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怎麼辦了，孩子『懶』在家裡，怎麼勸怎麼罵都不願意來上學。」2020年9月，陝西省寶雞市石油中學心理教師劉海燕，在校園裡碰見了一位為孩子辦請假手續的家長。簡單聊過幾句，劉海燕意識到，「這孩子有非常典型的抑鬱症症狀」。家長聽了她的建議，帶著總是「提不起精神」「怏怏不樂」的孩子去了醫院精神科，診斷結果是「重度抑鬱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算，全球有超過3億名抑鬱症患者。抑鬱症也被稱作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大殺手。日前，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抑鬱症在我國成年人中的發病率約為7%左右，而發病率超過5%的疾病就屬於多發病、常見病。
2020年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提出加大對青少年等重點人群的幹預力度，要求各個高中、高等學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設置心理輔導（諮詢）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課程，配備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等，對學校在青少年抑鬱症預防、幹預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青少年為何是抑鬱症防治的重點人群?近年來，青少年抑鬱症呈現怎樣的發展態勢？學校心理教育工作面臨哪些困難？如何織密青少年抑鬱症防治網？記者就此進行了採訪。
水面之下——低齡化趨勢肉眼可察
「明顯感到自己與同齡人的不同，是在13歲，那年我正上初中。我發現自己的情緒很難出現大的波動，小波動也寥寥無幾，後來我才知道這叫『快感缺少』……」這是網名為「容量瓶」的抑鬱症患者在18歲時寫下的對自己患病歷程的剖析。
青少年抑鬱症患者在具體病症上具有差異性。總的來說，從「苗頭」到「成勢」，患者會經歷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從起初的情緒低落、疲憊倦怠、睡眠障礙到注意力難以集中、記憶力衰退、學習能力下降，甚至出現軀幹症狀、自殘行為等。
國內規模較大的抑鬱症互助社區「渡過」的創始人張進說，這些經歷「完全是在水面之下的」。不僅很多家長不會察覺，不少孩子也說不清自己的變化。張進表示，在就診治療前，青少年抑鬱症患者和家長普遍都會經歷兩到三年的掙扎、認識和接納期。
「由於在流行病學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同、人群不同，目前我國還沒有非常確切的青少年群體抑鬱症發生率數據，也難以進行比較。」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所長馬軍介紹，根據一項2012年發表的薈萃分析（一種統計方法，通過查閱文獻，收集與某個特定問題相關的多個研究，對這些研究結果進行匯總、分析，得到更有說服力的綜合研究結果），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0年的各項中國出生隊列（即將同一時期出生的人劃歸為一組）中，「抑鬱的水平是在持續增加的」。
張進表示，這幾年接觸的抑鬱症群體中，青少年的佔比越來越大。他接觸過最小的抑鬱症患者只有7歲。
2017年8月，「渡過」的第一個青少年抑鬱症患者家長微信群成立。三年多過去，「渡過」的家長群達到了20個，且每個都是500人的大群。張進說，雖然這些家長顯著地來自北上廣等城市中產階層，作為研究樣本並不全面，但一葉知秋，「從患者家長群體的快速增長也能看出青少年抑鬱症患者增長得很快」。
「低齡化趨勢肉眼可察。」當了6年中學心理教師的劉海燕對當下青少年抑鬱症患病情況也有相似的感受，「以前，初高中孩子得抑鬱症是很少見、很個別的，現在卻越來越多。」
「青春期銜接了兒童期和成人期，這一時期的身心健康將影響孩子一生的體格、體質。」馬軍表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的調查數據，全球高達20％的兒童和青少年患有某種致殘性精神障礙，有一半成年人的精神障礙起病於青少年時期。
