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我這一年
2019年，播客作為自媒體愈發成熟，許多人也養成了日常收聽的習慣。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在今年成為一個播客主播，以聲音形式真正為性別議題「發聲」。直到年底，粉絲數寥寥，收聽量也不高，這讓她陷入了自我懷疑，這是一種持續可行的服務性別議題的方式，還只是少數人的抱團取暖？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主播肖美麗，歡迎來到有點田園，有點田園為您提供接地氣的性別觀點。
這是我播客開頭的介紹語。我叫肖美麗，是一名女權主義者。我的播客叫《有點田園》，這個田園就是「田園女權」的田園。網上對田園女權的攻擊是，你不是一個正統的、高級的和純粹的女權。但女權主義本身就講究交叉性，要根據中國的實際經驗來討論問題，所以我們認為，對這個詞的污衊是不存在的。我們最近做了一期關於Kim的節目。Kim是「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的前妻，婚姻存續期間遭受了李陽嚴重的家暴。之後她曾發聲和起訴，甚至推動了反家暴立法行動。但11月28日，她發了一條微博，說「我原諒了我的丈夫」。我就和當年Kim的助理林爽，還有資深的社會工作者呂頻一起錄了一期節目，說她的微博會引起軒然大波，其實反映了反家暴行業的脆弱：特別依靠輿論的力量，因此大眾特別害怕輿論受到損害。
我們的播客有三個主播，我、張累累和田左一。播客是我們的業餘勞動。我自己開了一家淘寶店，張累累在找工作，田左一還在上學。我覺得，播客比起文章，也是一個讓不熟悉女性議題的人更好接受的途徑。因為聽播客不像文章看起來很累，播客可以讓你在做家務、通勤等眼睛用不上的時候，用上耳朵。有時候我們的播客出來了之後，一些朋友就會把我們的節目放給自己的爸媽聽，讓自己的爸媽來接受一下教育。19年我們有一次在英國坐火車，外面是大草地，上面有一坨一坨的羊，天特別藍。我拉著田左一商量播客的名字。我們就在火車上面聊一整路，聊得臉特別紅，口乾舌燥，覺得這個想法很棒：「田園」是一個特別接地氣的詞，我們想要以一個田園女權的立場來講話，就是去討論中國的性別現狀。在前幾年，女權主義者是一個罵人的詞，但是這些年進步了，女權主義基本上是一個好的詞。然後大家就開始攻擊你是田園女權主義者，所以我們走的是擁抱汙名的路線。
今年9月，我們錄了一期播客聊到了女性的自卑和自憐，講的是為什麼「灰姑娘」總是上「王子」的當。我說起了在我十七八歲特別「恨嫁」的經歷。在《流星花園》熱播的那段期間，身邊的女同學每天都在討論這個劇。我雖然沒有看過，但是這個故事是進到我心裏面的，我有了一個關於浪漫愛的標本：一個普通的女孩子，會有一個很優秀英俊的男孩喜歡你，並且喜歡你一輩子，你永遠是被照顧的那一方。十七八歲的我就會想，我到現在都沒有伴侶，我是不是非常沒有價值，每天都很憂愁，很有挫敗感。我們的嘉賓就說，這種心態與社會對女性的認可有關，似乎對一個女人的稱讚就是她能夠找一個好的男人，這被看作是女人的本事。
我從小沒有跟父母一起長大，我的很多觀念是被影視劇塑造的。小學五六年級後，父母和單位多爭了一套房子，新房子在馬路對面。我常常一個人住在那裡，大半夜看電視，也不會有人來管我。我當時看了很多武俠古裝劇，男女主角總是在感情發展到最後階段，也就是快劇終了才發生關係，但是不會演出來，而是用第二天床單上的血跡作為隱喻。之後的很長時間裡，我對於性的想像就是初夜床單上的血，我想的是，我發生了第一夜之後，我有那個血，我要把它裱起來。上了大學之後我跟一個師哥交往，我去他家住的時候，他會問跟上一個男朋友是否發生過關係。我說只是看電視。