前提。但是，對於中國企業在與外國貿易商或者投資商談判中提出的技術轉讓要求，中國政府也應予以支持。對中方企業的這種議價談判權利應該保護。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且資信等級並不低，中國企業之所以希望同外國企業合資，其主要動機一般都是獲得外國技術。如果不能獲取外國技術，它們何苦同外資建立合資企業呢?」
在301調查報告中，為了證明強制技術轉讓的觀點，USTR引用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的調查問卷報告，但這份調查報告非常不專業，USTR在引用相關數據時，也存在明顯的誤導性。
USCBC的問卷報告沒有說明參與調查的企業有多少家，這些企業是否有代表性，這使得問卷調查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即使僅關注報告中的數據，301調查報告中的相關引用也存在很明顯的誤導性。例如，301報告引用問卷結果稱，「19%的公司認為在過去一年中被要求進行技術轉讓。其中，33%來自中央政府，25%來自地方政府。」首先，19%並不是一個很高的百分比，USCBC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其次，在實際過程中，大多數提出技術轉讓要求的不是政府，而是企業，67%的技術轉讓請求來自合作企業，且這些要求並非強制，而是可以協商。大多數美國企業也選擇了在談判中進行協商，並非301調查報告中的「強制」技術轉讓。
針對美方在報告中提出的「長安模式」問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教授指出，「長安汽車的負責人告訴我們，長安的技術進步是經過30多年努力的結果。除國內的研發基地外，長安汽車在境外5國家有9個研發基地;研發隊伍有12000人;每年投入研發的資金佔銷售收入的5%。」
3.2.2 對外投資
301調查報告中指責中國通過海外投資和併購等獲取美國的技術，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中，高科技行業並非投資的主力，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數據顯示，2005年-2017年，中國企業對美國的投資總額為1720億美元，其中，旅遊和娛樂項目佔總投資的20%，金融地產類項目佔總投資額的29%，即將近一半的投資集中在娛樂和金融地產領域，與之相比，高科技相關的投資額僅為215億美元，佔總投資額的12.5%。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企業通過走出去戰略，大量投資的是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主要投資領域也集中在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上，數據表明，2005年-2017年，中國在亞洲、南美和非洲等地的對外投資總額達10980億美元，是同期對美投資額的6倍多，這些投資中，45%投資於能源領域，21%投資於交通領域。這才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戰場，301調查報告中對中國對外投資的描述是充滿偏見，具有誤導性質的描述。
3.3 中方認真履行WTO承諾
美方認為中方在加入WTO之後未能履行相關承諾，但這事實上是沒有依據的。WTO前總幹事拉米多次表示，中國很好的履行了WTO承諾。2018年6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系統闡述了中國加入WTO以來履行承諾的相關情況。
3.3.1 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和制度框架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按照承諾加快建設法律體系和規則體系建設，廣泛開展世貿組織規則的教育工作，中國企業的法制意識，規則意識不斷加強。
白皮書中指出，「加入世貿組織後，大規模開展法律法規清理修訂工作，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規19萬多件，覆蓋貿易、投資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各個方面。2014年，制訂進一步加強貿易政策合規工作的政策文件，要求各級政府在擬定貿易政策的過程中，對照世貿組織協定及中國加入承諾進行合規性評估。2016年，建立規範性文件合法性審查機制，進一步清理規範性文件，增強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
美國也公開承認中國在法律體系建設中的成績。USTR曾表示，中國通過修改相關法律，加強對商業秘密的保護，在2016和2017年對《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了修訂，並徵求公眾意見，新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於2018年開始生效。
中國加入WTO之後，切實履行開放承諾，大幅降低關稅水平。2010年，中國降稅的承諾全部履行完畢，由2001年的15.3%降至9.8%(算數平均關稅)，在WTO的成員國中處於較低水平。其中，工業品平均稅率由14.8%降至8.9%;農產品平均稅率由23.2%降至15.2%，約為世界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的四分之一。若以貨物貿易量進行加權，2016年中國的加權關稅水平僅4.4%,不僅低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水平也較為接近。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加權關稅分別為2.4%、3%和2.1%，韓國的加權平均關稅為6.9%，印度則高達7.6%。3.3.2 履行貨物和服務貿易的相關承諾
今年以來，中國政府進一步在部分領域降低關稅，擴大開放水平。包括抗癌藥在內的所有普通藥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鹼類藥品關稅降至零。汽車關稅最惠國稅率從25%和20%下調至15%，汽車零部件最惠國稅率從25%下調至6%。降稅後，中國汽車整車的最惠國平均稅率為13.8%，零部件最惠國平均稅率為6%。