「心理問題的早發現和早治療對人終身健康的助益已經成為普遍共識。」馬軍稱，從這一角度來看，《方案》將青少年作為抑鬱症防治重點人群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道防線——學校抑鬱症篩查很有意義
抑鬱症的成因紛繁複雜，既有遺傳、生理因素，也有家庭關係、社會文化因素。其中，家庭關係尤其是親子關係，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尤為重要的因素。
面對青少年抑鬱症，作為第一監護人的家長應對得好嗎？
「大多數家長發現孩子患病，是從孩子宣布不上學時開始的。」張進說，面對孩子的情緒變化，家長們通常缺少「警醒」和「覺察」，並不願意承認孩子病了。
青少年抑鬱症患者表現出的作息不規律、手機沉迷、厭學、「懶惰」等，常常讓家長感到困惑，「這麼『貪玩』『會玩』，怎麼會是抑鬱症呢」。
「有些家長會認為孩子矯情、脆弱。親子關係緊張，孩子的情緒狀態更差。」陝西省西安市第七十中學心理教師李晨卉說。
「糟糕的親子關係可能帶來糟糕的師生、生生關係，產生惡性循環，但很多家長並不知道如何改變。」在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第一小學心理教師肖冬梅看來，家長普遍認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是「我想，但我做不到」的能力缺乏、對精神疾病的恥辱感，常常讓家長傾向於迴避孩子的情緒問題。
「誰痛苦，誰改變。只有到了痛定思痛的時候，家長才會改變。」張進說，家長對孩子心理問題的重視，通常要等到孩子厭學、不去上課甚至自殘時，「等到家長認可、接受孩子是生病了，需要治療的時候，可能一兩年時間已經過去了。」
「心理疾病也像我們的發燒感冒一樣，越早治療效果越好，不然小病就會拖大。」劉海燕說，當孩子發展到中重度抑鬱症時，需要堅持藥物治療甚至住院治療，「大人和小孩的工作生活將被完全改變，代價太大了。」
「家長是距離孩子最近的，也是最能夠做到早發現的。」張進反思道，當下，孩子對父母的不願傾訴、不能傾訴，是家庭裡的「隱傷」。為此，從2019年開始，「渡過」推出了親子營活動，邀請家長和孩子一起上課、做活動、互相學習表達和傾聽。「我們逐漸意識到，應對青少年抑鬱問題，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親子之間能否實現順暢的溝通是解決問題的一個關鍵。」
在此次國家衛健委下發的《方案》中，明確要求各個高中、高等學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雖然抑鬱症篩查並不等同於診斷，篩查結果存在異常的學生還需要前往醫院進行專科診斷，但考慮到學生、家長在「早發現早治療」上意識、能力的不足，學校的篩查被不少心理教師視為「很有意義」。
馬軍用另一組數據展示了學校在青少年抑鬱症防治中的重要作用：截至2015年底，全國2936家精神衛生機構中僅175家設有精神科兒童病房，開放床位3835張，兒童精神科床位僅佔0.89%。
「僅靠醫療的力量難以滿足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未來關於青少年健康的投入一定要從疾病治療向預防性服務拓展。」馬軍說，「而學校是青少年生活和學習的重要場所，是青少年健康的第一道防線。」
近年來，教育部門和學校已經意識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2012年12月，教育部發布《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2012年修訂）》，進一步對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進行科學指導和規範，促進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深入發展和全面普及；2019年12月，國家衛健委、中宣部、教育部等12個部門聯合印發《健康中國行動——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方案（2019—2022年）》，提出到2022年底各級各類學校要建立心理服務平臺或依託校醫等人員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服務；此次印發的《方案》也進一步明確，到2022年，要實現公眾對抑鬱症防治知識的知曉率達80%，學生知曉率達到85%，學校要為學生建立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
