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全球價值鏈中遭遇「反攀升壓制」的現實背景下，RCEP區域價值鏈合作既為中國製造找到了「替代方案」，又有利於發揮示範效應，探索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新路徑。作為「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路徑的「區域範本」，RCEP區域價值鏈的重構具有增強共識、有利於內外環境、價值鏈內向化發展、高度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等四大合作基礎，但同時也在產業結構競爭、依賴方向調整、外部化特徵、區外不確定性因素等四個方面面臨困境。中國應在「戰略、技術、市場、規則」四位一體的重構戰略指引下，以RCEP合作為契機，推動和引導製造業區域價值鏈實現重構，為探索「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新路徑奠定基礎。
一、引言
美國對華發動的貿易戰已全面升級（朱鋒，2019），其利用優勢地位來遏制中國科技和經濟發展的企圖昭然若揭（張彥，2018）。貿易戰不僅反映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攀升與反攀升博弈加劇」的新常態，也反映了美國企圖強化全球價值鏈治理來維護其優勢地位的戰略訴求（張彥，2019）。美國的貿易霸凌主義給中國製造業創新發展帶來影響的同時，通過全球價值鏈、全球供應鏈、全球產業鏈對世界經濟發展帶來負效應，不僅阻礙了世界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彭波，2018），加劇了「逆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陸常平、張凱，2019），又導致全球價值鏈分工出現調整甚至重塑（高玉偉，2019），而且其通過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對世界各國的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經濟增長、金融穩定等造成負面衝擊（宋國友，2019）。
為應對貿易霸凌主義對世界經濟造成的不確定性影響，2019年4月27日召開的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給出了「中國方案」：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習近平主席指出，期待同各方一道完善合作理念，通過雙邊、三方、多邊合作鼓勵更多國家和企業深入參與，既要重視在創新驅動戰略下深化智能製造、數字經濟等前沿領域合作，又要擴大市場開放並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這給積極響應「一帶一路」的國家吃了一顆「定心丸」，也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高質量發展提出新的要求。
對區域價值鏈的定義和作用的相關研究認為，區域價值鏈（Regional Value Chains,RVCs）是一種介於國內價值鏈（National Value Chains,NVCs）和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GVCs）的一種區域生產分工體系（趙江林，2016），它是提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質量和水平的重要路徑（馬曉東、何倫志，2018），既有利於中國製造業減少對現行全球價值鏈的過度依賴（魏龍、王磊，2016），又有利於對中國製造業的生產和市場實現區域化轉型（葛陽琴、謝建國，2017），在提升製造業全球分工地位和競爭力的同時（孟祺，2016），重塑有利於中國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黃先海、餘驍，2017）。對中國在區域價值鏈合作中作用的研究認為，隨著製造業全球價值鏈生產分工體系的不斷深化，東亞逐漸成為全球生產網絡中最為活躍的地區（梁經偉、毛豔華、文淑惠，2019），而中國是東亞地區製造業中間和最終產品最重要的「供給者」和「吸收者」（成新軒，2019），成為了東亞製造業生產網絡的中心（孫瑾、衛平東、王雲霞，2018），具有引領區域價值鏈重構的能力。既有成果均對區域價值鏈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引領能力表示肯定，但並未就區域價值鏈的重構基礎和現實困境進行討論，亦未提出具體的重構路徑。結合當前RCEP談判進程加速以及多數成員國寄希望通過高質量RCEP來提升區域合作水平的新背景（孟夏、李俊，2019），本文認為在RCEP框架下探討區域價值鏈重構問題是很有意義的，既有利於為中國製造業在「鏈主反攀升壓制」的現實背景下找到新的發展方向，又有利於通過打造「區域價值鏈高質量合作範本」並發揮示範效應，探索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新路徑。
二、RCEP區域價值鏈的重構基礎
（一）合作共識：區域價值鏈合作的共識增強