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積極擴大開放。2007年便完成了世貿協定中承諾的9大類100個分部門的開放工作，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承諾的108個分部門的水平。在吸引外資方面，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不斷增長，2017年服務業吸引外商投資額佔比已達到73%。
在中美貿易中，美方一直保持著服務貿易的順差格局。商務部數據顯示，2006年至2016年，美對華服務出口額由144億美元擴大到869億美元，增長5倍。2016年，美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到557億美元，約是2006 年的40倍。中國人赴美旅遊持續增長，美國是中國學生第一大留學目的國。
3.3.3 履行智慧財產權保護承諾
保護智慧財產權有利於提高中國的經濟競爭力，也符合中國建設透明便利的投資環境的願望。《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中提到，「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建立健全智慧財產權法律法規，與多個國家建立智慧財產權工作機制，積極吸收借鑑國際先進立法經驗，構建起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和中國國情的智慧財產權法律體系。近年來，修訂《商標法》，增加了懲罰性賠償制度;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進一步完善了商業秘密的保護，同時明確市場混淆行為，引入標識的概念，拓寬對標識的保護範圍。目前，正在加快推進《專利法》《著作權法》等法律修訂。」
與此同時，中國還加強對智慧財產權侵害案件的執法力度，「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三家智慧財產權法院，在南京、蘇州、武漢、西安等15個中級法院內設立專門審判機構，跨區域管轄專利等智慧財產權案件。」開展了針對侵害智慧財產權的多項專項整治行動，加大智慧財產權的違法成本，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
3.3.4 履行透明度義務
中國通過多種手段履行自身在WTO的透明度義務。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定期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英文版)。國務院法制機構定期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法規彙編》(中英文對照)，商務部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文告》中定期發布貿易政策。
此外，中國定期通報國內相關法律，法規的具體措施和修訂情況，截至2018年1月，中國提交的說明達上千份，涉及補貼政策，農業、技術法規、標準等諸多領域。
3.3.5 美國對中國未能履行承諾的指責缺乏依據
美國對中國履行承諾情況的評價在2017年出現了明顯改變，這可能和川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對華政策的轉變有關。研究USTR發布的中國履行WTO承諾情況報告可以發現，直到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評價都並不是完全消極的。USTR在其報告中寫道，「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和它的許多貿易夥伴間的貿易和投資都出現急劇增長。事實上，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比2001年增長了505%達到1160億美元;同期服務出口增長802%，達到480億美元。」而對中國的整體評價，報告僅僅說「總體情況依然是複雜的」。
但到了2017年，USTR卻完全改變了觀點，表示「給中國開出的加入WTO的條件並不能有效保證中國會擁抱開放的、市場導向的貿易體系」。餘永定教授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指出，這是非常典型的出爾反爾的表現，「原來美國也不認為中國沒有履行WTO承諾，而是中國當初的承諾不夠多不夠重，或者WTO本身就有問題。美國的態度確實是比較無賴：輸了球，就馬上換規則。」
3.4 美方對中國實施出口和投資限制
3.4.1 美方在高科技領域長期對華實施出口限制
儘管美方一再宣稱自己堅持WTO的貿易規則，但事實上，美國長期對中國進行出口限制，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領域的限制上。
按照美方統計，2017年美高科技對華貿易逆差1354億美元，佔商品逆差的36%，佔美高科技全部貿易逆差的122.7%，2005年該指標為109%。美國如果放開高科技出口限制，實現該領域的貿易平衡，即可減少逆差近四成。
分行業看，美對華高科技貿易中，除電子、航天、柔性製造有較少的順差外，其他高科技領域如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光電、信息及通訊基本為貿易逆差，出口量極少。其中，信息及通訊為美高科技對華主要逆差的來源，進口較大，與主要信息通訊產品如蘋果手機在中國製造有關。
商務部在其報告中指出，美國對華在高科技領域的封鎖不利於解決美對華貿易逆差問題。美方在嚴格控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同時，又指責中方鼓勵自主創新，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3.4.2 美國歧視中國企業赴美投資
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美國是重要的投資目標國之一，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CFIUS」)的審查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構成了很大的阻礙，影響了中國企業海外業務的開展，對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造成了傷害。