他覺得，一旦跟我發生關係，就需要對我負責任，但他不想負責。我覺得他們對待我好像一個待售的商品，得去找一個買我的人，付錢，然後負責。我的處女情結也讓我給這個商品貼上貼紙，讓它成為一個封印。如果貼紙被破壞了，那我就是一個被用過的商品了。但我隱隱意識到，我好像沒有使用自己身體的自由。這讓我覺得非常掙扎和矛盾。但為什麼男生們就沒有這種束縛呢？9月份我們還有一期節目聊的是女性的外貌焦慮。當時說要聊這個話題，我就覺得，我好像沒什麼能說的。但是之後仔細一想，很多記憶就冒出來了。剛上大學的時候，我花了很多的力氣想成為一個主流美女，燙長捲髮戴美瞳，每天臉擦的雪白，還接過假眼睫毛。也穿了很多年的塞胸墊的鋼圈胸罩，努力嘗試高跟鞋，穿紗紗的裙子。當時我和師哥去一個素食餐廳吃飯，我隨便跟他聊了一下果食主義者，這是素食主義的一個分支，他們覺得植物也有生命，比如不能謀殺胡蘿蔔，只吃掉在地上熟了的果子。他就說，為什麼你一個女孩子，跟我聊這些呢，你看起來不像呀。當時的我，就是一個戴著美瞳燙著捲髮，穿著雪紡連衣裙的女孩子。而他覺得，他才應該是有趣的那個人。我覺得他們其實不在乎我真實的想法是什麼，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聆聽者、追隨者。我們在節目裡各自分享了自己的經驗，有一個朋友如果不說自己有外貌焦慮，我真的看不出來。因為她是那種大眼睛、打扮很日系的女孩。然後我才明白，其實女性的外貌焦慮與你的長相沒什麼關係，就算是主流的好看，也會有焦慮。她每天一定要化了妝才能出門，她說化妝給了自己主動權去面對世界。但我覺得她賦予化妝太多的意義，如果是主動選擇去面對這個世界，為什麼不是化成妖魔鬼怪的樣子，而是化成別人覺得好可愛的樣子呢？不過之後我也會想，我是不是太苛求了，其實對於很多女生來說，不用隨時隨刻搞得那麼緊張去和世界作對抗。大學時候，我的外貌焦慮、「恨嫁」和處女情結的矛盾都堆在了一起。在戀愛失敗之後，我發現電視劇、老師和父母教給我的，其實和實際生活是不同的。我覺得我應該從自己的經驗裡去重新感受一下這個世界。如果我作為個人的話，我喜歡的是什麼？我一直想有一個齊劉海的娃娃頭，但從小別人就告訴我，我的額頭太短了，不適合剪齊劉海。但當我終於把我的波浪捲髮剪成了齊劉海的娃娃頭之後，我發現，這是我想要的。
我為什麼叫肖美麗？這是高中時候同學給我取的土氣外號。我保留這個名字，是因為我要擁有美麗這個詞。我不想再被別人說我是不是美的，我要自己去定義和探索美麗。這有點像我學畫畫的時候，我學會了畫色彩的那個瞬間。最開始學的時候，我不會畫色彩，如果我畫一個立體的罐子，我會在亮的地方多加一些白色，暗的地方多下一些黑色。後來老師告訴我，我才發現一個陶罐是有很多顏色的，棕色是一個光譜，裡面有很多黃色、紅色和綠色。學畫畫不是去上一個課，聽老師給我講什麼，我馬上就可以懂的，而是我一定要自己去做。我看到一個陶罐，我在上面找到顏色，我覺得陶罐給我一個什麼感覺，然後把它畫出來。其實成為女權主義者也是這樣一個過程，需要自我重建，需要自我賦權。我不是那種在圖書館或者書店看到一本書就突然成為女權主義者的。我真正接觸到女權的信息是在大學。大三的時候我去臺灣做交換，上了很多心理學和試驗電影的課，這幾門課的老師不是教性別和女權主義的，但是他們在課上都會很自然的去談到一些有性別視角的觀察，比如一個講英美兒童文學的老師，講到了繪本《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一個缺了口的圓和小扇形只有能匹配地插在一起，才能一起滾，用這個符號講愛情。當時老師問，如果滾著滾著小扇形長大了怎麼辦，這時候她狡黠一笑說，在關係裡面，有時候女性成長了，男性不成長，那麼這段關係就無法繼續下去了。在臺灣，我接觸到了很多關於女性主義的東西，我沒有任何障礙地接受了「女權主義者」身份，因為它跟我體驗是一致的。