首先，中日韓區域價值鏈合作的共識增強。中國、日本和韓國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合作最為關鍵的因素，其態度取向直接影響RCEP的合作質量。一方面，日本和韓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出現積極的轉變，它們既看重「一帶一路」的廣闊市場前景和區域生產分工的重構潛力，亦對「一帶一路」包容共建、開放共享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表示認可。另一方面，為應對「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不確定威脅，中國、日本、韓國在提升區域產業合作水平方面的共識增強。2019年底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峰會」不僅就加快推動RCEP合作達成共識，而且就以高端製造業促經貿合作升級形成共識。中國提出了加強三國在「大數據、人工智慧、5G」等領域的合作，得到了日本和韓國的支持和肯定。中國、日本、韓國在機械製造、汽車製造、光電設備製造等高端製造業的發展，也為三國在新技術、新能源等高端製造業的區域產業價值鏈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其次，東協的區域價值鏈合作共識增強。作為RCEP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協參與區域價值鏈合作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一是「天時」優勢。由於全球價值鏈的調整給東協製造業帶來了一定的負面衝擊，強化區域價值鏈合作為東協製造業升級提供了機遇。一方面，在全球價值鏈體系的「馬太效應」影響下，東協製造業正朝著「低端化」和「邊緣化」的方向發展（張彥，2020），這與東協謀求地區製造業高端攀升的目標相悖。另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在歐美國家盛行，這對於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的東協製造業來說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為應對全球價值鏈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衝擊，東協製造業發展的區域轉型將成為必然。二是「地利」優勢。作為中國主導的製造業生產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協經濟的發展已經深度嵌入東亞產業價值鏈體系中，其製造業生產網絡和消費市場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這種地緣上的天然優勢為東協參與區域價值鏈合作打下堅實基礎。三是「人和」優勢。《東協經濟共同體藍圖2025》中明確指出，通過整合發展東協區域價值鏈有利於提升東協整體的經貿合作水平，區域價值鏈協同發展是東協未來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目標。第三，澳大利亞支持RCEP區域價值鏈合作。一直以來，澳大利亞是RCEP的支持者，因為加入RCEP符合該國的國家經濟利益。一方面，根據GTAP模型測算，加入RCEP對於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經濟福利、投資等均有一定的正面效應（李新興等，2020）。另一方面，澳大利亞是發達經濟體和外向型經濟國家，近年來中澳貿易的強勁發展勢頭促進了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綜上所述，RCEP經濟體期待提升經貿合作水平，對區域價值鏈合作的共識增強，RCEP區域價值鏈的重構前景可期。
（二）內外環境：「三足鼎立」的全球製造業生產網絡
首先，全球生產網絡「歐洲-美洲-RCEP」三足鼎立之勢為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以最終產品為主的世界貿易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中間產品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當前，中間品貿易佔世界貿易的比重越來越高，從2000年的54.34%上升至2010年的57.07%,2017年又上升到58.04%，這意味著當今的世界貿易中，有將近六成的貿易是由中間產品貢獻，最終產品貿易僅佔到世界貿易的四成。世界中間品貿易的發展也助推了全球製造業生產網絡進入「三足鼎立」時代（表1),2017年歐洲生產網絡佔比36.30%、北美生產網絡佔比14.62%、RCEP生產網絡佔比29.57%。其次，RCEP生產網絡的重要性凸顯，為區域價值鏈重構提供了有利的內部條件，不僅成為了全球製造業生產網絡的重要分支，而且RCEP生產網絡在其中的地位越發重要，是最具活力、競爭力和潛力的區域製造業生產網絡。一方面，RCEP經濟體的世界貿易地位顯著上升。歐美的世界貿易地位明顯下降，RCEP的世界貿易地位顯著上升。雖然，美洲生產網絡和歐洲生產網絡的中間產品貿易總量在上升，但其在世界中間品貿易中的份額卻在明顯下降（表1），如美洲的份額從2000年的22.23%下降至2017年的14.62%，歐洲的份額從2000年的39.92%下降至2017年的36.30%。與之相反，亞洲在世界中間品的貿易量和貿易份額均顯著增長，這主要是RCEP經濟體推動的結果，2000年RCEP經濟體的中間產品的世界貿易份額為22.41%，到2017年該份額上升至29.57%。RCEP經濟體對亞洲中間品貿易的貢獻從2000年的8.5成提高至2017年的超過九成，這說明RCEP經濟體是推動亞洲在世界中間產品貿易地位提升的核心動力。綜上所述，全球製造業生產網絡的「三足鼎立」發展趨勢和RCEP生產網絡的突出表現，為區域價值鏈重構提供了有利的內外部條件。
