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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Leonardo Bursztyn, Thomas Fujiwara, and Amanda Pallais, 「『Acting Wife』: Marriage Market Incentives and Labor Market Investme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11): 3288–3319
一直以來，關於女性和婚姻的話題從未停止過討論。從法國作家、哲學家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到現在熱播的《愛很美味》，無一不反映了社會對於女性和婚姻進一步的思考。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與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升級，女性教育水平的上升改變了她們的決策過程，讓他們獲得了更好的職業發展前景從而進一步提高了經濟地位，但這也同樣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擇偶帶來了困惑。不管是從同性還是異性的角度進行探索，人們在生活中的經驗總會讓他們產生一個簡單的疑問：單身女性是否會放棄一些在婚戀市場上不受歡迎但有利於職業發展的行為，例如野心，來獲得婚戀市場的競爭力？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主動或者被動面臨婚姻與事業的選擇，我們不禁要問，事實上，這二者一定是單選題嗎？2017年，芝加哥大學一項田野實驗通過對美國哈佛商學院MBA學生進行安慰劑檢驗，測試這種權衡的存在和影響。結果表明，單身女性更期待同齡人的評價，為此他們願意以更低的薪資與更長的工作時間為犧牲（64%），而已婚女性則在這一點上表現得並不明顯（39%）；並且，單身女性這種犧牲趨勢受同齡單身男性的影響最大。
本文作為研究女性在事業與婚姻中的決策過程的重要文獻，創新性地使用實驗設計，作者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對此進行探究，這些實驗直接測試單身女性是否通過明確改變她們的行為來對所研究的權衡做出反應。
作者認為，即使在 21 世紀，男性也更喜歡比自己更沒有職業抱負的女性伴侶（Fisman，2006）。雖然很不願意承認，但數據表明，晉升會降低婚姻滿意度而增加女性離婚的機會，但不會增加男性的（Folke 和 Rickne 2016）。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中，單身女性不得不面臨一種權衡：導致職業成功的行為可能會在影響其婚姻市場上的選擇。為了應對潛在的問題，作者認為，類似於少數族裔學生通過以避免「和白人表現一致」並提高自己在同齡人中的地位的行為（Austen-Smith 和 Fryer 2005；Fryer 和 Torelli 2010），單身女性可能會嘗試通過「扮演妻子」來改善婚姻選擇。
作者選擇對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學碩士（MBA）的學生群體進行測試，主要出於以下幾點原因：第一，相比於博士與本科階段，在MBA研究生院，許多學生既投資於自己的職業生涯，也有尋找長期伴侶的強烈意願。其次，在研究生院，學生的許多行為可以被同齡人觀察到，這些行為很可能會同時影響婚姻結果和勞動力市場競爭結果。再者，前人的研究表明，MBA課程畢業生的職業成果存在巨大的性別差異（Bertrand、Goldin 和 Katz，2010 年），在此背景下，男性與女性對於配偶的選擇決策過程將區分的更加明顯。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進行實驗之前先進行了試調查，詢問MBA一年級學生是否在進入商學院兩年內因為「害怕被認為攻擊性」而放棄過相應的職業選擇。這一部分將和兩步實驗共同組成本文的實驗數據。
主要試驗
在此實驗中，問卷的核心是一系列讓單身女性權衡婚戀與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問卷包含學生的年齡、性別、婚戀關係和父母狀況，對行業和地理的偏好，每周意願工作時長、出差頻率以及期望報酬。同時學生被要求對於同事和領導進行評分。問卷分為公開版和私密版：公開版中學生知道自己的答案將與同學共享，而私密版不會；兩種版本將隨機混合分發給學生，即同齡人對於個體的觀測將隨機化，尤其針對是將對職業結果產生積極影響的行為。
