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維貧困理論及測度方法最近若干年在國際上比較流行。中國理論界及實務部門也進行了研究和借鑑。本文對近年來中國理論界運用多維貧困理論和方法對中國貧困問題展開的研究進行系統梳理，特別對我國政府部門在貧困治理工作中如何體現多維治理的情況進行了總結。總體上看，中國理論界在運用多維貧困理論和方法測度中國貧困多維程度方面，取得了很好的進展，不少成果可以與國際學界進行比較和交流，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扶貧實踐部門雖然沒有明確宣布採用多維貧困的標準，但是在貧困治理實踐中卻在精準扶貧思想引導下自覺地運用了多維貧困的思想，並在貧困治理中實際採用了多維扶貧的戰略和措施。中國在2020年後將基本消除絕對貧困，貧困問題將呈現出新特徵，需要結合新的標準加以治理，其中多維貧困理論與方法是可借鑑的新視角，可為新時期建立更為全面的貧困監測、預防和扶助體系提供輔助參考。
關鍵詞：多維貧困；相對貧困；精準扶貧
作者簡介：陳宗勝，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院長；黃雲，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周雲波，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消除貧困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一項長期任務，一直備受各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按國家戰略規劃和計劃安排，我國到2020年底即「十三五」末，要確保在中國現行標準下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貧困縣全部摘帽，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全面脫貧。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舉全國之力集中資金和行政資源開展脫貧攻堅與精準扶貧，也確實取得了顯著成效。按中國現行貧困標準，截至2019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77億人減少至551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至06%，貧困居民收入大幅提升，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實現了「兩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上學難、就醫難、行路難等問題逐步緩解，同時生活質量、基礎設施、社會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方面也有了極大改善，貧困縣減少至52個，脫貧攻堅總體目標任務已經接近完成。
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2020年後雖能基本消除現行標準的絕對貧困，但另外標準的貧困問題仍會存在。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貧困問題將呈現出新特徵，貧困的表現形式更加多元化，教育、健康等問題會逐步凸顯，而測度這些因素的影響需要新的標準，其中多維貧困理論與方法就是恰當的新視角。現代發展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可能能力理論，可以為多維貧困理念提供理論基礎。實際上多維貧困理念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有著極大的關聯度。自2010年以來聯合國持續公布全球多維貧困指數，貧困的多維性特徵備受世界各國關注。因此，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新階段，隨著我國貧困表現形式、致貧因素的不斷多樣化，為鞏固現有脫貧成果，實踐聯合國倡導的減貧脫貧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需要深入研究和運用多維貧困理念和測度方法，將我國2020年後的扶貧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因此，未來多維貧困可能是中國貧困的主導問題，需要加強研究，並採取新方法和新對策加以應對。
近年來，不少學者運用多維貧困理論對我國貧困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研究。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大量研究證明我國政府多年推行的精準扶貧工作，雖未將多維貧困指數作為官方主要貧困標準予以公布，並據此考核，但就實際扶貧目標和效果看絕不僅局限於收入貧困，即精準扶貧實踐中已經體現了多維貧困的思想。因此，本文擬對多維貧困的理念、測度方法以及在中國的實踐進行系統梳理，從而為2020年後建立更為全面的貧困監測、預防和扶助體系提供參考。
一、貧困內涵與測度的演變：從單一標準到多維視角
1.貧困內涵的演變：從絕對貧困、相對貧困到「能力貧困」
研究貧困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認識貧困，明確貧困的內涵。國內外對貧困的整體認識經歷了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從單維貧困到多維貧困、從收入貧困到能力貧困的演變過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人們更加關注絕對貧困。最早對絕對貧困的界定源於20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朗特裡，他將貧困定義為：總收入水平不足以獲得維持身體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衣服、住房等，這是最早對貧困的貨幣量化定義。
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貧困的理解也逐漸深入，福利的剝奪、風險及脆弱性的增加也是貧困概念的組成部分，貧困不僅意味著基本生活需求不能得到滿足，還意味著遭受相對排斥和相對剝奪，由此提出了相對貧困理論。再者，貧困與不平等概念密不可分，本身就帶有相對含義。從概念而言，與獨立於收入分配格局的絕對貧困不同的是，相對貧困主要反映相對「經濟差距」，即在物質和生活條件上相對於他人的匱乏狀態，因此具有動態性、相對性和主觀性、不平等性等特點，可以體現出在特定時間、空間下，對社會包容性和機會公平的重視。綜合而言，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時候，絕對貧困問題突出；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相對貧困問題日益凸顯。與絕對貧困相比，相對貧困問題更為複雜，解決起來難度更大，需要採取的政策措施可能更多。