仍在路上——篩查後如何織密防治網？
在中小學校園裡，心理教師是學校心理工作的主體。他們往往一頭牽著學校心理教育工作，一頭牽著家長和社會支持資源。
「心理教師應該成為學校心理工作的引領者、學生的陪伴者和家長的支持者。」有著5年心理教育工作經驗的李晨卉如此描述心理教師的角色定位。
現在，在西安第七十中學這所完全中學裡，初中和高二的學生，每兩周都會有一次心理教育課，內容涉及自我認知、情商、人際關係等內容。每年，學校還會舉辦心理健康周活動，組織學生參加心理漫畫、心理徵文、心理劇等。
在小學階段，心理課程沒有單獨的課時，肖冬梅會利用班會等時間，為每個班上滿每學期4節的心理教育課。同時，她所在的學校還辦起了父母大學堂，每月定期為家長提供必要的心理學知識。「應對青少年抑鬱問題，辦好家長學校很重要。」肖冬梅說。
「我們學校對師生心理健康知識普及得不錯，同學們之間對心理疾病也不會有歧視。」李晨卉說，來諮詢的學生能「大大方方」地進門。
懷著「在我十幾歲時，我曾期待有一位可以傾訴的心理老師」的遺憾，三年前，李晨卉從社會心理諮詢師轉崗為學校心理教師。但目前，在中小學做心理教師並不容易。
2020年受疫情影響，心理教師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教師招考中心理教師的名額明顯增多。《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2012年修訂）》明確要求，「每所學校至少配備一名專職或兼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其編制從學校總編制中統籌解決」。目前，基本每所中小學都滿足了至少配齊一名專兼職心理教師的要求，但是相比於其他學科，各地為中小學心理教師提供的編制數量仍不充裕。
「目前的問題是心理教師編制名額太少，大部分學校都沒有專職心理教師，基本都是其他崗位的教師兼任。即便有專職心理教師，也以聘任制為主。」李晨卉說，拿自己為例，與在編教師相比，其年收入要少7萬到8萬元。
由於當地師資緊張，內蒙古鄂爾多斯一位心理教師雖然入編，卻主要承擔著語文教學工作。現實中，這種身兼數職的情況並不少見。
《健康中國行動——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方案（2019—2022年）》提出，各地教育部門要將心理健康教育內容納入「國培計劃」和地方各級教師培訓計劃。但對於專業的心理教師而言，這些主要針對普通教師普及心理教育常識的培訓，並不能滿足需求。
為了持續學習新的諮詢知識和技能，肖冬梅每年都自費參與培訓。即便參加的基本都是價格相對低廉的線上課程，她每年的培訓開銷也在數千元到一萬元。李晨卉說，自己沒有太多的機會吸收新知識，一直在輸出，「在吃以前的老本」。
「在學校裡全職做心理諮詢和輔導還是比較奢侈的，做好這項工作也是比較奢侈的。」肖冬梅說。
在馬軍看來，目前，解決青少年心理問題預警的難題有兩點，一是心理問題被汙名化，這始於青少年和父母缺乏對該問題的正確認識，二是服務的可及性。
馬軍表示，除了要加強對心理健康教育和知識的普及，讓青少年和家長能夠對抑鬱情緒、抑鬱症有所警覺外，還要加強師資培訓。「學校心理教師要接受定期的培訓，提高相應的能力。此外，他們還應該有能力、有渠道對早期識別的青少年給予醫療轉介等幫助。」
面對抑鬱症等心理問題，城市孩子和鄉村孩子在資源擁有上的差異，也讓馬軍感到「挑戰巨大」。
馬軍介紹，根據一則對中國農村貧困地區留守兒童情緒和行為的橫斷面對比研究，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表現出了更高的焦慮、抑鬱、自卑和孤獨感，更需要受到關注和幫助。
「目前，這一領域的服務提供者非常缺乏，缺少兒童精神科醫生，僅有的兒童精神科醫生也大多在大城市中執業。」馬軍說，在學校完成抑鬱症篩查後，醫院承擔著診斷和治療的責任，但是目前轉介資源的不充分、不均衡問題依然突出。
「學校篩查出了抑鬱風險高的孩子，然後呢？」張進對此也充滿擔憂，在社會、家長和學校都還未充分「就位」的情況下，這種篩查會不會帶來校園歧視？是否會讓孩子被區別對待甚至被勸退？
如何為青少年抑鬱症問題拉起完善的預警系統，更好地呵護每一個孩子的心理健康？答案仍在路上。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