為了實驗結果的準確性，作者採用了安慰劑來區分是否單身女性會努力扮演一些婚姻市場認可的特徵：學生被要求對「自己的寫作能力高於平均水平」的說法進行評分，並評價在競爭環境中的舒適度。作者認為，如果單身女性希望在表現得謙虛來提高婚戀競爭力，那麼當知道自己被同齡人觀測的時候，他們更傾向於消極評價自己。作者表明，學生不知道問卷將用於研究，因此不太可能出現實驗者需求效應。這一點也在實驗結果中得到了證明。
補充實驗
作者在主要實驗三個月後進行了一項補充實驗，旨在確定單身女性是否會在同齡男性面前隱藏對職業追求的渴望。此時，學生被要求分別在三對假設的工作中選擇：1. 每周 55-60 小時的高薪工作和需要每周 45-50 小時的低薪工作；2. 經常出差但有機會快速晉升的工作和與之相反的工作；3.具有積極社會影響但同事互動少的工作和與之相反的工作（為了防止學生掩蓋真實想法並充當安慰劑）。同樣的，該問卷也被分為公開版與私密版，並進行隨機分發。
在此次實驗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單身女性有選擇性的分配到不同的小組中，並要求他們將自己的答案與小組成員進行討論。其中，所有非單身女性都被放置於全為女性的小組中，部分男性與單身女性組成性別混合的小組，而其餘男性則組成全為男性的團體作為對照。在此實驗中，作者控制了個體的固定效應。
本文的數據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來源於學校官方，包含2010-2016入學2,235學生的必修課成績與其他相關學生特徵變量，其他三個分別來源於試調查、主要實驗和補充實驗。下表為學生特徵值的描述性統計數據。不同於簡單定義為「已婚」或者「未婚」，作者將女性群體重新劃分為「單身」與「非單身」，其中。非單身人士是指處於關係、同居、訂婚或已婚狀態的個人：
數據表明，商學院MBA中幾乎70% 的學生是男性。平均年齡 28 歲，工作經驗剛剛超過 5 年。66%是美國公民，其餘大部分來自亞洲。GMAT 平均分高於全國分布的90%，與商學院錄取標準一致。在婚戀特徵中，雖然只有 20% 的學生已婚，但只有不到一半 (46%) 稱自己為單身。22% 的學生在 MBA 課程開始時就處於一段關係中，而只有不到 10% 的學生同居或訂婚。在女性群體中，已婚女性與未婚女性在年齡和工作經驗上有差距，但GMAT成績相似。
在試調查數據中，不難發現，最受歡迎的行業是技術（59% 的女性和 50% 的男性提到）和諮詢（37% 的女性和 41% 的男性提到）。學生是接受公開版還是私密版並不影響他們對行業或地理的明確偏好。無獨有偶，在觀測學生第一年經濟學課程中的參與度和成績時，作者預計未婚女性在課堂參與度的表現應該比已婚女性差。因為課堂參與度會影響個體在同齡人眼中的評價從而影響婚戀優勢，課堂成績又會影響勞動力市場結果。圖 1（左）比較了已婚和未婚女性的課堂參與等級。已婚和未婚女性在考試和習題上的表現幾乎相同。然而，未婚女性在課堂參與方面的表現低於6分。相比之下，已婚和未婚男性在考試和習題上的表現相似（未婚男性為 82.0，已婚男性為 82.9）；他們的課堂參與度也幾乎沒有差異（均為75.0，p = 0.454）。同時，面板 C、 D的結果表明雖然已婚和未婚女性確實具有不同的可觀察特徵，但這些特徵並不會導致她們參與等級的差異。
表 3 顯示，在控制入學時觀察到的其他協變量：年齡、GMAT 分數、工作年限、美國公民身份時，參與等級的差異幾乎相同，並且等級中不可觀察的部分仍然沒有差異。在整個 GMAT 分數分布中以及美國和非美國公民中，婚姻狀況的參與等級差異都存在。樣本中的年輕女性更強，但這可能部分是因為年輕女性更有可能真正單身（不是在長期關係中），即使在未婚人群中也是如此。因為一些未婚學生實際上是戀愛關係，單身和非單身女性在參與度上的真正差異可能比我們觀察到的要大。
在單獨討論實驗結果之前，作者對他們的主要假設進行了全面測試。根據 Kling、Liebman 和 Katz (2007) 之後，作者為解決多重假設檢驗的問題構建了Kling-Liebman-Katz指數：
其中,
然而，與作者的假設不太一致的是，非單身女性和非單身男性公開版問卷裡的表現不太一致：非單身女性願意少工作四小時，而非單身男性願意再工作三小時。
圖 5 和圖 6 顯示了所有學生自我報告的領導傾向和職業抱負。當她們認為同學會看到她們的回答時，單身女性在這兩個指標上對自己的評價都大大降低。最後，作者評估了同行可觀察性對反應中的性別差距有多大影響。分析表明，勞動力市場最大化和婚姻市場成功之間的權衡有可能解釋至少部分現有的性別差距。
補充實驗旨在評估單身女性在男性面前是否會比女性同齡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表現得更差。在所有女性群體中，68% 的單身女性選擇了薪水更高的工作。然而，與男性同齡人相比，單身女性這樣做的可能性要低26%。同樣，當被要求在快速晉升但經常出差的工作和與之相反的工作之間做出選擇時，當面對女性群體時，有 79% 的單身女性選擇了具有更好晉升機會的工作。與男性同齡人在一起時，單身女性這樣做的可能性要低 42 %。不出所料，與具有大學工作環境的工作相比，單身女性體現的對具有社會影響的工作的偏好不受同齡人性別的影響。當同齡男性看到她們的答案時，單身女性在這個問題上的答案的職業重點降低了大約 0.8個標準差。