進入21世紀後，人們對貧困的認知再次深化，阿馬蒂亞·森以「可行能力」理論為基礎提出了「能力貧困」的概念。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他從可行能力的角度詳細闡述了貧困的內涵，在貧困與發展之間建立了深刻聯繫，並詳細闡明了為何以可行能力而非收入水平作為衡量貧困的尺度。森的能力貧困理論的提出在貧困理論的研究中具有裡程碑的意義，它將貧困的根源從單一的經濟因素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和制度等各個方面。這一理論深化了我們對貧困的認識。能力貧困理論的提出，使得人們對貧困現象的認知從單一維度拓展到了多視角、多維度，因此也就產生了多維貧困的概念。
多維貧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是指個人由於多維可行性能力被剝奪而造成的自由選擇權利的缺失。多維貧困的概念使我們對貧困與脫貧的認識更為深入，對貧困群體給予了更多的倫理關懷，以《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為標誌，多維貧困概念得以在全球範圍內廣為傳播。國外關於多維貧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世界銀行（World Bank）以及牛津大學貧困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OPHI）三大研究機構。其中，UNDP-OPHI聯合發布的全球多維貧困指數（MPI）取代了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的人類貧困指數(HPI)，包括3個維度10個指標,既可以從微觀層面測量多維貧困，反映多維貧困發生率、多維貧困深度，還能夠進行多方面的分解，進一步了解貧困的構成。
2.貧困識別標準的演變：從單一收入維度到「多維度測算」
按照貧困內涵的界定和認識，進一步的問題是採用什麼標準把貧困人群識別出來，這就涉及貧困線的界定和貧困測度。不同的貧困內涵必有不同的測度標準和方法。學界和政府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從單一維度識別貧困人口，即沿用收入、支出或其他貨幣尺度來識別貧困人群，設立絕對貧困線和相對貧困線標準。
絕對貧困線標準度量的是維持最低基本生存（如食物、衣服、醫療保健、住房等）狀態，是一種獨立於收入分配差別格局的度量手段。該標準的測定最早由朗特裡於1901年提出，被稱作「標準預算法」，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可支付家庭人口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費用。美國經濟學家奧珊斯基(Orshansky)於1965年建立了「恩格爾係數法」，以不同家庭規模的最低食品費用除以相應的消費支出，由此得到的恩格爾係數作為貧困線。世界銀行曾經按1985年的購買力平價將1美元/天確定為貧困線，2008年按2005年購買力平價將其上調至1.25美元/天，2015年9月進一步上調至1.90美元/天。絕對貧困線標準的優點在於可以對貧困率的變動做縱向考察，從而進行貧困水平的動態追蹤，同時也有利於進行貧困狀況的國際比較。
相對貧困線標準被設定為收入/支出或平均收入/支出的某個比率。世界銀行的標準是收入低於平均收入的1/3的社會成員便可以被視為相對貧困人群；歐盟採用中位收入標準測度其成員國的相對貧困水平，將收入水平位於50%以下的人口歸類為相對貧困人口；此外還有收入等分定義法，即把各收入階層等分（五等分或十等分），再結合收入差別基尼係數進行比較，最後確定全部人口中的一定比例為貧困人口。一般來講，採用絕對貧困線標準測度出的貧困發生率低於採用相對標準測度出的貧困發生率，因此，相對標準的貧困人口中不僅包含了絕對貧困人口，還包括了一部分處於絕對貧困邊緣的人口。
顯然，絕對貧困標準與相對貧困標準適用於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或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低的發展中國家一般採用絕對標準，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亞洲一些欠發達國家等。而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採用相對標準測度貧困，如多數歐盟和經合組織（OECD）國家常用標準是50%（如歐盟）或60%（如OECD）的居民收入中位數。同時，相對貧困線被UNDP、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作為重要貧困測度方式，也是歐盟國家度量社會包容性指數和「貧困陷入風險或遭受社會排斥」的重要指標。目前，使用相對貧困線的國家主要是高收入國家，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歐盟國家如義大利、法國、德國、瑞典、奧地利、希臘、芬蘭（例外的是，巴西也使用相對貧困線）。
但是，無論是絕對還是相對貧困，都是從單一維度的視角看待貧困現象，衡量標準都是一維的，無法隨著經濟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更全面地反映貧困的多樣存在形式和演繹變化的多角度特徵，難以全面刻畫和反映除收入外的其他維度下人類的發展與貧困問題。因此就需要從多個維度建立識別貧困的「多維貧困」標準，從多維度或多角度定量測度一個人在哪些維度上被剝奪，進而造成其生活陷入貧困，並測量這些維度被剝奪的程度，以及這些維度對貧困程度的貢獻度，來回答多維貧困程度有多大。
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多維貧困理論及多維貧困測度，極大地深化了人們對貧困的理解，但也使貧困測度和計算方法等複雜化，產生了一些挑戰與爭議。多維貧困測度的基本框架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確定影響貧困的側面和進行測度的維度，即從哪幾方面進行指標選擇；二是對各維度指標的權重進行賦值，即確定各個指標在測度體系中的重要程度；三是進行加總，將各個維度的信息加總集中並產生可以橫向比較的指數。其中每個方面都存在多樣化的測度與計算，並且隨著統計技術和測量工具的創新，國際學術界關於多維貧困測度和計算方法也在不斷變動和改進。
在一段時間內，多維貧困測度和計算方法按計算特點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使用加總數據的邊際計算方法，包括儀錶盤法和綜合指數法；二是使用微觀數據的聯合分布法，包括韋恩圖表法、隨機佔優方法、模糊集方法和公理化方法。具體的多維貧困測度指數，先後出現了H-M指數、CH-M和F-M多維貧困指數、人類發展指數（HDI）、 Watts多維貧困指數、人類貧困指數（HPI）。但是人們逐步發現，這兩種測度和計算方法均未能產生綜合性的指標，無法進行跨區比較和動態追蹤，這促使阿爾基爾（Alkire）和福斯特（Foster）基於阿馬蒂亞·森的可能能力理論，提出了一套集貧困識別、加總和分解於一體的多維貧困測度方法，簡稱為AF法；隨後UNDP與OPHI聯合發布的由AF法測度的全球多維貧困指數（MPI），替代了之前UNDP的HPI，涵蓋了健康、教育和生活條件3個維度，成為多維貧困研究與實踐的裡程碑。該方法不僅體現了貧困的根源和本質，還克服了其他多維貧困測度和計算方法的缺陷，能夠比較精準辨識貧困人口，成為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研究多維貧困的主要工具，也得到了眾多國內外學者、組織、政府層面的認可。
