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英國當代作家珍妮特·溫特森的兩部經典作品在國內推出了全新的中文版本，分別是《守望燈塔》（湖南文藝出版社）與《寫在身體上》（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令讀者在重新掀起的「溫特森熱」中，領略到這位才華橫溢的作家筆下的傳奇。
▌ 《守望燈塔》
自從在1985年出版處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時起，珍妮特·溫特森就如一顆突然閃現的星球，憑藉耀眼的火光闖入了讀者的視野，並用蓬勃的文字生命力日漸鞏固了獨屬於她自己的文學坐標。英國《獨立報》將她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好也是最有爭議性的作家之一」，美國《紐約時報》亦將她評為「當今最有天賦的作家之一」。如今，這位年過60的作家依舊筆耕不輟，同時擔任曼徹斯特大學的寫作課程教授。在當代，珍妮特·溫特森無疑是一位「講故事」的高手，在35年的寫作生涯中，她的講述像是鼓舞人心的救贖，永不厭倦地闡釋著「愛」的妙義。而擁有文字魔力的她也如同一位慧眼獨具的預言家，總是遙遙領先於社會潮流，用她的故事水晶球呈現出超越時代的真相。
人生不是垃圾桶，是地圖
1959年，珍妮特·溫特森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不久便遭年輕的生母棄養，被領養至宗教氛圍濃重的家庭。生命之初這一段不尋常的變化，如同「往子宮裡扔了一枚炸彈」，使溫特森的人生就此失去了至關重要的段落，留下了輻射深遠的疑問和空白。她在回憶錄《我要快樂，不必正常》（2011）中詳細描述了「棄嬰」與「領養」身世為她帶來的長久困擾，將這樣的人生開啟方式描述為「讀一本缺了頭幾頁的書」，坦言由此帶來的心靈失落是永遠也不會消失的：「領養就是身在門外。你會表現出無所歸屬的感受……你無法相信會有任何人愛原本的你。」生命初期的重大變故無疑給予了溫特森重要的素材，成為她日後反覆書寫的命題，在諸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1985）、《給櫻桃以性別》（1989）、《蘋果筆記本》（2000）、《守望燈塔》（2004）、《時間之間》（2015）等多部作品之中，都有著棄嬰出身的主人公和領養的情節。
▌ 珍妮特·溫特森
而後在養父母的家中，珍妮特遭受了人生中的二重傷害。養母溫特森太太一生痴迷宗教，禁絕人慾，對待珍妮特刻板而嚴厲。她生性悲觀，不熱愛生活，灌輸給珍妮特的宇宙觀則更加奇異——在她眼裡，宇宙就是一個「浩瀚的垃圾桶」，而且還關上了蓋子，沒人逃得了。她還強烈反對珍妮特讀書的行為，甚至剝奪她心愛的藏書，付之一炬。兒時的種種困難讓溫特森從故事中尋求慰藉，故事幫助她修復現實、看到希望、不至於迷失，但在經歷了焚書事件之後，她下定決心自己寫書。「講自己的故事」不僅能幫她逃避養母的可怕「敘事」，更成了她的一種生存方式。即便在2007年前後飽受疾病的折磨，珍妮特·溫特森依然奮筆疾書，寫出了包含《時鐘之屋》《獅子、獨角獸與我》在內的童書和聖誕故事。
面對養母「浩瀚垃圾桶」的宇宙觀，珍妮特·溫特森無法認同。雖然自身的生命「故事」從嬰兒時期起便遭遇變故，又繼而在成長中受到損傷，珍妮特·溫特森卻以頑強、樂觀的精神，選擇「改寫它們」。在與養母產生了嚴重分歧後，她拒絕妥協，勇敢出走，前往牛津求學並追求真愛，由此走上作家之路。面對漫漫人生故事，溫特森始終將講述的話語權主動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溫特森曾借人物之口言明：「我想要的都切實存在，只要我敢去尋找……」在自傳中，她也同樣直言，她將自己的人生看作一張無限展開的地圖，這張地圖不明確通往任何地方，不止有一條路徑，也不止有一個目的地。「我一直都很樂觀，這是我最大的力量。」這份樂觀的力量不僅塑造了一位獨特的作家，更為她的作品凝結出閃閃發光的獨特內核。