表1 製造業中間和最終品的世界貿易份額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根據UN Comtrade Database數據計算後繪製。
（三）硬體基礎：價值鏈體系的內向化發展趨勢
首先，RCEP經濟體製造業的增加值來源內向化趨勢明顯。當前，學界普遍使用出口總值增加值（國內增加值DVA）來衡量一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水平，如果一國某行業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多，則代表該國在該行業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獲利能力較強。如果對一國國內增加值（DVA）的來源進行追蹤，就可以找到對該國該產業具有巨大貢獻的區域和產業來源。因此，對RCEP經濟體各自製造業2017年的國內增加值（DVA）進行追溯後發現，所有國家的國內增加值均主要來源於RCEP經濟體內部。研究發現，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東協國家製造業的國內增加值基本上都來源於亞洲，佔比達到了七成左右，其餘三成來自歐洲、美洲、世界其他地區。這說明RCEP經濟體出口增加值高度集中在RCEP區域內部，製造業的發展高度依賴區域內部經濟發展。其次，RCEP經濟體製造業生產和市場網絡的內向化趨勢明顯。通過對RCEP經濟體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地區流向進行追蹤後發現，其流向高度集中在區域內部（圖1、圖2）。以日本為例，RCEP區域是其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主要流向目的地，而且趨勢越發集中，2000年RCEP區域吸收日本中間產品的份額為44.46%，到2017年該份額上升至58.32%;2000年RCEP區域吸收日本最終產品的份額為42.26%，該份額到2017年快速上升至65.12%，這意味著日本製造業中間產品中有將近六成流向RCEP區域，超過六成五的最終產品流向RCEP區域，說明日本製造業的生產網絡和市場網絡高度集中在該區域內部。綜上所述，RCEP經濟體的國內增加值來源、生產和市場網絡發展均呈現顯著的內向化特徵，為區域價值鏈重構提供了硬體基礎。
圖1 RCEP經濟體製造業中間產品流向區內的份額
資料來源：根據ADB-MRIO數據計算後繪製。
圖2 RCEP經濟體製造業最終產品流向區內的份額
資料來源：根據ADB-MRIO數據計算後繪製。
（四）共同利益：RCEP經濟體間的高度相互依賴關係
首先，RCEP經濟體貿易相互依賴程度顯著增強。貿易相互依賴關係既考察雙邊貿易量和份額的變化，也考察雙邊貿易對雙邊經濟發展（GDP）的貢獻情況。如果貿易相互依賴程度變高，既意味著經濟體間貿易的聯繫增強，又代表貿易對雙邊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增強。通過對RCEP經濟體間的貿易相互依賴關係進行分組，可以分成十組關係（圖3）：中國-東協、日本-東協、韓國-東協、澳大利亞-東協、中國-日本、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日本、韓國-中國、澳大利亞-中國、澳大利亞-韓國。通過對比2017年和2000年的貿易相互依賴關係發現，RCEP經濟體間的貿易相互依賴關係都有顯著提升。其次，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和市場依賴體系逐漸成形。貿易相互依賴可以從總體上對雙邊貿易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的緊密關係進行判斷，但是無法衡量兩國間的產業分工和市場關聯情況。因此，需將總貿易流向分解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兩個部分，前者考察經濟體間的生產分工情況，後者考察的是經濟體間市場關聯情況。根據此思路，本研究發現：一方面，以中國為中心的RCEP生產依賴體系逐漸成形。通過對2017年和2000年的RCEP經濟體生產網絡進行比較後發現以下規律（圖4第一行）：RCEP經濟體的生產網絡均出現了顯著變化，各經濟體在2000年的中間產品集中流向美國和日本，而2017年的中間產品集中流向中國。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中心的RCEP市場依賴體系逐漸成形。