二、多維貧困理論與測度方法
在中國貧困研究中的應用國內關於多維貧困的相關研究幾乎與國際學界同步。在AF法出現之前，國內學者就已經開始了多維貧困問題的探索，如吳保國從農戶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家庭財產、飲用水、熱量攝取、住房條件、時間利用和社會聯繫等方面分析了貧困群體的多維特徵。尚衛平和姚智謀總結了多維貧困測度指標的性質，論證了指標的可分解性，並利用人類發展指數HDI中使用的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和人均GDP三個指標，設置相等權重，對非洲、亞洲、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歐洲1998—2000年的貧困程度進行了測度和比較。李小雲等通過自調研數據構建了3類8個指標的參與式貧困指數。陳立中採用Watts多維度貧困指數，從收入、知識和健康三個維度對我國1990—2003年的多維度貧困進行了測算，並進行了Shapley分解。上述研究是我國多維貧困領域的探索先鋒，但在具體分析時採用的是宏觀層面的加總數據而非微觀個體數據，未能體現個體的多維貧困特徵。
自AF方法提出以來，中國國內形成了一批以AF測量方法為基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立不同對象的測度指標體系，多維貧困測量方法，以及與收入貧困進行比較研究等方面；從所涉及的範圍看，有針對不同地區，也有針對不同群體、不同時期的研究；所使用資料包括中國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權威數據、中國權威科研機構公布的微觀個體調研數據、自調研數據等。為了比較方便，以下主要介紹中國國內以AF方法進行的研究成果。
1.AF方法下多維貧困指數的計算公式及說明
中國學界根據AF測算方法，通常採用如下有關計算公式。設定不同部門或機構在一定時期的調查數據中包含n個目標個體、d個維度，則由AF法測得的某個個體i(i=1,2…n)在t(t=1,2…T)時期的MPI為：
MPI(xij,wj,zj,k)=1n∑ni=1［I(ci≥k)∑dj=1wjgij(z)］=1n∑ni=1ci(k)=qn×1q×∑ni=1ci(k)=H×A (1)
式中：xij表示目標個體i在第j項維度的取值，wj表示維度j的權重，zj和k是臨界值，gij指目標個體i在維度j上處於貧困狀態；ci指加權貧困維度數，ci(k)是同多維貧困臨界值k比較後新的加權貧困維度數（稱為刪減後的加權貧困維度數），q是識別出的多維貧困個體，H是多維貧困發生率，A是多維貧困深度。
其中，MPI維度分解公式：
MPI=1n∑ni=1∑dj=1wjgij(k)=∑dj=1wjhj(k)(2)
式中hj(k)=1n∑ni=1gij(k)是維度j的刪減發生率，表示既是多維貧困人口又在該維度處於貧困狀態的人口比例。
另外，MPI子群分解公式：
MPI=∑ml=1nln×MPI(nl)(3)
式中：m表示總目標個體分成彼此獨立的群組的個數，l是指m個群組中的某個特定群組，nl是指特定群組內的人口規模，nln是指群組l人口佔比。
依據上述有關公式，可遵循如下具體測算步驟。因為AF法測算MPI的核心是通過雙臨界值zj、k識別多維貧困群體。因此，第一步是確定福利維度集xn,d=［xij］。第二步是每個維度的貧困識別。確定每個維度j的貧困臨界值zj∈z=(z1,z2……,zd)，得到不同個體在每個維度的貧困矩陣g=［gij］，當xij2.維度及指標選取、權重設定及資料選擇
中國學界進行多維貧困研究的維數及指標選擇，通常是基於UNDP-OPHI的3個維度10個指標（不含收入），並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在此基礎上進行調整、擴充。一些研究在健康維度上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略做調整，比如去掉了兒童死亡率指標，將醫療保障、醫療服務等其他表徵健康的變量加入健康維度中，還有一些研究將收入納入多維指標體系中。此外，有些研究還加入了就業、賦權、主觀感受等方面的維度指標等等。收入、健康、教育、醫療、生活質量指標使用最為廣泛。
現有的研究中的權數設定大多與AF方法的權數規定一致，採用等權重法。例如，當有d個維度，則在等權重下，每個維度的權重為1d，某個特定維度有e個指標，則該維度下指標權重為1de。
中國學界現有的多維貧困的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大多相同，常用的資料庫包括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CHN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CMDS）數據，除此之外還有貧困縣建檔立卡數據、中國農村貧困監測數據、國際扶貧中心家政女工調查、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抽樣調查、年鑑數據以及某省/地區自調研數據等。
3.中國全國總體多維貧困程度測算
為使研究結果更具國際比較性，中國學界已有研究嚴格按照健康、教育、生活水平3個維度為主的研究較多，但各維度的細分指標略有不同。比如，在採用CFPS數據進行指標選取時，由於CFPS數據缺乏地板類型等表徵住房條件的相關變量，相比於全球MPI，有研究未納入「地板材料」變量，最終確定了健康、教育、生活水平3個維度，兒童營養、兒童死亡率等9個指標的指標體系，並採用各維度等權重賦權法，同時還對部分指標貧困閾值進行了調整，並對數據進行了重新賦權處理，讓不同年份的樣本更具全國代表性；也有研究採用住房困難等情況替代了MPI中「地板材料」變量，而在維度、指標數量和權重設置、其他指標貧困閾值和全球MPI完全一致。此外，在採用CHNS數據時有研究也設定了3個維度10個指標，但將全球MPI中的健康維度中的指標調整為健康狀況和醫療保險，生活水平維度中，用人均住房面積替代了地板材料指標，生活耐用品替代了資產指標等等。又為了評估經濟發展和反貧困政策的效應，彌補MPI僅限於非貨幣指標的不足，將收入納入了指標體系當中，構建了收入、教育、生活水平3個維度或是教育、健康、生活水平、收入4個維度的指標體系，又或是把資產指標作為一個單獨的維度，形成了教育、健康、資產、生活水平4個維度。也有為了反映家庭中貧困代際傳遞性和就業對家庭福利的影響，在指標體系中加入了就業和兒童/青少年條件指標，構建了教育、健康、生活條件、就業和兒童/青少年條件5個維度，等等。不同研究測得的全國整體情況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如圖1(略）所示。
