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密度的提升促進服務業發展，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將不利於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圖為2020年11月23日，成都寬窄巷子，正在購買美食的旅客。 視覺中國 圖
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最顯著的事實之一，是經濟資源遵循從農業向製造業轉移並最終向服務業轉移的規律。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偉大曆程中，中國服務業規模不斷增長，對宏觀經濟增長和就業貢獻越來越重要。
當前，我國已步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服務業發展（尤其是服務業消費）將成為經濟邁上新臺階的重要推手；如何進一步壯大服務業，推進高質量的結構轉型，對形成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至關重要。
然而，與發達國家歷史上同等發展水平時期相比，近十年來，我國服務業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嚴重偏低，無論是就業佔比還是附加值佔比都相差十個百分點以上（見圖1）。
圖1. 服務業部門GDP佔比和就業佔比
註：根據國際標準產業分類體系（ISIC）劃分三大產業。擬合線是指除中國外的其他10個國家的Lowess擬合線。人均GDP是按購買力平價的GDP比上總人口，統一換算成1990年的國際美元價格。
隨著我國生產力水平和人均收入進一步提高，服務業在宏觀經濟的地位將更加重要，宏觀經濟結構將更加向服務品和不可貿易品傾斜。但在現有的城市化政策引導之下，我國人口的空間分布卻導致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下降趨勢（見圖2），這不利於我們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而阻礙了國內大循環發展。因此，圖1所反映的我國服務業發展水平偏低的狀況，可能與人口向較高人口密度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轉移的制度障礙有關。
圖2. 建成區人口密度變化趨勢
註：建成區人口密度=城鎮二三產就業人口/建成區面積。替換用就業人口密度=城鎮就業人口/建成區面積度量人口密度，可以類似得到，2000-2012年的就業人口密度呈下降趨勢，降幅也為0.4左右。
本研究考察人口密度和服務業發展的關係，試圖釐清以下問題：（1）近年來的人口空間布局政策如何影響人口密度；（2）為什麼人口密度很重要；（3）控制人口密度會帶來什麼損失，轉型發展階段如何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
一、城市人口密度何以下降近年來，我國城市人口密度呈現下降的趨勢。我們認為，這
與一系列引導人口空間布局的政策有關。
第一，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人口流動障礙，尤其是農村戶籍的外來移民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受到差別待遇，增加了勞動力流動成本。
第二，對高人口密度的大型城市實施了嚴控人口流入的政策。例如，2014年，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出臺，據此，從2014年開始，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受到嚴格控制。同時，個別超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還實施了疏散市中心人口的舉措。
第三，土地供應在空間上的錯配，也導致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快速下降。特別是2003年以後，人口流入的東部地區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土地供應佔全國的份額卻下降了。
這些政策都導致了人口空間分布的變化：人口被引導到密度更低的農村、小城市和大城市的邊緣地區，導致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下降趨勢。
二、為什麼人口密度很重要？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很重要的表現之一便是發揮人口密度的作用，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密度越高，對應的市場規模越大。人口密度常被用於度量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程度，相比於人口規模，人口密度更能反映人口空間分布狀態。
例如，同樣是常住人口規模達到兩三千萬的上海市和重慶市，上海市的人口密度更大，其人口空間更集聚。
度量人口密度的常見指標包括：就業人口密度（地區就業人口/地區建成區面積）和常住人口密度（地區常住人口/地區行政土地面積）。相對而言，就業人口密度大小能更準確反映地區之間人口密度的差異，因為建成區是實際用於發展非農業生產和居住的土地，能更準確反映人口、經濟活動所在地，而行政土地面積受農村土地和自然地貌等其他非經濟活動幹擾因素的影響更大，誤差較大。
本研究主要用城鎮所有就業密度（城鎮所有就業人員/建成區面積）和建成區就業密度（城鎮二三產就業人員/建成區面積）度量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既是影響城市發展的原因也是結果，即人口密度同時兼具了內生性和外生性特徵。一方面，人口密度是城市發展的結果。任何使城市更具吸引力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提高或設施改善等，都會吸引其他地方的人口進入，進而提升地價和房價。房價上升使開發商傾向於建更高的樓房，居民往往選擇較小面積的住宅，進而使人口密度增加。
另一方面，人口密度是影響城市變化的原因。在生產端，集聚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使企業和工人在高密度的城市裡的生產率更高。在消費端，更高的人口密度使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更便捷，有利於降低獲得這些商品所需的通行距離、頻率和運輸等。同時，高人口密度地區的居民和企業面臨的地租等成本更大。因此，人口密度變化帶來的收益和成本比較會影響城市構成，進而改變商品和服務的質量和種類。
人口密度影響服務業發展的作用機制是什麼？由於大多數服務業具有不可貿易性，需要面對面進行生產和消費，人口密度對其發展作用尤其重要。
人口密度會改變當地發展的比較優勢，相比於製造業和農業部門，服務業發展更依賴於高人口密度。這主要出於以下原因：
第一，規模效應。與製造業相比，絕大部分服務行業的產品具有不可貿易性，依賴於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近距離互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高人口密度地區的服務業企業面臨更大的潛在市場，更容易降低企業的平均成本。
第二，收入效應。高人口密度地區往往也是更高收入地區，且與農產品和製造品相比，服務業產品有更高的收入彈性。恩格爾定律指出，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消費需求將不斷轉型升級，高收入彈性的商品在消費支出中所佔的比重會越來越高。
第三，替代效應。與製造業相比，部分市場經濟中的服務業企業提供的服務產品，往往存在由消費者個人或家庭所能提供的替代品。例如，餐飲、幼兒保育和教育、公路交通等。高人口密度使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更便捷，進而增加對市場中的服務業消費需求。
