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張之洞與1884年香港反法大罷工

張之洞指示「適可即止」

1884年10月3日，也就是一名挑夫被英警打死那一天，張之洞打電報給他在香港的代理人何獻墀：「艇夫事如何？港民尚義固嘉，然須有分寸，何、羅諸君可妥為勸導，勿令激成大事，切勿致英人阻我採運軍火、停泊船隻為要。」張之洞十分清醒，香港華人的愛國行動值得嘉許，但必須拿捏好分寸，避免過火。他要求何獻墀、滙豐銀行買辦羅壽嵩對罷工者加以勸導，避免升級為大衝突，影響中方通過香港採購軍火這些大事。

張之洞

當天，張之洞派駐香港的洋務委員祁兆熙也打來電報：「英出兵彈壓，現沿海一帶，艇挑車轎俱無，西營盤罷市，人情洶洶，謠言晚上放火……」對港英來說，工人罷工雖然頭痛，尚不足畏，但若引起華商罷市、暴動者四處縱火，卻是極大威脅。

張之洞在香港的人馬，除定居香港的何獻墀、羅壽嵩外，還有一些短期派駐香港的官員：祁兆熙（督署洋務委員），溫宗彥（中國電報局香港分局總辦），溫子紹（廣東機器局負責人）。他們都會向張之洞匯報香港動向，但無論是提供情報還是直接對港人傳達意旨，仍以何獻墀最為重要。

10月4日，街道清潔工人、碾米工人、煤業工人、轎夫、屠夫、木匠都加入了罷工行列，聲勢浩大。有兩艘法船由基隆到香港採買食物，華商拒絕交易，被迫轉往越南採辦。當天，何獻墀來電：「艇夫事現由東華醫局董主理，如何明日稟聞。」「東華醫局」即東華醫院，其領導集團（主席、首總理、總理共13人）實行一年一換，這個時候的主席是盧佐臣，但前任主席李德昌、1882年度主席何獻墀仍保持著很大影響力。李德昌、何獻墀「召集」船戶、挑夫頭目開會，商人們對罷工者進行勸說，承諾向港府求情退還罰金，希望能儘快復工。挑夫頭目當場承諾結束罷工，恢復正常社會秩序。

香港東華醫院在當時的地位，大陸很少有人了解。東華醫院成立於1871年，是全港華商共同捐資設立的華人慈善機構，它並不僅僅是一家醫療機構，而是代表著香港華人利益，在公共事務上十分活躍，與廣東當局保持密切聯繫。幾乎所有香港重要華商都曾擔任過醫院「總理」（董事），港英對之充滿戒心，擔心這個華人組織可能受內地控制，削弱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

東華醫院禮堂

何獻墀對國際公法的理解比張之洞深刻。10月4日他打電報給張之洞：「艇夫歇業，皆出公憤，今早舂米者亦停工。英官惟知執法，不商於東華醫局董，恐未易了局。昨日華人與英差哄，華人槍斃一名，英差受傷輕重十一名，酉刻後安靖。英官恐夜間復發故，借東華醫局屯兵百名防守。若恐英阻我採運軍火、停泊船等，日下未有開仗明文，斷無妨礙也。」他談到連舂米工都加入罷工行列，對港英官員的粗暴執法十分不滿，認為英國人對東華醫院董事的意見不夠尊重。至於張之洞擔心的暴動影響中方軍火採購，何獻墀認為不礙事。他從掌握的國際公法條文及實例判斷，由於尚無開仗明文（中法戰爭至此沒有正式宣戰），中國繼續從香港進口軍火「斷無妨礙也」。

10月9日，張之洞向中樞匯報了香港罷工、暴動的過程，同時也透露了一個秘密，即這場運動的節奏在他掌握之中，他已經發電報給港商，讓他們勸導愛國群眾「適可即止。」這四個字耐人尋味。

在這場反帝運動中，張之洞考慮的不僅是阻礙法軍修理艦艇、補充給養，還必須控制好節奏。署理總督馬殊鎮壓華人罷工、起訴中文報館的行動十分魯莽，有偏袒法國的意味，張之洞還是願意忍氣吞聲，儘快收束暴動。他心裡很清楚：愛國行動一定要講究策略，出氣並不是主要目的，爭取最大國家利益才是目的。

張之洞表面上向總理衙門抱怨港英偏袒法國，實際上他也清楚，這只是署理港督出於管治香港便利的考慮，並不代表倫敦的立場。英、法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英國並不希望法國在東南亞過度擴張勢力，有心通過支持中國來抑制法國，暗中給中國以實質性的幫助，最顯著的例子是滙豐銀行貸款。