通過對2017年和2000年RCEP經濟體的市場網絡進行比較後發現（圖4第二行），市場網絡的發展變遷規律基本上與生產網絡一致。以韓國製造業最終產品的流向變化為例，2000年美國和日本是其中間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份額分別達到23.88%和23.17%，但到了2017年美國和日本的份額下降至8.80%和9.44%,2017年中國成為吸收韓國製造業最終產品最大的市場，份額從2000年的8.43%上升至2017年的27.96%。因此，RCEP經濟體的製造業分工體系出現了明顯的調整，原本的「日-美」中心體系被打破，以中國為中心的RCEP製造業生產網絡和市場網絡已經逐步成形。綜上所述，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推動區域經濟從「利益共同體」向「命運共同體」發展，為區域價值鏈的重構奠定了基礎。
圖3 RCEP經濟體間貿易相互依賴關係變遷
圖4 日韓澳東的生產網絡（第一行）和市場網絡（第二行）變遷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ADB-MRIO數據計算後繪製。
三、RCEP區域價值鏈的重構困境
（一）競爭：區內製造業產業發展的結構性困境
首先，中國與東協國家間的產業競爭主要體現在低端製造業領域。通過對RCEP經濟體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顯性比較優勢（RCA）進行計算後發現，由於中國與部分東協國家的產業結構趨同，所以它們在低端製造業領域存在一定的競爭性。如在紡織品業和鞋類製品業，中國、印尼、越南、寮國間存在較大的競爭性；在食品飲料菸草業，東協國家間的競爭性較大，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國家在該行業都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另外，在中低端製造業領域，中國和東協部分國家在橡膠與塑料業、金屬和其他非金屬製造業等領域存在一定的競爭性。其次，中日韓的競爭主要體現在中高端製造業領域。中日韓在中高端製造業領域的競爭主要體現在機械製造業和光電設備製造業領域。在機械設備製造業領域，2017年中國、日本、韓國的RCA指數分別為0.05、0.13、0.12，在光電設備製造業領域，2017年中國、日本、韓國的RCA指數分別為0.23、0.24、0.54，這說明兩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也有一定的產業競爭性。東協部分國家在中高端製造業領域也有一定的競爭優勢，這主要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在東南亞打造的產業集群有密切的關係，比如泰國在交通運輸業上具備的競爭優勢主要得益於日本與泰國建立的汽車製造生產網絡和產業集群效應；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在光電設備製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主要源於日本、韓國光電設備製造業在該國長期投資並形成的製造業產業集群效應。這說明它們與日韓等國家建立較為緊密的生產聯繫，這種生產網絡的競爭性可能會對中國在東南亞的產業布局造成一定的影響。綜上所述，RCEP經濟體間的產業結構競爭和生產網絡競爭問題不容小視，這種結構性矛盾可能會對區域價值鏈的重構帶來影響。
（二）風險：區內依賴關係的方向調整帶來的潛在風險
首先，RCEP經濟體相互依賴的不對稱發展趨勢系潛在的威脅。近二十年來，RCEP經濟體間的相互依賴關係發展呈現以下規律：第一，中國與RCEP經濟體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呈現不對稱發展趨勢。從雙邊貿易份額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圖5），中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東協間的相互依賴都呈現不對稱發展的趨勢。如2017年中日貿易佔中國的份額從原來的17.53%下降至7.38%，而佔日本的份額卻從原來的9.68%上升至22.13%，這說明中國和日本的相互依賴關係出現了逆轉，從「中國依賴日本」轉向「日本依賴中國」。第二，RCEP經濟體對中國的依賴在增強，對日本的依賴在減弱（圖6）。中國、韓國、澳大利亞、東協等對日本的依賴程度在下降，如日本對東協的依賴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但東協對日本的依賴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雙邊貿易佔東協的份額從2000年的32.32%下降至2017年的8.03%；韓國與日本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發展也呈現同樣趨勢。經濟相互依賴理論認為「不對稱相互依賴關係是權力的主要來源」，而相互依賴關係中的依賴方向發生逆轉將可能導致體系內出現權力的轉移，打破體系內經濟體間的平衡關係從而引發體系出現不穩定的因素。