從2012年大學畢業後，我就是一個自由職業者。2018年底，張累累去倫敦讀性別研究，我就去倫敦投奔她。有次我們在朋友田左一家裡吃飯，當時她正在外放中文播客。她抱怨，本來節目裡的兩個女主播特別有想法，但是為什麼來了一個有話語權的男嘉賓，她們就會變成「嗯嗯、老師說得真對」。當時我們隨口一提，要不我們自己也搞一個播客，她們能講的，我們也能講。
剛成為女權主義者那些年，其實我是有些傲慢的，就是覺得大家都要醒一醒啊。我的心態沒有擺正，如果我成為女權主義者，是要別人覺得我特別正義，特別厲害，那麼我就很容易去譴責別人或者心理不平衡。我去一些地方宣傳，很多人拒絕我，覺得我是發傳單的或者推銷健身房的，我會非常生氣。後來我就反思為什麼會有這種情緒，因為我覺得別人欠我的，我做這些事情是為你們好，你們為什麼不聽。但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做這個事情是因為我想做、我覺得重要才去做的，其實我確實跟發傳單或者推銷健身房的，沒有太大的差別。
今年夏天，我從倫敦回到廣州，暫住在幾個朋友家裡，她們都是之前做女權行動認識的朋友。白天她們出門上班，我就在客廳裡辦公。當時「田園女權」這個詞又被炒起來了。一個女明星的老公在微博發文章，說「田園女權」害人害己，之後出現了一系列關于田園女權的討論：「田園女權」被稱為「思想毒瘤」，即「偏激」又「受害者思維」還「作死」，「不是真女權」，「把女權都搞臭了」……我當時就想，我們的名字就叫有點田園，應該聊一期田園女權。我找了呂頻來錄第一期節目。她是女權之聲的創始人，是我們一群同行者中最犀利和最有智慧的人。聊完之後，我就開始找沒有版權的音樂作為片頭曲。在網上自學了半小時的音頻剪輯後，就上手剪了。呂頻後來聽了，說挺像回事，開頭結尾還有音樂呢，很像一個正兒八經的電臺了。我認識呂頻是從臺灣回北京後。我在豆瓣上面找到了女權之聲的線下放映的活動，之後去了女權之聲的辦公室。大學畢業後，我想做一個「肖美麗的女權徒步」活動，從北京走到廣州。但其實一開始我不敢走，我想想而已，但呂頻說，你去的話，我就陪你走一半。我才有了信心去把想法變成實踐。那些年我認識了不少同道中人。後來大家各自尋找新的出路，很多人開始要身兼多職，還有人去當了紋身師。更多的人很難找到工作，更難找到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不過，播客提供了一個再次聚合這些朋友的機會。一開始做播客的時候，我覺得誰都是我的嘉賓。我看到每個人都會說，你有什麼可以被我「利用」一下的地方嗎？你有什麼可以來做我的節目的內容的嗎？錄製第一期之前，我一股腦在我的本子上寫下了16個名字，以及她們可以聊的話題。比如一個走訪了上海家暴庇護所和看守所的朋友，還給親戚朋友辦了一個性別培訓，我就會在她名字旁邊寫：家庭暴力、性別培訓，覺得她這兩方面可以利用。她就是最近聊kim事件的嘉賓林爽，這不就把她給用上了。有時錄節目嘉賓不在身邊，我就打開電腦和對方視頻。錄節目不像當面聊天，可以有肢體互動或者直接說話，我們想要發言的時候，就會在視頻裡舉手或者揮手，有時候遇到大家都想說的話題，屏幕上就出現了好多的手。在廣州的時候我錄節目很密集，前一天錄完一期女子登山隊，第二天就又跑去錄女權媽媽生育。我找了一種新的關注女性話題的方式。比如性別歧視。我們就最近很火的《82年生的金智英》這本書，聊了一期就業歧視的問題。當時出版社找到我們，讓我們幫忙推薦一下這本書，會給我們寄一些書作為贈品送給粉絲們。我們就挺開心的。書裡的最後一句話是：由衷地期盼世上每一個女兒都可以懷抱一個更遠大、更無限的夢想。當時嘉賓就說，她希望自己的女兒可以有一個更遠大的夢想。我覺得很感人，我們總說希望其他女性可以擁有夢想，但是她作為一個母親，她的願望是更迫切的。