本文得出以下2點結論：
1. 單身女性會選擇避免向婚姻市場發出不受歡迎的個性特徵。未婚女性在課堂上的參與度遠低於已婚女性，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勞動力市場結果中的性別差距。
2. 相比於在同性面前的「坦誠」，單身女性更擔心自己的積極性職業行為會影響自己的同齡男性中的印象，因此他們傾向於隱藏自己對職業追求的渴望。
我們可以看到，單獨從數據結果來看，單身女性依舊會為了婚戀市場的競爭力而有所犧牲。誠然，本文即使採用創新性手法，不是依賴於現存調查問卷，而是採用兩步設計的嚴謹獨立試驗並加入安慰劑檢驗，對於女性在婚戀與事業之間的權衡進行刻畫。但其估計結果也存在一定不足：
1. 樣本的選擇：哈佛商學院MBA的學生相比於其他同齡人，對自己職業生涯的成功更為看重。這可能意味著樣本帶來了選擇偏誤。
2.隨機的實驗過程：商學院的社交屬性與學習屬性並存，學生在職業規劃階段就對自己的社交有了一定的安排。因此，文中假設的自由戀愛未必成立。
3. 完美的信息流通：女性是否對男性的婚姻市場偏好有準確的信息？現有的工作（Fisman等，2006 年）表明，即使是在精英研究生院課程中的男性也更喜歡不那麼雄心勃勃和自信的伴侶。然而，女性可能高估或低估了這些偏好。
這篇AER文章的最終結果可能會讓一部分單身並將大量精力投入於職業發展的女性失望，婚姻市場與勞動力市場上的男女不平等，從生物學的角度看，源於其生育功能，從歷史的角度看，是源於女性在勞動力市場扮演的角色。這些原因共同導致了當今世界女性弱於男性的現實。但也是由於這一點原因，誠如本文結論所體現的，女性在婚戀的社會壓力下會對她的經濟性決策做出負面反應。因此，本文作者期待探索這種權衡的長期後果，並希望可以評估可能減輕其對女性職業影響的幹預措施。主要解決途徑可能為：1. 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心理認知。2. 調整經濟分配結構，強有力改變女性的經濟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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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iederle, Muriel, and Lise Vesterlund. 2007. 「Do Women Shy Away from Competition? Do Men Compete Too Mu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3): 1067–1101.
Do single women avoid career-enhancing actions because these actions signal undesirable traits, like ambition, to the marriage market? While married and unmarried female MBA students perform similarly when their performance is unobserved by classmates (on exams and problem sets), unmarried women have lower participation grades. In a field experiment, single female students reported lower desired salaries and willingness to travel and work long hours on a real-stakes placement questionnaire when they expected their classmates to see their preferences. Other groups』 responses were unaffected by peer observability. A second experiment indicates the effects are driven by observability by single male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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