在RCEP經濟體內部，這種體系內權力轉移的現象正在出現，原本由日本主導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被打破，權力從日本轉移到了中國，原本以日本為中心的經濟相互依賴體系向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轉變。其次，價值鏈「攀升國」與「守成國」間的博弈加劇是潛在的威脅。以日韓貿易衝突為例，可以帶來兩點啟示：一是韓國在光電設備製造業領域的迅速崛起和發展，使日本在該領域的地位相對下降，這種「心理落差」是事件爆發的重要原因；二是日本也在步美國後塵，「武器化」使用貿易工具（Henry Farrell,Abraham L.Newman,2019），通過極限施壓的方式來壓迫競爭對手。日本抓住了韓國經濟命脈（光電設備製造業），利用韓國該行業對日本原材料的高度依賴關係作為打壓手段，企圖以極限施壓的方式迫使韓國屈服。這說明「攀升國」與「守成國」間的博弈可能會成為「新常態」，「守成國」利用優勢對「攀升國」進行施壓甚至威脅可能成為潛在的風險。當前，中國的高端製造業已經深度嵌入到由日本、韓國等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雖然中國製造業得到了發展，但分工地位仍然處於相對弱勢，增加值的獲利能力遠不及日本和韓國。隨著未來中國製造業的高端攀升，在有可能觸及日本、韓國等「守成國」既得利益的時候，不排除「守成國」利用「經濟工具的武器化」對「攀升國」進行施壓的可能。綜上所述，經濟相互依賴關係的逆轉、「攀升國」和「守成國」間的博弈加劇等問題可能成為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中的潛在風險。
圖5 中國與RCEP經濟體間的雙邊貿易份額變化
資料來源：根據UN Comtrade Database數據計算後繪製。
圖6 日本、東協、韓國間的雙邊貿易份額變化
資料來源：根據UN Comtrade Database數據計算後繪製。
（三）外部：中國製造業發展的外部依賴性增強問題
首先，製造業國外增加值（FV）來源區外化問題。中國製造業的國外增加值（FV）主要來源於歐洲（表2），且份額不斷增多，而來自RCEP區內的國外增加值（FV）份額較小，並且出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以化工產品（C9）、機械製造業（C13）、光電設備業（C14）、交通運輸業（C15）等中高端製造業為例，這些中國製造業的國外增加值（FV）來自RCEP經濟體的份額在三成左右，來自非RCEP經濟體的份額在七成左右（表3）。德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臺灣等非RCEP經濟體是中國（大陸）中高端製造業國外增加值（FV）的主要來源地，比如：中國臺灣（10.06%）、美國（6.29%）、德國（4.25%）是中國（大陸）光電設備製造業（C14）國外增加值（FV）重要的區域來源；德國（8.76%）、美國（6.99%）、中國臺灣（4.90%）是中國（大陸）交通運輸製造業（C15）國外增加值（FV）重要的區域來源。其次，中國製造業市場的區外化問題。從中國製造業最終產品的流向來看，RCEP內部的份額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外部的份額卻在不斷提升。從表2數據來看，中國製造業最終產品流向RCEP內部的份額出現了「前升後降」的趨勢，2000-2010年份額在不斷提升，但2010-2017年份額卻不斷下降，這些減少的份額主要流向歐洲、美洲和其他地區，換句話說，歐洲、美洲、其他國家的市場對中國製造業的重要性在提升，RCEP甚至亞洲的重要性在下降。綜上所述，區外化問題意味著RCEP的市場體量還無法滿足中國製造業的發展，這可能會影響RCEP區域價值鏈的重構。
表2 中國製造業國外增加值（FV）的地區來源、最終產品市場去向（%）
資料來源：根據ADB-MRIO數據計算後繪製。
表3 中國（大陸）中高端製造業的國外增加值（FV）的國別（地區）來源（2017年）
資料來源：根據ADB-MRIO數據計算後繪製。
（四）威脅：區外不確定因素帶來的潛在威脅
首先，美國可能是最大的區外幹擾因素，這是由美國在亞太地區價值鏈中「衰而不落」的現實所決定的。一方面，「衰」意味著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處於下降通道。所有RCEP經濟體的製造業對美國生產網絡和消費市場的依賴性都在下降，如韓國製造業中間產品流入美國的份額從2000年的17.35%下降至2017年的7.36%，其最終產品流入美國市場的份額從2000年的23.88%下降至2017年的8.80%。另一方面，「不落」意味著美國不甘於影響力下降而採取的積極行動。一是在美國一些人看來，RCEP是為抗衡曾經的TPP而提出的合作框架，其本質是排斥美國的，RCEP區域價值鏈影響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對此保持負面態度。二是美國並不甘心TPP流產給RCEP帶來的發展機遇，通過各種手段拉攏區內經濟體，強化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如美國正在拉攏日本加入「美日歐『三零自由貿易區』」，其通過強化美日合作增強地區影響力的企圖昭然若揭；美國通過擴大對越南製造業的進口，有意培植「越南製造」取代「中國製造」，這與越南國內近年來興起的「中國製造威脅論」不謀而合，這顯然會削弱東協凝聚力和區域價值鏈合作的共識。