實際上，越南前線抗法的粵軍、桂軍、滇軍、淮軍、湘軍軍餉，嚴重依賴香港滙豐銀行的貸款。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時，軍費緊缺，兩廣總督張樹聲通過羅壽嵩安排，先後兩次取得滙豐銀行借款共200萬兩。這筆借款讓參戰的中國軍隊能夠購買先進武器和彈藥等，為下一階段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舊式軍隊若不能及時發餉，經常會有譁變的危險，而槍械彈藥補給更是刻不容緩。羅壽嵩緊急安排了第三次、第四次對廣東貸款201萬兩，又以廣東省名義代雲桂等省借款299萬兩。羅壽嵩經手為張樹聲、張之洞籌措的中法戰爭軍費高達700萬兩。1886年，張之洞向朝廷報告，廣東全省一年的歲入是456萬兩。也就是說，羅壽嵩安排的五次貸款金額，遠遠超過廣東年度歲入的總和。由於軍餉的下撥往往急如星火，而銀行貸款發放有一定程序，英國駐京公使館、英國外交部還向滙豐總行施壓，特事特辦，保證款項及時匯到廣州。

張之洞通過何獻墀和他的搭檔李德昌，向暴動群眾傳達官方指示，讓這次暴動不要超出官方預定軌道。這個時候，香港華商已成長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1876年，華人船王郭松的納稅額居香港第三位，1880年郭松去世後，香港華人首富地位落到新會李陞家族身上。李陞家族發家，主要依靠「金山莊」（對北美、澳洲的貿易），在此基礎上多元發展，進軍保險業、房地產，為香港地產大王。香港安泰保險公司、廣東華合電報公司都由李氏家族控股，李德昌則是李陞兄弟。李氏兄弟與何獻墀在生意上不過分依賴英國，在內地有不少經營項目，與廣東的聯繫更加緊密，以他們為中心形成一個香港親中陣營。

張之洞代理人何獻墀

張之洞報告失實

何獻墀全程監視著這場抗爭。10月6日，何獻墀在電報中說：「港中艇夫歇業，昨經街坊勸妥，復業如舊，英官亦成其志。」他執行張之洞「適可即止」指示的方式，是通過香港華人街坊組織（Kai Fong）向抗爭者傳達張之洞意旨，他本人也會見罷工代表。與此同時，東華醫院各「總理」也在工人與港府之間進行調處。張之洞的命令很快得到執行，罷工者從10月5日起陸續復工，但向港英表明不為法軍服務。張之洞對這場運動的調控十分成功，10月9日他向總理衙門作了匯報，不乏洋洋得意：

香港艇夫拒法事相持數日，西街罷市，各行傭作以次和之。英官兵脅不從，揚言焚港九龍司，會匪欲為助，英人甚恐。洞密電港商勸導，令適可即止。醫院華人調處，英官還所罰錢，放所拘人，所斃華人恤二百元，聽華民不裝法貨，乃已。十八日事定。十六日法船由雞籠來港採辦火食，華商不交易，十七日即赴西貢採辦。十八日又自雞籠來法船一，廿日亦往西貢。此事乃民義憤，英極力抑民助法，畏眾屈從，恨粵官甚，指為主使，昨照會詰問，以港事粵官力不能及答之。頃接西電，利士卑攻淡水，發船不能進內，只口外一炮臺被毀，法兵現短糧等語。果能香港從此不接濟法船，於敵亦頗有滯礙。粵省窮民忠義難得，事定後當酌籌獎勵之法上聞。（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七冊第350頁）

非常有趣的是，張之洞向朝廷匯報的內容很多都不準確，內中一句「英官還所罰錢，放所拘人，所斃華人恤二百元」則是徹頭徹尾失實。港英官員並沒有退還罰款，該判刑的還是判刑，所謂撫恤死難者200元更是無稽之談。冼玉儀的研究表明，10月1日在行政局會議上，確有議員討論過退還罰款問題，但最終決議是不幹涉巡理府（The Magistrate）的判決，理由是不可給人留下印象，港府在壓力下屈服。暴動結束後，巡理府繼續審判後續被捕者，除監禁外也都處以罰款，也間接證明張之洞所說退還罰款屬於憑空杜撰。

徐承恩引述陳偉群對此事的研究時寫道：「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東華醫院於10月5日按政府要求，張貼勸諭勞工復工的通告。而艇家的罰款亦由疑為東華總理的神秘人物代為繳交，令事件終告平息。」李德昌1883年7月15日-1884年8月10日期間擔任東華醫院主席，此時剛剛卸任不久，按東華制度，剛卸任的主席依然繼續擔任值理，以維持醫院管理的連續性。李德昌對此事的介入程度很深，筆者猜測這筆罰款是由李德昌個人支付，以此讓罷工工人得到「港府讓步」的感覺，愉快復工。