近年來，CFIUS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的審查力度持續加強，2017年，螞蟻金服12億美元現金收購美國跨境支付公司速匯金被CFIUS否決，理由是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
事實上，現有證據表明，CFIUS在其審查過程中對中國投資者存在歧視，1975年CFIUS成立以來，CFIUS遞交給美國總統審議並被美國總統否決的併購案全部來自於中國投資者。包括1989年中航技收購美西雅圖飛機零部件製造商Mamco項目、2012年三一集團關聯公司收購美俄勒岡州風電場項目、2016年福建宏芯投資基金收購德國晶片設備製造商愛思強公司項目。最新的否決案來自2017年9月，川普基於CFIUS的建議，否決了一家中國私募基金Canyon Bridge對美國半導體製造商萊迪斯(LatticeSemiconductors)的收購計劃。這種針對中國投資者的不公平待遇違反了WTO規則中的非歧視原則。
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為美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歧視性審查，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中國政府希望美國對中國投資者與其他國家投資相同待遇。
3.5 美方濫用貿易救濟措施
中國是遭受美國貿易救濟措施最多的國家。1980年至2017年，美國累計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措施284起，涉及金額327.2億美元。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自80年代以來至2018年6月，對中國執行的反傾銷和反補貼令共有164個，其中反傾銷稅令115個，反補貼稅令49個，佔美國執行所有「雙反」禁令總數的37%，在所有國家中排名第一，且這一數量超過了第二至第八名國家遭受禁令之和。
以鋼鐵行業為例，美國對中國的鋼鐵行業出口經常採取雙反措施，但部分濫用救濟措施的嫌疑較大，主要表現在對中國企業裁定的稅率明顯較高，超過合理的貿易救濟範圍，並且同一起調查中，對中國企業的反補貼稅率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地區)企業。例如，美國2016年7月25日公布的一起針對耐腐蝕鋼的反傾銷調查中，認定來自韓國、義大利、中國和中國臺灣的耐腐蝕鋼存在傾銷，但對不同國家產品卻給出了差異很大的反傾銷稅率，對中國企業的稅率約為200%，而義大利、韓國等的稅率則僅為8%-50%。事實上，2015年以來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鋼材數量已經明顯下降，因此這種裁決方式對中國企業很不公平，貿易救濟措施存在濫用之嫌。
4 客觀看待中美貿易摩擦：貿易戰背後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
中美貿易戰，一方面源於巨額貿易逆差及其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和分歧，另一方面源於新冷戰思維霸權國家對新興崛起大國的遏制。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貿易戰背後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與其打嘴仗、挑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不如韜光養晦、實事求是地做好改革開放，歷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1、國際貿易是雙贏，但具有極強的收入分配效應，這是引發貿易戰的經濟學原因。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是，各國勞動生產率、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差異決定了國際分工，分工提升了專業化生產、規模經濟效應和生產率，因此，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貿易中受益。但是，國際貿易具有極強的收入分配效應，貿易所得對出口部門有利，但將使得進口部門受損。以美國為例，在國際貿易中美國整體受益，支撐了高消費模式，但是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十分明顯，在全球化中，美國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較優勢並因此受益，但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製造業(中低端)受損，因此從2016年選戰可以看到，矽谷和華爾街反對川普，而「鐵鏽州」支持。
2、中美貿易戰還具有深層次的社會政治原因：美國製造業衰落以及中國崛起。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製造業大幅衰落，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創2009年以來新高、再度接近峰值，近年美國政府、企業和民眾在全面反思過去長期支持並主導的全球化對美國的影響以及美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其中，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佔美國逆差來源的46%，與60年代西歐、80年代日本類似，當前的中國成為美國轉移國內矛盾的重要對象;美方認為中美貿易失衡和美國製造業衰落主要責任在於中方的重商主義，希望系統解決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
3、美方認為中國是政治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這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國際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自由貿易，中國「一帶一路」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過去五年中國佔全球經濟規模比重從11%上升到15%，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報告、「中國製造2025」、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展示了中國經濟的勃勃生機和宏偉藍圖，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