其次，中國臺灣的影響力不容小視。雖然加入RCEP對中國臺灣製造業的發展是重大利好，但因種種原因其並未加入談判。近年來，中國臺灣在東亞地區高端製造業生產網絡中的影響力顯著增強，與RCEP經濟體有較為緊密的相互依賴關係。以光電設備製造業為例，2017年中國臺灣光電設備製造業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躍居世界第一，且它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間的生產和市場依賴程度在不斷增強，比如：中國大陸超過兩成的光電設備製造業中間和最終產品流向中國臺灣。這意味著中國臺灣角色的缺失可能會影響RCEP區域價值鏈的合作成效，而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帶來的「貿易轉移效應」亦將衝擊中國臺灣製造業的發展。綜上所述，雖然與RCEP經濟體保持緊密的生產和貿易聯繫，但在合作態度上不積極甚至反對，美國和中國臺灣可能成為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的阻礙力量。
四、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下的中國政策選擇
（一）戰略路徑：中國價值鏈戰略的區域轉型
首先，促進區域價值鏈要轉型。當前，在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中國製造業陷入了「內外發展困境」。從內生困境來看，如果繼續保持過去的發展模式，那麼必將面臨被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的局面；從外生困境來看，出於對中國製造業升級的警惕和威脅，全球價值鏈的「鏈主」已全面加強價值鏈治理，全方位遏制中國製造業的攀升。因此，在戰略認知上從全球價值鏈向區域價值鏈的轉變是一個務實的選項，加快中國製造業區域價值鏈發展戰略和產業布局是必要且緊迫的。未來，區域價值鏈將會是中國製造業發展和布局的重點方向，不僅有利於中國製造業突破「鏈主」的圍追堵截，也有利於為中國製造業分工地位的攀升提供外部條件，更有助於培育形成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價值鏈分工體系。其次，需要怎樣的區域價值鏈。這主要涉及區域價值鏈的性質和模式問題，即：怎樣的區域價值鏈更適合RCEP經濟體，更有利於中國的發展。考慮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戰略對接以及區內市場體量需要擴容的現實，封閉的區域價值鏈分工體系並不適合RCEP區域價值鏈，但考慮到「開放性」可能會削弱區域價值鏈的合作成效，因此，「有邊界的開放性區域價值鏈」模式更加適合RCEP合作。其一，開放性。應當考慮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RCEP區域價值鏈合作，進而培育以RCEP為主體的「『一帶一路』區域價值鏈分工體系」。其二，有邊界。考慮到建構區域價值鏈的經濟體間需要有一定的合作基礎，如生產分工和市場聯繫等，因此，除了「一帶一路」沿線具有合作潛力的經濟體以外，應當適量考慮吸引歐洲部分國家參與，比如德國、英國、義大利等。第三，如何處理區域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之間的關係。RCEP區域價值鏈是中國全球價值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戰略目標分成三個階段：嵌入階段、攀升階段、重構階段。前期是利用勞動密集型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體系，當前是通過創新驅動來推動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攀升，未來是利用技術比較優勢重構有利於中國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因此，在當前全球價值鏈攀升路徑受阻的現實下，通過RCEP區域價值鏈來培育新技術、新市場和新規則，探索中國製造業向高端攀升的新路徑，為未來中國製造業積累技術比較優勢和實現全球價值鏈重構打下基礎。
（二）技術路徑：以「高水平技術」推動RCEP區域價值鏈的重構