由圖1可以直觀看出，採用同樣年份的相同數據測得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存在若干差異，但除個別年份多維貧困發生率存在較小程度的波動外，總體上我國多維貧困發生率呈下降趨勢。尤其是自2009年以來我國多維貧困發生率較低，下降幅度也略為加快。其中以在維度和指標選取上均嚴格參照國際標準的研究測算結果為例，我國多維貧困發生率從1989年的27.01%下降到2009年的12.25%，年均下降近1%；然後又從2010年的8.2%下降到2014年的4.0%，年均下降超過1%，下降幅度加快。這些研究均採用CFPS數據，選取了教育、健康、生活水平3個維度9個指標，各指標的貧困閾值和所有維度的多維貧困閾值嚴格按照國際標準，即具備國際可比性。將此關於中國的測度結果與2017年全球MPI測算結果相比，在全球103個發展中國家中，我國的多維貧困水平排在第27位，沒有進入先進行列，而與同水平國家的比較也並不樂觀。由於指標體系設計的不同，在原有指標體系中加入就業方面的指標之後，多維貧困發生率整體上都更高（圖中最高的虛線）。另外，近年來我國的多維貧困發生率雖然隨時間推移持續下降，多維貧困發生率不高，但測算結果表明多維貧困的深度較深，且多維貧困和收入貧困共存。例如，2010—2014年間我國多維貧困深度分別為42.4%、43%、41.3%，下降幅度很小，而且通過維度、指標或是區域、不同群體等分解方式深入分析多維貧困致因，發現我國農村、西部地區的多維貧困較為嚴重，不同群體多維貧困程度存在顯著差異；對多維貧困和收入貧困的比較分析發現，二者之間的重合度並不高，且在不同時期的交疊程度呈現遞減趨勢。沈此外，還有研究指出教育和健康貧困是多維貧困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現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和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備，衛生設施公共政策重視不夠等。不同時期多維貧困不同指標的貢獻度結構存在差異，這可能主要與政策實施力度有關。
4.中國農村的多維貧困程度測算
在對農村地區的相關研究中，採用的數據除全國性的CFPS數據外，還包括CHNS數據、CHIP數據、建檔立卡數據、農村貧困監測數據、各地貧困縣官方數據、深度貧困地區數據等。在維度和指標選取上，除主要採用UNDP-OPHI的3個維度10個指標的設定標準，結合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GDs）、《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等，還納入了主觀福利維度，反映心理狀況對多維貧困的影響；納入收入維度對應「兩不愁」標準，體現收入導向扶貧政策的減貧成效；納入就業維度考察農村勞動力就業對改善農戶貧困的作用；或是從機會與風險視角重新構建指標體系，進一步體現提升貧困人口風險規避能力的重要性，考察農戶自身能力提升等多元化致貧原因及個體返貧能力差異。但不同指標體系在權重設計上依然以等權重為主。不同研究測得的不同年份中國農村多維貧困發生率如圖2(略）所示。
由圖2可以看出，不同研究測得的我國農村地區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均是呈下降趨勢的。其中以類似國際標準的5維度10指標為例，其使用CHIP數據，以「兩不愁、三保障」為中心選取了教育（受教育程度、兒童入學）、健康（身體健康狀況、醫療費用支出）、居住條件（安全飲水、住房面積）、財產和收入（資產、收入）、就業（失業、工作環境），測得1995年（「八七」扶貧攻堅起始期）、2002年（「八七」扶貧攻堅結束期、第一個十年扶貧開發綱要起點）及2013年（第一個十年扶貧綱要結束期與第二個扶貧綱要的開展期）三個政策關鍵節點年份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分別為41.6%、19.8%、5.9%，而且MPI、多維貧困深度都是在不斷下降，這證明在不同扶貧政策演進下，我國農村地區包括收入維度的多維扶貧已經取得明顯成效。隨著多維貧困測量方式的不斷完善和更多調查數據的可及性，在對農村貧困問題的研究中，相關研究除著眼於整個農村群體外，也有不少研究選取貧困縣、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三區三州」 等深度貧困地區，進行了更加專門和深入的研究。當然這些地區的貧困發生率均偏高。
5.中國城鎮的多維貧困程度測算
近年來中國學界專門針對城鎮多維貧困的研究較少，多數是從整體角度測量中國多維貧困並進行城鄉及地區分解。這與按中國現行標準的貧困現象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有關。然而貧困問題在城市地區也是重要議題，2015年第3期，第59~78頁。一些現有研究主要從健康、教育、生活保障、收入、生活條件等維度，測算了中國城鎮的多維貧困狀況，指標體系和UNDP_OPHI的全球MPI有所差異，但維度權重設定基本是遵循AF法的標準，不同研究測得的城鎮多維貧困發生率如圖3（略）所示。
圖3表明，在相同年份，相比於農村多維貧困發生率而言，城鎮多維貧困發生率要低很多，農村和城鎮多維貧困發生率差距較大，表現出了明顯的城鄉差異。例如其中一些參照了全球MPI指標構造以及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的研究，採用了CHNS數據，並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和數據質量，選取了教育（受教育年限、適齡兒童入學情況）、健康（醫療保險）、生活水準（電、衛生設施、飲用水、做飯燃料、電器資產、住房）3個維度9個指標，測得2000年我國農村和城鎮多維貧困發生率分別為64 .7%、31.3%，而2009年分別為23.4%、11.1%。對比可見，這兩個時點上農村多維貧困發生率均為城鎮的2倍以上。
關於城鎮多維貧困的研究，有的是針對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效果進行的。城鎮低保制度是我國城鎮主要的扶貧政策，有研究通過分別測算城鎮人口的多維貧困和收入貧困狀況，對城鎮低保制度的減貧效果進行了評估，發現城鎮低保政策的收入扶貧效果顯著大於多維貧困，而且隨著多維貧困程度加深，多維貧困的減貧效果越弱，這更加說明了多維扶貧較單一收入扶貧的重要性。還有研究指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條件4個維度的多維貧困測度體系，便於解決城市多維貧困研究的內捲化問題，為理論轉化為實踐提供了可能。
6.中國當前不同特殊群體的多維貧困程度
在多維貧困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不同特殊群體的多維貧困狀況，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如農民工、兒童、老年人、婦女、少數民族等。這些群體的社會地位具有脆弱性，容易遭受外在風險的衝擊，其致貧因素表現不一，他們的多維貧困程度如何，貧困狀況能否得到有效緩解，不僅影響家庭貧困地位，還關係到社會和諧穩定。
