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財經
意見領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動蕩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機構 四十人論壇
作者：劉俏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人們普遍將新冠疫情定性為對經濟的外生衝擊，正如伯南克所說，新冠疫情像一場自然災害，讓中國及全球經濟在短時間內陷入完全休克狀態，經濟活動及社交接觸基本凍結。
從1、2月份國內經濟社會運行數據可以看出，市場嚴重低估了疫情對實體經濟的衝擊。正因如此，美歐等國意識到社交疏離帶來的經濟活動停頓將對其實體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從而接連出臺了重量級的經濟刺激政策。
全球產業鏈中斷、外需變化以及疫情第二次爆發的可能性或給中國經濟帶來第二次衝擊。1、2月份社會經濟運行數據反映出我國已經遭受了一次衝擊。但目前中國與全球經濟體系、全球價值鏈都有深度關聯，意味著在歐美國家經濟活動停滯後，中國可能遭受經濟上的第二次傷害。
這不僅在於境外輸入病例可能導致國內疫情二次反彈，還在於全球疫情對供應鏈、外需環境變化的影響。第二次衝擊對中國經濟的實際影響可能會超出此前評估。一季度的GDP數據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指標，可以反映出疫情衝擊的程度。此外，判斷疫情對全年經濟的影響，還需要結合美歐等國的疫情發展情況。
中國經濟核心邏輯正在發生變化，經濟運行本身面臨較大挑戰。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已從改革開放早期平均4%的年增速降到目前的2%以下，下滑明顯。在此情況下，在未來保持較高水平的經濟增速面臨很大挑戰。
換言之，總量意義上的GDP增速已經很難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產業結構變遷、微觀經濟基礎活力、收入分配結構、居民生活質量、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定位、研發強度和創新能力、投資資本收益率（ROIC）等社會經濟結構層面的指標，更能夠反映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
疫情下宏觀政策應有其基本邏輯。面對疫情這樣的「自然災害」，宏觀政策的出發點在於應對災難帶來的損失，維持住災後經濟復甦的經濟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不再糾結總量增速目標，在擺脫原本是剛性的增長目標的約束後，政策意圖會更清晰、政策手段會更合理。
針對疫情給經濟社會帶來的損失，要明確宏觀政策的力度和施力側重，保障社會穩定和企業持續經營，夯實疫後經濟反彈的基礎。現在大家開始擔心本輪經濟全球化會戛然而止，中美可能徹底脫鉤等問題，要考慮到這些疫情可能產生的後果，以此為出發點，使政策舉措不至於進退失據。要確保宏觀政策不至於惡化我國現有的經濟社會結構性問題。
消費、中小微企業遭受直接衝擊
「新基建」只能作為次重點
消費、中小微企業和「新基建」應成為政策施力的側重領域。與過往危機不同，疫情對中國經濟直接衝擊最大的領域是消費和中小微企業，這兩個關鍵詞的背後是「就業」二字。而「新基建」只能作為次重點，其對於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結構性問題有很大價值，但在應對短期實體經濟大幅下滑方面「量級」不夠。
首先，消費拉動經濟的重要性提升。2019年消費對我國GDP增長的貢獻佔57.8%，而在投資方面，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後，我國缺乏「量級」足夠大的基建投資項目。因此，目前消費對穩定我國經濟增長，甚至疫後經濟反彈的作用更大。
但疫情本身又給消費帶來了很大的直接衝擊，同時又通過中小微企業給消費造成了很大的間接衝擊，企業面臨困難，居民收入下降，消費意願和能力都會下降。
其次，中小微企業面臨困境，就業問題嚴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盧海教授團隊最近使用智聯招聘大數據進行分析，從另一個角度更清晰地描述了當下的就業問題以及中小微企業面臨的困境。數據顯示，今年1-2月份新招聘的職位和人數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大約30%，就業問題非常嚴峻。
疫情對就業的影響程度和行業、企業規模、企業類型等因素密切相關。行業分布上，遭受疫情直接衝擊的文化、傳媒、娛樂、服務業，招聘職位下降程度最大。企業規模上，中小微企業招聘職位與去年相比下降比例超過40%。從復工情況來看，通過比較春節後三周與節前三周職位數的變化，可以看到去年春節一結束職位數增加約150%，各行業基本在100%以上；而今年春節之後，服務業的職位數比春節前還少，其餘行業增幅也不大，交通運輸及政府部門職位數增加最多，也僅不到40%。
最後，「新基建」重要，但很難解決短期經濟大幅下行問題。據估測，5G基礎設施投資至2026年約達到1.15萬億元，而在2020年新增投資額估計僅為2288億元。從該角度而言，「新基建」很重要，能有助於中國保持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實現再工業化（產業網際網路），再工業化對保持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非常重要。
但是，「新基建」的投資量級不足以應對經濟遇到的短期重大衝擊。因此，需要重新判斷我國未來應對疫情、恢復經濟的政策著力點及對應的政策力度。
經濟復甦方案需要力度更大
應更加側重財政政策
我國需要一個力度更大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經濟刺激或經濟復甦方案需要力度更大，應更加側重財政政策，關注消費和中小微企業領域。貨幣政策則需保持高度靈活性，保證市場和企業層面流動性相對充裕。
針對消費，首先可考慮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降低稅率等方式刺激居民消費。在保持個稅稅率級距不變的情況下，將稅收起徵點由5000/月調高至6000元/月，降低36000元/年至144000元/年各稅檔預扣率1%，144000元/年至660000元/年各稅檔預扣率降低3%，超過660000元/年部分降低5%。此舉可增加2900多億元的個人可支配收入，對促進消費是有利的。
其次，可考慮採用消費券政策或現金發放政策，補貼低收入就業人群，促進內需回補。建議對受疫情影響較重的低收入就業人群發放消費券補貼，並向疫情嚴重地區湖北省傾斜，向湖北省就業人群全員發放消費券。由於低收入群體恩格爾係數較高，消費券會更有效地轉化成真實消費。
經測算，若以每人1000元的標準發放消費券，除湖北外低收入就業人群與湖北省就業人群合計將獲得2627.31億元的補貼，這對刺激消費、恢復市場活力具有重大意義。
另外一個可行的思路是針對我國所有成年人全民發放為期3個月、價值1000元的消費券，總額大約為9000億。根據文獻估計，大約25%會轉換為消費，實際成本為2250億元。
發行特別國債等方式可對激活市場經濟活動發揮較好的作用，財政應能承擔這部分成本。
針對中小微企業，首先，建議所有檔企業所得稅稅率在未來3個月下調20%，對應一般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由25%降為20%。基於2019年3-5月全國企業所得稅總額合計12848億元，假定2020年3-5月全國企業所得稅的稅收額不變，則可以為企業節約稅金2570億元。如果力度可以更大，可以將所得稅下降延伸到整個2020年。
其次，建議由財政直接給小微企業提供貸款。由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很難解決。建議發行1萬億元特別國債成立「中小微企業穩定基金」，通過商業銀行支持中小微企業，並由國家與商業銀行共同承擔信用風險。這樣既直接提供信貸給中小微企業，幫助其解決現金流問題，又可以避免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為疫後經濟復甦保留必要的微觀經濟基礎。
針對基建，建議基建側重於民生相關的領域，如老舊小區改造、租賃住房、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礎建設及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等。這些領域的工程項目在投資量級與資本收益率方面具有優勢，對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能起到促進作用，不會變成無效投資，反而能形成有效需求。因此，應積極篩選、儲備民生領域的基建項目，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
本文系作者在3月29日的CF40雙周內部研討會「全球應對疫情：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角色與作用」上所做的主題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