不設限的愛是世間良藥
對作家而言，自身的經歷常常成為重要的寫作資源，這一點對珍妮特·溫特森來說也不例外。在她的作品中，時常能窺見作者本人經歷的倒影。
例如在《給櫻桃以性別》中，有一位居住在泰晤士河邊、名為「狗婦」的女巨人，因為「體形大於她的世界」而倍感痛苦，這一靈感正來自於珍妮特·溫特森的養母溫特森太太，是對她的性格與特質進行的又一次詮釋；而在《時間之間》裡，溫特森看似在借用「棄嬰」的故事書寫錯位與迷失狀態下的人們，實際上也是對自己經歷的迷失進行書寫。然而，縱觀溫特森的「故事會」，在諸多被用於創作素材的個人經驗之中，被書寫最多的，無疑還是那個耳熟能詳的永恆主題——愛。
溫特森曾回憶道：「我從不相信我的父母愛我。我設法愛他們，但徒勞無功。我花了很長時間去學會如何愛——付出愛與接收愛。我著了魔似的、巨細靡遺地書寫愛，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都認為它是最高的價值。」在小說《守望燈塔》中，她借著角色之口道出愛在她的心中的崇高價值：「我曾經相信愛是至高無上的，我現在仍然保持著這一信念……愛一旦燒盡，這星球也就死亡了。」她的作品中貫穿著對「愛」的求索與思考，關於對愛的追蹤、誘捕、失去和渴望是她永不厭倦的寫作主題。她在《寫在身體上》裡提出「為什麼要用失去衡量愛」，探討人類「失去愛」與「追尋愛」的困惑。而在《時間之間》裡，她一邊對莎士比亞的經典進行重新想像，一邊持續追問著「人們需要多久去重建愛和生活」的問題。
▌ 《寫在身體上》
在溫特森的筆下，愛有著眾多的形式，包括浪漫的愛情、激烈的性愛、對朋友的愛、對孩子的愛、對寵物的愛……但它們都有著共同的根源，一起指向「對生活的熱愛」。這位在年少時便飽嘗愛之失落的天才作家，不僅用或溫暖或冷峻的筆觸，孜孜不倦地詳細描摹「愛」的形態，她更將它看作一種絕對自由、超越一切的事物，正如她所言：「這世界沒什麼，是愛造就了它。」「這世界消失得不留痕跡。只有愛還在。」
溫特森曾在世界潮流猶自保守的時代，因性取向問題與小說中的筆法而飽受爭議，人們為她的寫作貼上格外醒目的「性別」標籤，探尋她的同性戀身份，獵奇、考究作品中愛的主體究竟是男是女，而在大體上忽略了作者對愛的本質內涵的強調。針對很多人對待「愛」的苛刻標準以及作繭自縛的刻板印象，珍妮特·溫特森曾在採訪中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她認為愛本不應被範圍限定，經過如此漫長的時間，人們仍被一些模糊的界限所牽絆，委實不是一件好事：「為什麼我們用許多種迥然不同的方式討厭著彼此，卻只會用一種狹隘的、俗套的方式去愛彼此……我覺得如果能夠更多地去專注於愛和釋放出愛會更好，而不要總是擔心我們愛上了誰，我們為什麼去愛。」
溫特森用寫作實踐著她的價值觀念，力證愛不僅有著超越一切的寬廣維度，更是修復這世間萬物的良藥。2015年，在英國文豪莎士比亞去世400周年之際，溫特森參與了霍加斯出版社的改寫莎士比亞經典劇作計劃。她將莎翁的《冬天的故事》放在當代的語境下進行重新創作，《時間之間》由此誕生。溫特森在書中提到，莎劇常以「復仇」「悲劇」和「寬恕」作為結局，《冬天的故事》選擇的正是「寬恕」這一種。《時間之間》便隔著時間的跨度，與這個宏大的主題遙相呼應，圍繞愛的妙義和寬恕的力量展開，「只有原諒寬恕，時間才會繼續，生命才能向新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溫特森本人最終選擇的人生態度。在寫作回憶錄《我要快樂，不必正常》期間，她曾經歷了一次徹底的精神崩潰。2008年，她企圖通過自殺來終結痛苦，卻因意外而未能成功，「像是被給予了第二次機會」，她由此決定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氣。而後她寫下了童書《太陽之戰》（2009），將孤兒身世的痛苦與對愛的渴望化作文字，漸漸再度擁有了對情緒和心靈的掌控力。「我們將學會如何去愛。」最終，她對身體內那個發瘋的「怪物」如是說道，原諒了曾經傷害她的一切，與自己的生命達成和解。