上述事例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第一線情況的了解，受制於多個中間層次，有時並不能得到最準確的信息，信息傳遞出現了失真。這些中間層次，包括兩廣總督、總督衙門的洋務官員、親中的香港華人領袖、派駐香港的「委員」，他們有時會出於「良好」的動機，提供一些不實信息。在這個事件中，親中華人領袖為了完成張之洞下達的任務，儘快平息暴動，自掏腰包補償了華工的罰款，事後也不願居功，而是解釋成港英政府退還罰款。張之洞對英國殖民者統治香港的一些具體手法並不太了解，但非常樂意接受親中華人領袖的這個解釋，這樣的結果讓中方很有「面子」，可以向中央政府「表功」。

蔡榮芳手繪港九簡圖

「黑社會也有愛國的」

這次香港反帝暴動，三合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警察體系裡面有個「O記」，全名叫做「有組織罪案與三合會調查科」，專門用來對付三合會及其他類似組織。三合會在福建、廣東有著廣泛分布，也稱「天地會」「添弟會」等等，他們經常寄生、隱藏於各個行幫組織、同鄉團體之中。秘密會社本來就不希望讓外界了解其內情，為避免被一網打盡的危險，實際是以多個互相區隔的小團體形式存在，即使高層人員也未必了解整個「三合會」的全貌。

這次出面招募香港三合會的清廷高官是兵部尚書、湘軍老將彭玉麟。彭玉麟於1883年12月4日抵達廣州，以欽差大臣辦理廣東軍務，此時的兩廣總督還是淮系張樹聲。湘、淮水火，兩人之間甚多齟齬，對戰局有負面影響。張之洞1884年7月8日抵粵上任，取代張樹聲。他抱定與彭玉麟和衷共濟的決心，十分尊重這位湘軍老將。可以認為，彭玉麟招募、聯絡香港三合會的行動，應該得到張之洞贊同。

港英警察情報部門的記錄顯示：彭玉麟的信使來到香港，與三合會頭目接觸，傳遞官方保證，赦免三合會分子之前在廣東的「罪行」，邀請他們回廣州加入清軍，共同抗法。10月6日，約有100名三合會分子從香港啟程前往廣州。留在香港的會黨成員，還得到廣州高官的承諾，若能毀壞泊港的法國軍艦，賞金十分誘人。

港英密探還證實：透過兩個中間人（也是港警線人）的安排，彭玉麟在廣州召見了13個頭目，包括70歲的Yau Put-in和十分活躍的Li A-un。中國當局希望這些亡命之徒能放火焚燒法國軍艦，查清哪些洋行在向法國提供必需品供應。廣州高官想的是單獨對法，並不想傷害香港，但三合會分子卻藉此機會，試圖搞亂香港以便順手牽羊。他們煽動無差別攻擊，目的是破壞社會秩序，趁火打劫。從暴動過程判斷，港島挑夫大多受三合會分子控制。各方在私下協商後，同意舉行罷工，由三合會頭目Li A-un下達了罷工令。

蔡榮芳認為，清廷高官彭玉麟、張之洞希望吸收三合會人物來增強抗擊法國的力量，對香港華人的要求只是讓他們不為法國人服務，但香港三合會保持著一定獨立性，經他們的煽動與組織而釀成暴動，所產生的效果並非彭玉麟、張之洞所願。照此看來，他讓何獻墀、羅壽嵩向香港華人傳達「適可即止」的指令，是十分理性的考慮。

餘論

當代的人們大都以為國家認同是「天生」的，事實沒有這麼簡單。1885年2月23日，香港總督寶雲（George Bowen）在給英國殖民部的報告中說：「1858-1861年間英法聯軍之役，南方的中國人對北方的北京並不關心，聯軍很容易地就在香港招募到2000多名苦力，在進攻北京時充當民伕。」這個信息筆者相信是比較準確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招募到的廣東苦力，裡面有不少三合會分子。他們衝著聯軍支付的高薪而去，而三合會「反清復明」的理念幫他們解除了心理負擔，也即他們是與「滿清」作戰而非與「中國」作戰。

部分國人開始形成清晰的民族國家觀念，從1884年的香港暴動開始。中國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由一個個具體的事件的推動，經由媒體的渲染傳播、推波助瀾而不斷深化。中國從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以及一系列中外衝突中，一步步從「天下國家」轉型為民族國家，其過程之曲折痛苦世所罕見。

香港是近代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與中國「天下秩序」的主要接觸點與衝突點。香港發生的標誌性事件，如1841年英佔香港、1884年香港反帝暴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1967年反英抗暴、1997年香港回歸，對中國來說都是重要的分水嶺。對香港與內地關係史的研究，雖然已有一些成果，仍有甚多不足，特別是香港華商在近代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略。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