（1）中國農民工群體的多維貧困程度估算。農民工作為二元結構條件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定歷史階段出現的特殊群體，處於城鎮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邊緣，既脫離了國家在農村地區扶貧減貧的政策範圍，又因為非市民化的身份無法納入城鎮扶貧政策的範疇，既極大地影響著農村貧困問題的解決，也加劇了城鎮貧困問題。因此，以農民工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成為城市貧困研究的主要對象，一些研究採用CHIP、CHNS、CMDS、CGSS、城鎮住戶抽樣調查等數據，結合當下我國農民工面臨的生存現狀，從收入、教育、健康、社會保障、住房、就業、社會融入等多方面，並選用多種指標，對農民工的多維貧困進行了測算，不同研究測得的農民工多維貧困發生率如圖4（略）所示。圖示表明，農民工的多維貧困狀況較為嚴重，例如2016年農民工的非收入多維貧困發生率高達90.46%，並且其多維貧困發生率並不完全呈下降趨勢，有些研究圖結果呈下降趨勢較為明顯，如有的研究採用CHNS數據，從收入、健康、教育、醫保4個維度5個指標，測得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農民工多維貧困發生率分別為26.8%、21.2%、12.6%、2.7%，存在明顯的下降趨勢。但在有的研究結果中卻出現了反彈上升趨勢，如有研究採用CMDS數據，選取收入、教育、社會保障、住房、就業、健康、社會融入7個維度20個指標，測得2002年、2007年、2013年農民工多維貧困率分別為96.83%、78.32%、80.53%，其中2013年就較之前有略微的反彈而且農民工的貧困不僅包括收入貧困，即使在多維貧困指標體系中農民工都面臨嚴重的多維貧困，而且明顯高於城鎮戶籍流動人口。如2002年、2007年、2013年城鎮戶籍流動人口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分別為31.82%、20.48%、26.55%,均比同年農民工的多維貧困發生率低。可見，多維貧困能夠彌補收入貧困的單一性問題，而將收入維度納入多維指標測度體系中能有效提升農民工多維貧困識別覆蓋率，從而降低僅按收入標準測度貧困可能發生的錯漏率。
（2）兒童群體的多維貧困狀況。一些研究採用CFPS、CHNS數據或是自調研數據等，從代際傳遞和生命周期等視角選取維度、指標，測算了中國兒童多維貧困，選取維度包括營養健康、教育成長、環境福利、社會保護等。不同研究測得的兒童多維貧困發生率如圖4所示，整體而言兒童的多維貧困發生率也較高。其中一些研究採用CHNS數據，從教育、健康、生活條件、個體成長4個維度11個指標，測得1989—2011年我國兒童的長期多維貧困發生率高達49.55%。另有研究發現農村兒童多維貧困是城鎮兒童的2~3倍；學前教育不足、父母陪伴缺失等，是農村兒童早期陷入多維貧困的主要原因。
（3）中國老年人多維貧困狀況。學界已有研究多採用CFPS等數據，從健康、主觀感受和生活條件等方面，測算了中國老年人多維貧困程度。不同研究測得的老年人多維貧困發生率如圖4所示。整體而言，老年人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呈現緩慢下降趨勢。例如一些研究採用CFPS數據，從消費、健康、未來信心3個維度，測得2010年、2012年我國老年人多維貧困發生率分別為38.26%、35.56%，年均下降不足1%；還有研究指出營養狀況、社會公平感、衛生設施是老年人多維貧困的主要致貧因子，而老年人健康貧困有所惡化，與子女同住能夠顯著降低老年人的多維貧困。老年人處於生命周期末期，一旦退出勞動力市場，其收入來源減少極易陷入貧困，尤其是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由於「養兒防老」的傳統模式難以持續，故雖然「社會養老」開始在一定程度替代「傳統養老」，但效果有限。
（4）中國城鄉中婦女家政從業者、少數民族的多維貧困狀況。除了上述群體，有些研究還進行了更多不同群體的分析，如有研究從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會融入5個維度，分析了451名在北京市從事家政服務業流動婦女的貧困狀況，測得2013年北京市流動婦女的多維貧困發生率為5.54%。另有研究從健康、教育、生活狀況、食物支出、收入水平5個維度考察了農村地區少數民族人口的多維貧困狀況，測得我國某些少數民族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從2010年的72%降至2016年的44%，少數民族人口的多維貧困狀況改善明顯但依舊較高。
總之，通過對中國當前不同特殊群體的多維貧困研究分析可知，不同群體多維貧困狀況不同，其中農民工、兒童、老年人、婦女及部分少數民族等特殊群體的多維貧困狀況並不樂觀，農民工群體通過進城務工雖然基本能夠擺脫現行標準下的收入貧困，但依然面臨嚴重的多維貧困；兒童群體，尤其是農村地區的留守兒童，他們在營養、早期教育和心理健康等多方面都有待改善。在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日趨嚴峻的情況下，老年人群體的養老問題可能面臨貧困的更大困擾，今後的減貧政策應多關注這些群體。
綜合以上關於中國全國、城、鄉、地區及一些特殊群體，如農民工、老人、兒童等研究結果表明，一是中國的多維貧困的變動基本呈下降趨勢，全國層面、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多維貧困程度都有所緩解，其中農村地區的多維貧困發生率下降幅度最大，而農民工、兒童、老年人等不同特殊群體的多維貧困發生率下降幅度則較小。二是農村地區的多維貧困程度遠高於城市地區，其中農民工、留守兒童、老人等特殊群體的多維貧困狀況更嚴重。三是進一步驗證了中國貧困的多維性特徵，導致貧困的因素涉及經濟、制度、個體、家庭、社會和自然環境等多方面，在多維貧困測度中，不同維度都是重要的致貧因素，只是貢獻程度不同。四是人們對貧困的認識愈發全面和深刻，貧困已經遠遠不止收入和物質資料的匱乏，還表現為身心健康、教育、工作機會等能力的不足以及表達自身權利的渠道缺乏等。五是同單一收入貧困標準比較，多維貧困和收入貧困識別存在差異，收入貧困的單一性存在局限，僅僅用收入和消費支出測度和識別貧困人群已經遠遠不夠，必須由單一維度向多維度擴展。
另外，中國國內的現行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問題，如時間跨度不一，有一年、三年、五年的，也有十年以上的，這些研究分別從靜態、比較靜態或是動態視角關注多維貧困的變化程度，不能簡單比較。而更重要的問題是，維度和指標不統一。在UNDP-OPHI開發的指標體系基礎上，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和背景不同，對實際研究數據和研究對象進行適當的調整是可行的，但還是應當儘可能統一，否則影響比較及結論。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絕對貧困消除以後，貧困問題面臨新特徵，由此必須從多個視角，依託能力貧困和多維貧困理論，借用多維貧困的測度方法和指標體系，對我國2020年後貧困人口進行識別與測度，分析其陷入貧困的根源，設計預防貧困和反貧困的新政策體系。
三、多維貧困理論及方法在中國
「精準扶貧」實踐中得到良好體現多維貧困理論及測算方法已經在中國學術界得到廣泛運用，然而更重要的是運用其推進貧困治理，即依據其開展扶貧脫貧工作。中國政府並沒有直接採用多維貧困方法來衡量中國的貧困狀況，主要還是採用單一收入標準作為衡量尺度。比如我國農村的貧困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到現在的不足1%，就是按不同收入標準測度的結果。然而從中國的扶貧實踐中考察，實際上多維貧困理論已經深化為對中國扶貧脫貧工作的指導。多維貧困理論的精髓是貧困並非由單一低收入水平造成，而是由教育、健康、生活條件等多因素制約所致；如果能夠從這些方面對貧困群體貧困人員進行扶助，則貧困狀況必會得到改善，進而降低貧困率。因此將多維貧困理論運用到扶貧實踐中，必定導致多維扶貧戰略政策，而不是僅側重單一的收入支持和扶助。近年來，中國的精準扶貧實踐實際上就是「多維扶貧」。從多維貧困到「多維扶貧」，多維貧困理論在中國扶貧脫貧工作中變為活生生的實踐。可以說，在國際學術界研究新的多維貧困理論和方法時，中國黨和政府通過精準扶貧戰略，已在實踐中運用「多維扶貧」。這是改革開放後四十多年「中國故事」的基本內容之一。