社會與文化潮流的預言家
儘管在講述虛構故事方面駕輕就熟，珍妮特·溫特森卻從未脫離非虛構的世界，她本人曾在採訪中說：「寫作的挑戰就是尋找到思想、情感和人類狀況的本質。」她時刻關注著現實，與熱點議題與事件保持同步，在英國《衛報》等媒體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並於2018年出版《無處不在的勇氣呼喚勇氣》（Courage Calls to Courage Everywhere）一書，匯集了她對近年來英國女性權利運動的回顧和反思。工人階級、左翼政治、性別酷兒、動物權利、人工智慧、大數據時代、英國脫歐……溫特森對這些熱點話題總能提出自己的見解，而在35年的創作生涯中，她的小說也對如今的許多重大社會議題早早做出了預測。
在1989年的《給櫻桃以性別》中，這份前瞻性便已初露頭角。故事藉助一位女性角色，預言了「反抗滅絕」的抗議和佔領運動，巨人突襲世界銀行、五角大樓等資本主義發展重地，把身著西裝的男人塞進麻袋，溫特森以此暗示了資本主義對環境帶來的影響終會引發運動，就如今日西方此消彼長的環保抗議一樣。而《寫在身體上》則在讚頌「愛」為人類最偉大的成就時，刻意將敘事者的性別模糊化，令讀者一時難以辨別故事的情感主線究竟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在如今的英國，性別身份問題已然得到了大眾的普遍重視，然而在《寫在身體上》出版的年代，「性別身份」與「性別流動性」的概念遠未為社會主流接納。「我所期望的一個時代是，大家都不把性取向這個問題看得那麼重要。性取向是一個光譜，而不是一組二元對立，人們是可以在這個光譜裡有一些遊移的。」這是溫特森一直持有的觀點。
同樣的，《蘋果筆記本》（2000）借用了當時尚未普及的計算機網際網路來作為故事講述的媒介，預言了未來虛假新聞泛濫、難辨真假的景象，也即我們的而今狀況。而2007年出版的《石神》（The Stone Gods）則是一部「後啟示錄」類型的愛情小說，用後現代主義體裁隱喻了歷史的輪迴趨勢和人類「知錯不改」的屬性。
在溫特森最新的小說——於2019年出版的《弗蘭吻斯坦》（Frankisstein）中，她再度通過她那精美的故事「水晶球」，對人類近未來的發展提出設想。這部作品是對瑪麗·雪萊的經典小說《弗蘭肯斯坦》的重寫，故事的背景被設定在當下人工智慧時代中脫歐的英國，內容涉及了跨性別、跨人類等惹人關注的「時髦」議題。而對於同樣引發熱議但還未在此書中探討的基因編輯技術，溫特森表示也想要寫寫它。
身為一位女性、一位工人階級女性、一位同性戀女性，珍妮特·溫特森對自己的政治傾向直言不諱，並熱情地投身於公共討論之中。長期以來，她像是一位永遠向前邁進的小說家，不斷地用她獨具一格的文字驅動著社會與文化的潮流，不僅能用堅持不懈的寫作對人類未來圖景做出展望，更切實地通過她的書寫參與、推動著社會的改變，特別是在與性別相關的事物方面。珍妮特·溫特森曾在採訪中談及，小說家們生活在現實之中，必然會擁有政治性，而他們同樣可以藉此嘗試影響世界。而她自己，無疑也正是這樣去做的。（責編：張玉瑤）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作者 巴揚
編輯：袁新雨
流程編輯：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