4、中美貿易摩擦服從於世界政經局勢、社會意識形態演化以及中美關係，要深刻認識到此次中美貿易戰不同於以往的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歷次中美貿易摩擦均由美國主動挑起，中國有妥協有鬥爭，總體上中國化壓力為動力，走向更加開放。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美經貿關係經歷了從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從貿易自由化到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性巨變：七八十年代美蘇爭霸，為爭取中國，中美關係破冰;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謀求中國合作「反恐」，在美國支持下，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200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潛在競爭者」，隨後爆發次貸危機，美國忙於應對國內經濟;隨著美國經濟復甦以及中國日益崛起，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中美開打貿易戰。
5、中美貿易失衡既有中國部分領域開放度不夠、部分產品進口關稅較高、政府給予部分國企補貼以保護發展中的幼稚產業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層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長期性和根本性，貿易戰解決不了：中美經濟結構、全球價值鏈分工、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元囂張的特權、美國低儲蓄過度消費模式、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美國大量跨國企業在華投資等。這在當前美歐、美日貿易戰均有清楚的先例。
6、川普政府四面開戰，在外部提高關稅，在內部大幅減稅，這兩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國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國生產的成本，其目的在於吸引資本回流和「再製造化」，進而實現「讓美國再強大」。
與川普在競選期間的政策主張、班農傳遞的民粹主義理念、萊特希澤主導的301調查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價清單展示了其真實意圖：中方削減2000億美元對美貿易逆差;停止對「中國製造業2025」的補貼和支持;保護智慧財產權;降低關稅;擴大農產品進口;改進美方在中國的投資限制。其中，「中國製造2025」被三次提及。展現了川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美國利益優先思維。
7、只有客觀、理性、清醒地認識美方真實意圖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觀理性的戰略判斷。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的領域並不是中國更具比較優勢的中低端製造，而是《中國製造2025》中計劃主要發展的高科技產業，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
這不僅僅是貿易戰，而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是由於發展模式、意識形態、文化文明、價值觀等差異所引發的世界領導權更迭之爭，其未來演化的參考模式不是過去四十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模式，而應參考英美世界領導權更迭、日美貿易戰等的演化模式。
8、從大蕭條貿易戰、日美貿易戰等來看：貿易戰一旦開打，註定兩敗具傷;如果一方提高關稅，另一方不提高，受損更大，所以必須以戰止戰，這就是囚徒困境;從大蕭條貿易戰看，越早退出金本位、實施擴大內需政策的國家越早經濟復甦，所以匯率貶值、減稅、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應對貿易戰外部衝擊的很好手段。
9、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中美貿易戰，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之前，國內存在一些過度膨脹和過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貿易戰無異於最好的清醒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於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必須繼續保持韜光養晦，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從這個意義上，此次中美貿易戰未必是壞事，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
10、近期金融去槓桿和中美貿易戰引發貨幣再度放水刺激的呼聲和討論，這是非常短視和誤國的，如果面臨中美貿易戰的外部衝擊重回貨幣刺激的老路，將重演1990年日美貿易戰的失敗教訓。中美貿易戰不宜往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方向引導，而應往形成改革開放共識的方向引導，冷靜深入的思考。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產業升級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降低製造業和部分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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