換言之，雖然中國對外公布和宣傳的精準扶貧標準還是單一收入標準，但在扶貧工作中已在多處體現著多維扶貧思想。在扶貧目標中包含收入和生活質量多維目標；扶貧方法中包含提高收入、均衡教育、住房供給、產業調整等多種渠道；扶貧主體包括財政、民政、衛生等多個政府相關部門；扶貧結果體現在總體生活質量多個側面的改進。我國黨和政府通過精準扶貧戰略，已經於實踐當中充分體現了多維貧困理論的核心思想。為了實現全體人民的永久徹底脫貧，至少是脫離絕對貧困，多年來我國政府在實際工作中做的都是以現代多維貧困理論指導的「多維扶貧」，而不是僅限於單純的收入標準。
近十多年來中國提出精準扶貧理念和政策，對改革開放中推行多年的扶貧脫貧戰略進行完善和充實，不僅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逐步構建精準扶貧的長效機制，而且還全方位、多角度針對扶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實際舉措。所以，精準扶貧的內涵就是體現多維貧困理念並針對多維致貧因素，從而具有了多維性特徵的扶貧戰略。
1.中國的扶貧工作目標是包括收入提高在內的多維扶貧目標
1986年，我國首次專門設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標誌著扶貧工作作為全國整體工作開始啟動，其職能包括從提高收入、改進教育水平、提升衛生條件、增加財政收入等多個角度推進減貧。1994年國家公布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要求針對當時全國農村存在的8000萬貧困人口，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及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7年時間基本達到溫飽標準，同時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並改變教育、文化、衛生的落後狀況。2001年國家發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要求繼續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和綜合素質，改善生態環境和貧困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落後狀況，強調深入進行綜合開發脫貧。2011年國家頒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規定目標為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差距擴大趨勢；並將扶貧類別劃分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等多維一體，形成一套多維綜合推進方案。2015年國家印發《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按照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於精準」的思想，制定了精準扶貧頂層工作模式，包括從多個角度找準致貧原因、貧困表現及貧困結果，多維度開展脫貧攻堅，強調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兩不愁、三保障」，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並提出了「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的工作要求，將解決多維貧困制度化、規範化。可見，自國家推出「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以來，到近些年推進的「精準扶貧」新階段，中國的扶貧工作目標都是多角度多維的，是「多維貧困」理論在中國的具體化。
2.中國的扶貧識別依據是以收入為主的多維貧困標準
中國近些年按照精準扶貧基本方略，已經從前期貧困率較高時的「漫灌」式扶貧，轉變為現在的「滴灌」式，而實現精準滴灌的基礎是精準識別、建檔立卡，即通過準確識別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等，從而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靶向治療」。因此，中國的精準扶貧內在要求建立反映貧困的多維識別機制，包括多維貧困標準以及多維貧困維度的分解。關於多維貧困識別標準，不僅包括識別貧困家庭戶，也可以識別非貧困家庭戶，以便建立貧困戶乃至貧困縣的退出機制；關於多維貧困的分解方法，則可以更為精確地幫助確定貧困戶和貧困村的「窮根」，真正弄清貧困的原因，從而有針對性永久脫貧。很明顯，這都體現了多維貧困治理的理念。
依據精準扶貧理念和標準，2014年國家印發了《扶貧開發建檔立卡指標體系》及通知，開展「以縣為單位、規模控制、動態管理，對每個貧困村、貧困戶建檔立卡」 的統一多維信息系統。對貧困村的識別基本是按收入標準，即貧困村農民人均純收入低於全省平均水平60%、沒有集體經濟收入、貧困發生率高於全省貧困發生率1倍以上；但對貧困戶的識別則是按收入為主的多維標準，即貧困戶收入低於國家扶貧水平，綜合考慮達不到「兩不愁、三保障」的程度，而具體的多維標準則包括六大類39個指標，涉及貧困戶家庭成員、收支、住房、生產、生活條件以及參與產業組織情況等，既測算農戶收入、支出、債務、資產、務工所得等流量，也考察農戶家庭面貌、生活質量、子女讀書、成員健康，以及家電、農機、交通工具、水電路等生產生活設施，農田、山林、種養等發展基礎等情況。這是相當豐富的多維識別標準和複雜的確定機制。
按照國家統一標準，各省地在具體落實工作中結合本地特點創造了很多簡便可行的多維識別方法，設置一票否決條件並且入戶查看考核。如貴州的「四看法」、寧夏的「五看法」、廣西的「五步法」、河南的「一進二看三算四比五議六定」六步工作法等。還有的省地採用多維「負面清單」，設置一票否決條件。總之，在精準扶貧理念提出之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全國組織80萬人進村入戶，識別12.8萬個貧困村、2948萬貧困戶、8962萬貧困人口，建起全國統一的多維扶貧開發信息系統；又經2015年和2016年，全國動員近200萬人開展多維識別建檔立卡「回頭看」，補錄貧困人口807萬，剔除識別不準人口929萬；2017年各地對2016年脫貧真實性開展自查自糾，其中245萬已標註脫貧人口被重新歸為貧困人口。自此各地統一開展建檔立卡動態調整，識別精準度進一步提高，基本摸清我國貧困人口分布信息。而這個識別過程只依靠收入水平一維標準是不準確的，只有將包括收入水平在內的健康情況、生活條件等綜合考慮才能準確確定貧困農戶及人員的數量。
3.中國的扶貧工作主體是相互支持共同配合的多部門多維協作整體