很多人都跟女權主義者保持一種距離，外界很多時候不理解和不認可我們，這也是某種程度上為什麼我們之間的聯繫這麼強。我們之前做活動遇到很多困難，但是有很多朋友待在一起，大家還是會覺得很有力量感。現在遇到一些問題，我們都分開了。我家在成都的房子租戶想要搬走，我想，我也該回成都了。我是7歲開始在成都居住的，直到18歲去北京上學，一直都過著非常小範圍的生活，也沒有多少朋友。成都算是文化活動比較活躍的城市，這也是我選擇回來的一個重要原因。之前我想跟一些做性教育的人進行合作，但後來發現有的人連LGBT的常識都不懂。還有一次做《黑箱》紀錄片的觀影活動，在場的人都分辨不出什麼才算性騷擾。我就使出我最大的力氣，去跟他們普及一些知識。活動結束之後，主持人說我太強勢了。我今年特別喜歡的一本書叫《創傷與復原》，書裡說如果你被關到監獄裡面，如果是兩個人在一起，就會好很多，因為你是有同伴的。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你很容易跟拘禁你的那個人形成關係，因為人需要跟別人形成關係，才能活下來。比如戰爭對很多人有創傷，但是克服創傷的辦法，就是跟你的戰友在一起。我覺得我們也是一些戰友，我們的關係和陪伴特別重要。
前段時間，我爸體檢查出了疑似肺癌，我就回去眉山老家的醫院照顧他。我從小沒跟他們一起長大，關係沒那麼親密，也沒什麼話說。之前我媽沒有工作的時候，經常來催我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生孩子，她很想要一個孫子，因為她沒事情幹，所以想幫我養小孩。前年我把淘寶店的倉庫搬回了家，爸爸變成了搬運工，媽媽負責發貨，這極大改善了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們常有一些關於發貨工作的交流，好像同事一樣親密無間。關於我結婚和生育的問題，他們其實沒有特別嚴厲或者強迫我，我覺得他們之前催我結婚，只是沒話跟我講。我爸今年就跟我說，不結婚挺好的，你要好好賺錢，不然養老怎麼辦，他們其實擔心的是這個。最近我去醫院照顧他，發現如果老了沒有親戚，確實會成為問題。但是我也不願意為了這種擔憂，放棄我覺得比較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我會開始想，有沒有什麼辦法去替代親戚的角色。我也不知道父母有沒有聽我的播客，反正我沒屏蔽他們。剛大學畢業那會兒，我爸覺得我心理有問題，不工作，不結婚，又搞女權，應該去看一下心理醫生。但之後好幾年我一直在外地，他們也管不到我，我們之間很少交流。我搬回成都，一起做淘寶店之後，我覺得他們對我放心多了，會對我說要好好把店做起來，這樣至少還有收入，不會無依無靠。其實之前有個奢侈品二手品牌來找我們的播客做廣告，但是我覺得確實不對口，不知道如何用我們的角度去講奢侈品。我不太明白設計奢侈品背後那種讓人去消費的邏輯，所以我們也沒有接受這個廣告。不賺錢也沒關係，我一開始做播客就知道這是沒有收益的事情。我的收入來源主要還是我的淘寶店，偶爾也會撰稿、畫漫畫賺些錢。我從大學的時候開始做女權活動，從來也沒想過可以靠這些東西賺錢。我覺得播客是我的事業的一個新嘗試，能夠產出內容對我來說是重要的。節目一直都沒有什麼流量和關注。我原先覺得做播客是一個累積的過程，只要我們不斷不斷地做，做得足夠多，我們就會有比較好的收聽量。但是現實其實和我想像的不一樣，我就開始懷疑，我們是不是內容沒有做好，名字沒有取好，是不是因為我們都沒有什麼名氣？我們是不想需要一些別的流量吸引大家到這裡來？後來有一期節目，我們請到了一個成為美國著名女裝品牌首席戰略官的女孩來講述她的奮鬥故事。