首先，技術創新和技術比較優勢是區域價值鏈重構的關鍵。實現價值鏈分工體系重構的技術路徑主要有兩條：第一條自下而上，在現有價值鏈基礎上實現分工位置的高端攀升，沿著現有的價值鏈分工體系，按照「組裝加工-配件生產-創新研發」的工序自下而上攀升，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通過「突破卡脖子技術」來實現技術升級；第二條自上而下，通過研發新技術或新產品，直接佔領技術高地，然後自上而下建立新的分工體系，也就是實現「科技革命」。無論是選擇哪一種路徑，其關鍵都在於通過激發創新來建立技術比較優勢，最終實現價值鏈分工體系的重構。就目前來看中國具有較強發展潛力的高端製造業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突破關鍵技術類，包括光電設備製造業、交通運輸製造業、機械製造業。這類高端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顯著提高，具有突破關鍵技術的基礎，如光電設備製造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從2000年的1.2上升至2017年的1.72；機械製造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從2000年的0.81上升至2017年的1.13；交通運輸製造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從0.33上升至0.62。另一類是實現科技革命類，包括5G技術、人工智慧、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等《國家創新驅動發展規劃綱要》中重點培育和扶持的產業。因此，突破關鍵技術自下而上攀升和實現科技革命自上而下分工是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的兩條重要技術路徑，亦為中國高端製造業的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其次，RCEP高端製造業區域價值鏈的重構空間與路徑。一方面，RCEP經濟體在高端製造業領域具有較為廣闊的合作空間。以光電設備製造業為例，東亞已經成為該產業的全球生產網絡中心，以中日韓為核心的光電設備製造業生產網絡體系已經逐步成形。與2000年相比，2017年中日韓光電設備製造業的重要性明顯增加，其世界貿易份額達到42.75%，中間產品世界貿易份額達到37.9%，最終品世界貿易份額達到49.13%。以交通運輸製造業為例，中國、日本、韓國、泰國之間在汽車製造領域建立了較為緊密的生產網絡和市場聯繫。雖然日本和泰國汽車製造業生產關係緊密，但雙方並未開展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合作，這給中國與泰國新能源汽車合作留下了廣闊的合作空間。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投資和科技創新需要大量的資金，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在高端製造業領域的投融資合作，既有利於解決資金缺口的問題，亦有利於分散投資風險，促進投資效率。
（三）市場路徑：以「高容量市場」推動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
首先，建構以市場促進技術升級、推動區域價值鏈重構的新模式。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市場是促進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實現製造業價值鏈分工體系的重構，除了要在生產端實現技術創新以外，還需要在市場端實現銷售渠道和品牌戰略的突破。根據圖7中的原模式可以看到，在B國主導的產品價值鏈分工體系中，B國利用生產和市場端優勢，建構了「B國產品流向A國市場，利用A國資金進行技術創新後，新產品（2.0、3.0）繼續流向A國市場」的以市場促技術創新的循環路徑。在該模式中，B與A之間的技術差距越拉越大，這說明A容易被B主導的價值鏈體系所「低端鎖定」。這給RCEP區域價值鏈的重構帶來的啟示是：強化對市場端的把控有利於在生產端實現技術創新。根據「原模式」我們設計了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的市場路徑「新模式」（圖7），在新模式中利用「市場促進技術創新的原理」，建構了以區域市場促區域製造業技術創新的市場路徑。比如在原模式中，中國國內的巨大市場為美國蘋果手機的技術創新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在新模式中，中國可以利用國內市場優勢擴大對RCEP區域內手機品牌（國產華為、韓國三星等）的消費，為區域產品的技術研發提供充足資金。另外，我們還可以通過「一帶一路」不斷拓展和培育區域外部市場，為區域產品找到更為廣闊的市場渠道，為區內製造業實現技術創新或突破顛覆性技術打下基礎。
圖7 以市場促技術升級重構區域價值鏈的市場路徑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相關資料自製。
其次，充分發揮中國市場在重構RCEP區域價值鏈中的潛力和動力。中國國內市場的作用非常巨大，有利於在市場端促進技術創新從而帶動區域價值鏈的重構。一方面，中國國內市場的作用已經開始出現從「自產外銷」向「自產自銷」的積極轉變。從2007年到2017年，中國製造業出口貿易佔總產出的比重下降趨勢明顯，特別是光電設備製造業2007年的出口佔比達到55%，在2017年該比重下降至28%，這說明國內市場對中國光電設備的需求增加迅速，「自產自銷」的良性模式正在建立。另外，紡織品等其他製造業的發展趨勢與光電設備製造業類似。另一方面，中國市場具有促進「南北貿易」和「南南貿易」的潛力和動力。根據圖8可以看出，2000-2017年的世界製造業「中北貿易」和「中南貿易」份額都有明顯提高，分別從13%提升至19%和從6%提升至20%，而在不包括中國的其他「南南貿易」和「南北貿易」中，出現份額增長不明顯甚至大幅下降的情況，比如：其他南北貿易份額從2000年的56%下降至2017年的34%。這說明中國市場對世界製造業發展具有非常顯著的拉動作用。