精準扶貧要求各種致貧因素都有專業部門負責，而多維貧困理論將貧困視為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扶貧工作本身就要求社會各個部門的共同參與和彼此協調。比如解決教育維度的貧困問題需要教育部門的參與，健康維度問題需要衛生部門的參與，融資缺乏維度的問題需要金融部門的參與，生活質量標準問題需要電力、水務、民政、工商、文化以及能源部門等更多相關部門參與。而集中力量、齊心協力辦大事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我國舉全國之力應對貧困，就必然要求黨政各有關部門大範圍、多層次的深入協作，廣泛而有機的相互配合。我國早在1986年設置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時，就將其內部機構設置為一個包括農業、教育、衛生、交通、水利、住建、能源、財政等多個不同政府部門的協調辦事機構。而到2015年，在精準扶貧思想的指導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共包括49個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群團組織等，在中央政府統籌下，建立起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扶貧開發行政工作機制，做到全國上下分工明確、責任清晰、任務到人、考核到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簡稱《決定》）中更明確提出要動員社會參與，健全東西部扶貧協作和黨政機關、部隊、人民團體、國有企業定點扶貧機制，發揮軍隊武警部隊優勢支持脫貧攻堅。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參與脫貧攻堅。這些都體現了典型的「多維扶貧」思想和思路。
4.中國的扶貧工作方法是集中區域多渠道多側面的多維舉措
中國在精準扶貧戰略指導下，近年來形成了多種積極有效的扶貧渠道與措施。針對扶貧工作中「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及「如何退」等課題，國家在2011年12月制定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中，將扶貧範圍在前期重點縣和貧困村的基礎上，明確劃分出六盤山片區、秦巴山片區、武陵山片區、烏蒙山片區、滇桂黔石漠化片區等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和680個連片區縣，作為扶貧攻堅的主區域，實行動態管理，統籌資源，重點扶持；同時提出了「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的扶貧基本方略：「六個精準」是指在精準識別的前提下，實現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五個一批」是指把全部貧困人口分為五種方式脫貧，包括發展生產脫貧一批，異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正是按照這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的扶貧方略，中國近些年的助力脫貧攻堅取得了巨大成功，從產業、教育、社會保障、異地搬遷、生態等維度開展精準幫扶，並結合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等於一體，充分利用了我國制度上的優勢，有效調用了社會資源，開闢了中國特色減貧道路。
5.中國特色的多維扶貧實踐，成功大幅度降低農村多維貧困度
中國的精準扶貧工作取得了矚目的成就。首先，按中國的現行貧困標準，以201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每年2300元貧困線衡量，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由2014年底的7017萬人，減少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2014年的7.2%下降至2019年0.6%。其次，按多維貧困方法測度中國的多維扶貧工作，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正如前文指出的，我國很多學者通過AF多維貧困測度法，並借鑑UNDP-OPHI開發的MPI指標設定，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進行了實證研究，對精準扶貧的政策效果進行了評估。如張全紅和周強的研究表明，多維視角的減貧效果好於單一收入視角下的減貧效果，1991—2011年，我國農村多維貧困發生率由62.92%下降到9.15%，20年間下降了54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近2.7個百分點；與收入貧困測度情況相比，1991年我國農村多維貧困發生率比收入貧困發生率高8.89個百分點，而2011年則比收入貧困發生率低4.87個百分點。
綜上所述，在學術界把多維貧困作為測度和評判貧困狀況的新標準時，中國在精準扶貧實踐中已經包含了以多維貧困理論為依據的多維貧困治理即多維扶貧，並且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為研究和應用多維貧困理論和方法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實踐經驗，值得認真分析和總結。
四、多維貧困理論與方法
在中國進一步應用的方向和重點2020年底中國一定能夠完成全部人口的脫貧任務，即按現行的標準中國會消除農村的絕對貧困，實現全面小康。中國的貧困狀況將轉變為另外的形式，即很可能用新的相對貧困標準，呈現為新的相對貧困現象。換言之，隨著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消除，未來我國的扶貧工作將轉向應對和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多維相對貧困。這可能為多維貧困理論和方法在中國的進一步運用提供更好的條件，因為相對貧困更需要從多維進行測度和治理。因此，在新時期的扶貧工作中，中國應儘快確定並公布多維貧困標準，制定、公布並應用多維貧困理論、方法和舉措，結合收入貧困理論和多維貧困理論，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標體系。
中國應當同時採用多維貧困方法進行測度和考核，並指導新時期貧困治理工作。多維貧困理論、方法和舉措的內在長處，可以更加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國脫貧理論內涵，有利於校正單一收入貧困標準的不足；與單一收入標準相比更易於發現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對致貧維度進行分解有利於明確各個維度對貧困戶的貧困影響程度從而更加精準扶貧，即可以更好地滿足新階段對貧困現象的精準識別，以及精確幫扶與精確管理的更大需求和要求。
（1）多維貧困理論和思想能夠豐富我國的扶貧理論研究內涵。中國關於貧困的思想中「貧」和「困」的組合詞，包含了雙重的內涵，在經濟不發達階段，「貧困」現象多突出其「貧」的一面，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之發達國家差距明顯；但伴隨我國經濟上升到中等收入階段，就會更多地突出「困」的因素，例如醫療保障之困、環境汙染之困、教育失衡之困等，即「貧困」一詞既包含了一維的收入或消費貧困，也包含了多維貧困的理念。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扶貧理論也需要明確引入多維貧困的思想和方法。