因為我的焦慮，就特別想把它變成一個爆款節目，取了一個很成功學的、很獵奇的那種標題，「被保安趕出紐約時尚地標的中國女孩，如何成為美國大牌首席戰略官？」之後就有聽眾反映，看到這種標題是不願意點進去的，但是聽了之後覺得故事很棒，標題配不上內容。我們也會跟著熱點做一些節目，比如聊了一期《長安十二時辰》裡糟糕的女性角色。當時喜馬拉雅平臺正在推這部劇，我們又是嶄新的播客，就蹭上了一點平臺流量。但是後來我們發現，其實很多熱點我們也跟不上。播客的製作周期比較長，更新速度也比較慢，一期得花上一星期。我們做了一期關於《致命女人》的節目，當時這個劇特別火，人人都在誇。我們就想趁這個熱點就去聊這個片子「有毒」的事情，當時我在想，也許我們這個節目錄出來之後，大家可就開始批評它了，我們就能跟上浪潮。但節目發出來後，已經沒有人再討論這部劇了。這個嘗試也失敗了。我當時特別的焦慮。和我的朋友們相比，我其實算是幸運的、能繼續做女權事業的人。但我處在一個很孤立的狀態裡。我一直用以前我們一群人在做事情的標準來評價我們的產出，那麼我們的這個產出是特別不合格的。我後來和心理諮詢師聊，其實我們這一群朋友就像長在一起的一棵大的植物，我們現在就各自在不同的新的地方重新插枝、繁殖。我現在是插在了成都這塊地。我很著急，我總是會以一整棵大植物來衡量自己做的事情有什麼樣的效果。但是我現在應該明白，我現在是分開出來的一個小枝，我要給自己一些時間去長根、去長枝條和葉子。不管是作為一個女權行動者，還是一個節目的主播，我希望我在女權事業裡是永遠在場的，希望有新的技能去服務到事業的發展。
從《82年的金智英》我們可以從法律去聊性別歧視；還有拍私房照的問題，大家會覺得，拍私房照是不是不夠女權，你是被凝視的、你是去迎合主流的男權審美的……我們希望去聊更深入、複雜的女權問題，找到自己的定位後，焦慮感也慢慢消失了。我們有一個非常活躍的粉絲群，每天群裡都有幾百上千條討論，三百多個人都沒有退群的。之前有一個博主在答覆女性意外懷孕求助時，說她「心存僥倖」，我們粉絲群就討論起來了。大家就聊到，「心存僥倖」這四個字是對複雜議題進行簡單歸因，認為意外懷孕僅僅是女性自己的問題，把所有責任歸於女性一方，這樣的表述忽略了性行為的共同參與者——男性的責任，也沒有觸及行為背後的社會因素。討論持續了很久，甚至有群友根據討論內容整理出了一篇文章。今年12月份，我們還組織了一個線下的聚會，來了好幾個我們的聽眾。有人說前一天晚上因為太激動了睡不著，因為非常期待線下見到別的女權主義者。很多人也說，只是在網上看到一些女權主義者，但現實生活中是沒有人可以去討論女權問題的。有個聽眾說，她經常聽節目，聽聽聽，然後就暫停，就在旁邊罵罵罵，罵完了就繼續聽，沒有人可以討論。我們十幾個人在一個咖啡館裡的包廂聊天，男老闆一直進來讓我們用投影看電影，說投影特別好，還有立體聲，我們說不用不用。我們就希望老闆少點進來，我們可以聊天。一聊聊一個小時，不停地喝茶，很快就有了尿意。有人就是憋到不行了，說我要去上廁所，然後大家才覺得要休息，去上廁所。但是只有一個廁所，大家就排隊，有個妹妹就眼淚汪汪地跟我說，好感動，能見到大家。活動完了之後，大家很依依不捨。有一些人要回去上晚自習、要上班，就提前走了。大部分人留下來，我們一起吃飯，吃完飯之後大家還是依依不捨的，最後就是一聲令下說：我們就地解散吧，大家才慢慢地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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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戴敏潔
編輯：靳錦
運營編輯：二水
圖片：肖美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