但在我國，就收入效應而言，當下的城市化政策使得過多的農村戶籍勞動力滯留在生產率更低的農村和農業部門，大幅限制了這部分勞動力的收入增長，這部分勞動力的潛在收入損失進而對服務業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此外，特殊的戶籍制度抑制了已經進入到城市的外來移民的服務消費。城市外來移民社會保障不足，並且可能在中年之後回到戶口所在地，從而收入大幅度下降，因此，他們將大幅度降低當前消費，尤其是服務業消費。
三、控制人口密度會有什麼損失？部分學者提出，要合理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尤其是要控制特大及超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我們認為，要回答城市是否人口密度過高，要以數據說明人口密度變化產生的影響，權衡人口密度所帶來的利弊進行比較分析，才能得出是否應該控制人口密度的結論。
本研究從宏觀和微觀層面，研究人口密度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我們發現，人口密度提高可以顯著促進服務業發展（見圖3），且結論在剔除城市資源和區劃調整等幹擾因素後的穩健性檢驗仍成立。考慮到本研究存在人口密度度量誤差和遺漏變量等內生性問題，我們選取較為外生的土地供應增長率指標作為工具變量分析，發現人口密度提高仍顯著促進了服務業發展。
圖3. 人口密度與服務業發展關係
註：服務業GDP佔比是指三產GDP佔總GDP比重；服務業就業佔比是指三產就業人員佔總就業人員比重。用Stata的binscatter畫圖，將所有樣本根據Ln(建成區人口密度)按樣本量等份分組，將各組Ln(建成區人口密度)的中位數記為x_i，然後在每組內分別計算服務業GDP和就業佔比的平均值y_i，最後得到(x_i，y_i)組合。
基於
2008年中國經濟普查數據，本研究發現，人口密度主要影響生活型服務業發展，尤其是本地生活型服務業企業受人口密度的影響更大。
因為相對而言，生活型服務業同社會生活直接相關，且具有不可貿易性的特點，故生活型服務業企業的決策行為對人口密度的變化更敏感，人口密度的變化會影響企業所從事行業類型是否是生活型服務業的概率。隸屬於本地的企業，其決策對本土市場的應對和調整更敏感，靈活性更高；隸屬於中央等非本地的企業（國企），其決策比較穩定，靈活性較低。因此，人口密度的變化對本地企業是否從事生活型服務行業的影響更大。
基於2010年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進行機制分析，本研究發現，
人口密度的變化會通過影響家庭服務業消費支出，進而影響服務業發展。綜上，人口密度的提升促進服務業發展，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將不利於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不利於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和內需潛力，不利於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四、勞動力流動障礙影響及扭曲效用估計我國存在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勞動力流動障礙，和歷史上同等發展水平的日本、韓國相比，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佔比均較低（見圖4）。因沒有直接數據可以度量勞動力流動障礙，我們用城市非本地戶籍常住人口比重度量地區流動障礙大小。相同的其他條件下，非本地戶籍常住人口佔比越大的城市，勞動力流動障礙越大。
圖4.城市常住人口與城市戶籍人口
註：橫坐標軸是人均GDP（取對數），統一換算成2011年的國際美元價格。
本研究發現，人口流動障礙會使流動人口減少對服務商品的消費，從而削弱人口密度提升對服務業的促進作用。因為勞動力流動障礙會通過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影響服務業發展。其中，直接效應是指勞動力流動障礙通過降低城市人口密度，從而影響服務業發展；間接效應是指勞動力流動障礙會降低移民對服務商品的消費，從而使人口密度提升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效應被削弱。
綜上，人口的空間分布受戶籍制度約束、土地供應政策的扭曲都是導致服務業發展偏低的誘導因素。
基於前面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估算不同的制度約束和扭曲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有多大。
反事實估測表明，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和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導致我國服務業佔GDP和就業之比偏低3至5個百分點。
五、如何逐步形成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偉大曆程，是服務業規模不斷增長、在宏觀經濟中佔比越來越大、對經濟增長和就業貢獻越來越重要的過程。然而，在服務業發展取得進步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近年來，我國的結構性調整所面臨的問題均與服務業受到抑制相關，進而帶來消費需求不足、人民福利受損等問題，這不利於我們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而阻礙國內大循環的發展。有鑑於這些問題，在2020年8月24日舉行的
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陸銘教授指出，在城鄉和區域發展方面，如果一些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得以解決，將產生巨大的制度紅利。
對照當下的制度背景，本研究所得結論的政策啟示是：第一，中央政府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要減少用行政幹預手段將人口引導到低人口密度地區的做法，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第二，地方政府要積極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幫助移民融入所在城市，尤其是高人口密度的大城市；第三，中央和地方協力，適當減緩城市建設用地總量供應，尤其是在低人口密度的中小城市和人口流出地，在人口負增長地區甚至應該減少城市建設用地。
經濟發展是一個多目標過程，經濟政策的制定既需要基於科學的依據，也需要考慮不同目標之間的關係，避免顧此失彼。長期以來，我國的政策制定不夠重視空間因素對於經濟結構的影響。本研究說明，人口向城市（特別是高人口密度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和服務業佔比逐步提高是兩個有關聯的現象，體現了人口密度提升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客觀規律。
如果主觀認為人口集聚的趨勢是不好的，從而試圖用行政幹預手段改變這個趨勢，結果可能導致經濟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最終阻礙國內大循環形成。（作者鍾粵俊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陸銘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奚錫燦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本文原題「集聚與服務業發展——基於人口空間分布的視角」，原載《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由鍾粵俊改寫，具體技術細節請參考原文。）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