（2）多維貧困方法有利於校正單一收入貧困標準的不足。如果單純採取收入或消費貧困測度法，不能保證精準測度貧困狀況，從而也很難達到精準扶貧。對於同一組人口進行關於收入貧困和多維貧困程度的比較研究發現，收入貧困和多維貧困的重合度為3062%，或者說如果只按單一收入貧困概念衡量可能要遺漏6938%的多維貧困戶，推及我國當前的扶貧工作，則有可能使近70%的多維貧困標準戶不被作為扶貧對象。可見，唯有多維貧困方法才能真正弄清楚貧困人口的真實數量。
（3）採用多維貧困方法測度比單一收入標準更易於發現存在的問題。比如1991—2011年我國農村貧困戶的收入貧困有很大改進，但用多維貧困方法計算發現這些貧困戶的多維貧困深度只有輕微下降，從1991年的51.21%下降到2011年的40.46%，貧困程度仍然較深，從而仍應予以高度關注。（4）採用多維貧困方法可以通過致貧維度分解，利於通過分解找到「窮根」。我國2009年多維貧困指數為0.034。其中，生活標準維度中衛生設施指標對多維貧困貢獻程度最大，為24.0%；健康維度中的醫療保險指標的貢獻程度次之，為17.3%；生活標準維度中耐用消費品的貢獻程度為12.4%，而現代燃料指標的貢獻程度為12.3%；教育維度中成年人受教育年限的貢獻程度為7.8%。可見通過多維貧困指數的多維度分解，可明確扶貧靶向，進而易於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的精準扶貧。
（5）公布多維貧困標準有利於向全球宣傳中國扶貧的「中國故事」，即中國實踐中早已推進著多維扶貧，有研究多維貧困理論最肥沃的土壤，可提升我國關於發展經濟學反貧困理論研究的話語權，而且可使扶貧「中國方案」成為他國之借鑑。
首先，中國應儘快研究並明確、公開宣布多維貧困標準和辦法，將已經採取的多維扶貧手段制度化、政策化、公開化。國家統計部門應該制定相應的統計計劃，建立權威的資料庫，發布專門的統計數據，以供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應用。當然，在實踐中中國可以保持兩種測度體系，收入貧困方法和多維貧困方法同時使用，可以相互印證、相得益彰，而且可以保持我國扶貧工作有歷史延續性和可比性。
中國可以保留相互比較的兩種指標體系，這意味著不將收入水平納入多維貧困指標體系。多維貧困理論得到發展是基於以收入或支出為標準的單維測度存在諸多不足，但在多維貧困指標體系中如何處置收入因素，卻存在矛盾的情況。理論上如果將收入納入多維貧困指標體系，可以全面考察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但會導致多維貧困發生率大概率高於收入貧困發生率，從而導致在MPI框架下多維貧困和收入貧困二者之間的比較失去意義。但由於收入的確又是影響貧困程度的重要一維因素，如果不將其納入似乎也不妥，因而全球多維貧困指數將收入維度徹底摒棄便引起很大爭議。牛津多維貧困發展研究中心指出全球多維貧困指數MPI未將收入納入指標體系當中，是因為各國的收入數據獲取難度大，統計口徑存在差異。為了彌補收入維度的缺失，王小林和阿爾基爾引入了家庭資產維度；李佳路將脆弱性單獨作為一個維度從而考察了低收入群體的抗風險能力；劉和徐在引入脆弱性維度的同時還引入了金融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有形資本和社會資本來衡量貧困群體的生活狀況和發展能力。
有鑑於此，中國下一步可以根據國情保留兩種指標體系，即收入的單一維度貧困程度測度方法與多維貧困程度測度方法（可以引入收入替代指標），同時進行相互校正，既可與以往的單一收入指標體系相比較，考察其變動情況，又可取得多維貧困程度的測算指標，以考察未來的多維貧困狀況，還可做兩指標體系間的比較。
其次，中國今後運用多維貧困理論與方法時，必須克服前期應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前期已經非常豐富的多維貧困測度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維度類別及方向的選取、權重的設定以及多維貧困指標體系構建統一性等方面。
一是要儘可能在維度指標的選取上形成統一共識。多維貧困的測度在具體操作中，需要在避免維度之間的共線性和重複計算的條件下，統一結合數據確定最優維度種類及個數，並且即使維度選取一致而考慮數據限制各維度下的次級指標也需要相對統一，但是學界對此還缺少統一的辨識標準，從而導致不同的研究之間缺乏一致性和可比性。這也是多維貧困方法相比單一維度方法的最大缺陷。目前國際學術界大多以全球多維貧困指數的3個維度10個指標或千年發展目標作為參考標準，以確保維度和指標的相對穩定性。中國可以借鑑這一做法，以相對保證多維貧困維度和指標在不同時間、不同區域或不同人口子群之間有基本的可比性。
二是要爭取各指標權重有統一的設計。構建多維貧困測度指標，在確定了維度和指標之後，關鍵的就是維度權重的設定。確定權重常用的方法有等權重法、統計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層次分析法）、頻率法和社會選擇法，不同方法各有優勢，迄今為止對於權重如何選擇也未達成共識。其中，等權重法在已有研究中最為常見。但很多學者認為這種確定權重的方式過於隨意，存在明顯的價值判斷傾向。因此有的研究採用主成分分析法、一般線性模型法、加權秩相關分析等對各維度賦權，從而實現維度權重的非等權設計。但這些方法也有缺陷，如採用主成分分析法設置權重時，權重會出現負值，其中的含義難以解釋；而簡單加權又存在高估或低估貧困程度或發生率的可能性，依然沒有找到一種絕對優於等權重法賦權的方法。迄今為止，現有大多研究依然沿用等權賦權，HPI、MPI採用的都是等權重法。中國今後在運用多維貧困方法時，也可以嘗試等權重法賦權，雖然該方法有一定缺陷，但符合大多數研究的做法，而且簡單易行，清晰明了。
三是保持多維貧困測量指標體系大致統一。在多維貧困測算中，針對城市和農村、不同群體的多維貧困指標體系在設計上往往存在差異，即指標體系構建存在不同。很難針對城鄉和不同群體去設計統一的多維指標測度體系；即使相同的研究對象或範圍，因數據可及性和數據差異，貧困維度和指標選取及權重設置往往都不完全相同。由此，導致多維貧困的測算結果之間往往缺乏可比性，這是一個重要問題。的確，多維貧困由於多個維度而涉及的指標眾多，要在一個數據集中同時獲得所有指標並非易事，不同的數據集雖然可能有類似指標，但由於調查目的不同，提出問題的機理不一，也限制了它們之間的可比性。研究角度不同，最終的政策含義也存在差異。比如，一些學者採用了CFPS2010—2014年數據分析農村人口的多維貧困狀況，但侯亞景從主客觀多維貧困測量框架考察了農村長期多維貧困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選取了教育、健康、生活條件、主觀福利4個維度，而蔣南平和鄭萬軍主要關注農村人口的脫貧和返貧，因研究對象的教育年限變動不大而沒有選擇教育維度，最終選取了收入、健康、生活質量和醫療服務4個維度。由此可見，使用同樣的數據，但出於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視角，結論也都各具意義和價值。然而它們之間是不可比的。中國在今後的運用中可視情況而定，學術界研究多維貧困問題仍可根據研究目的而自由選取維度和指標，但如果是國家用於考核各地多維貧困進展，則寧可在簡化的前提下力求統一測度指標體系，否則無法進行比較。(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