綜上，中國應當利用市場優勢，逐步推動「自產自銷」-「區產自銷」-「自產區銷」-「區產區銷」-「區產外銷」市場路徑新模式的形成，在促進區內製造業技術升級的同時推動區域價值鏈實現重構。
圖8 中國市場在世界製造業中的地位變化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UN Comtrade Database數據計算後繪製。
（四）制度路徑：以「高質量規範」推動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
首先，通過區域價值鏈來建構RCEP合作規範——新型良性競合關係。如前所述，RCEP經濟體的製造業既有互補性又有競爭性，如何「增補降競」是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中應重點考慮的制度性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尊重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中的合作競爭並存的客觀現實。當前，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中主要的矛盾關係是中日韓的高端製造業價值鏈主導權之爭和中國和部分東協國家的低端製造業價值鏈主導權之爭。另一方面，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背景下，通過正確「義利觀」來樹立合作規範，構建新型良性競合關係。一是要重視和充分了解經濟體各自的「利」，即：這些經濟體能夠在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中得到什麼好處，它們的核心利益訴求是什麼？「利」是RCEP經濟體參與區域價值鏈重構的重要物質基礎，就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發達經濟體來看，「高標準、高質量」的地區合作規範符合它們的利益訴求，就東協其他國家來看，通過區域價值鏈實現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等符合它們的利益訴求。二是要堅持「義利統一」。在尊重「利」這一物質基礎以外，還要重視「義」在區域價值鏈重構中的作用。比如：弱化個體主導，強化集體共建，主動尋求與日本、韓國的合作，發揮中日韓在高端製造業區域價值鏈重構中的核心作用；面對與印尼、越南等在低端製造業領域與中國有較大產業競爭性的國家時，中國要做到「義利並舉、以義為先」，合作中應強調主動放棄在紡織服裝業、鞋類製品等行業的比較優勢，支持並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其優勢產業的發展，並通過開放國內市場和開拓「一帶一路」市場拉動對這些產品的消費，從而務實有效地做到「增補降競」，探索新型良性競合關係的建構路徑。
其次，通過區域價值鏈重構提升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制度性話語權缺失是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受制於人的重要原因。因此，在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過程中積極參與規則制定，將有助於增強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一是要重視高效的貿易便利化和投資自由化規則。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是區域價值鏈重構的關鍵，中國應發揮信息技術數位化方面的優勢，在探索貿易便利化新規方面進一步做積極嘗試。同時，積極參與投資自由化規則的制定，特別是在外國投資者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競爭政策等方面提升區內投資便利化、自由化的水平。二是要重視建立新技術、新產品的標準化和認證體系。比如在當前中國最具潛力實現突破的5G技術、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中國應當重點研究並推進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區域標準化和認證體系；除此之外，應當在區域合作中主動參與新一代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
（本文轉自：《亞太經濟》2020年第5期）
作者簡介：
張彥，廣東技術師範大學財經學院、區域經濟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後。
原標題：《張彥：RCEP區域價值鏈重構與中國的政策選擇——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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