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關係史源遠流長，兩千多年來持續不斷，中西物質文化的交往為東西方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然而，傳統的中國史書中，有關西域的書寫比較貧乏，張國剛的新著《中西文化關係通史》便彌補了這一缺憾。它將中西關係置於世界歷史的背景中，探究其背後的文化內涵，揭示不同文明之間的接觸與碰撞、理解與誤讀，完整地呈現出中西方文化交往和對話的歷史軌跡和豐富面向。
「中西文化思考依舊不足」
首先，作為學術成果，這部書抓住了學術發展的脈搏，是當前中外關係史研究領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從晚清邊疆危機引起國人擔憂和西方冒險家紛紛東來並探究東方文化，中外關係史領域的學術發展已有一二百年的歷史了，其中每一個階段都有各自的時代話題和研究重心。
初期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叫作中西交通史，儘管「交通」古意是「交往、溝通」的意思，不限於當前我們所理解的「道路、運輸」之類，但是其研究無疑以歷史地理為重心，即關注中西之間河流山川、交通道路以及城邑風土等方面的變遷。如果概括東西方學術圈的研究活動，絲路探險踏查形成熱潮，西域和南海史地則是研究重心。舉例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國內像張穆《蒙古遊牧記》、徐松《西域水道記》、馮承鈞《西域地名》等，西方如李希霍芬《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及據此的研究》、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以及馮承鈞翻譯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等，都是這一時期的經典成果。
到了上世紀後半葉，在朱傑勤等老一輩學者的呼籲和努力之下，我國建立起中外關係史學科，研究範圍拓展開來，不過這時候國家政治關係最受關注。像周一良《中國與亞洲各國和平友好的歷史》、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丁名楠《帝國主義侵華史》等，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東西冷戰和我國團結第三世界國家這一背景下問世的代表性著述。接下來，我國主動打開國門對外交往，這時絲綢之路研究掀起熱潮，中外關係史學術成果如雨後春筍，從盧葦《絲綢之路》《中外關係史》、張維華《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到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等，都是順應我國大力恢復和建立對外國家關係這一現實需要的重要學術成果。
進入21世紀，我們看到的是中外關係在文化領域研究的風行浪潮。儘管早在民國時期就出現了像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經典著述，但是早期的中外文化關係史研究比較零星。西方學界不斷地出現像夏德《大秦國全錄》、羽田亨《西域文化史》、克林凱特《絲綢古道上的文化》等相關著述，成果很多卻難成體系。時至今日，學界關於中外文化關係史的綜合性和通史性著述算是不少了，如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王介南、馬樹德諸家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然而仍多著力於敘述事件和考證史實，對於中外文化關係史的整體觀察和理論思考依舊不足。
「擯棄「大歷史」書寫方式」
與以前同類著述比較，張國剛的《中西文化關係通史》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開闊的視野和明確的敘事體系。在近數十年學術研究不斷推進的基礎上，該書充分吸收利用了中外學界已有的各種成果，其敘事時空比前人著述要開闊得多。從綠洲到草原，從大陸到海洋，書中敘述的絲綢之路構成宏闊的網絡系統；從史前考古到文字時代，從非洲「夏娃」和人類始遷到「郢書燕說」和中國趣味，作者無不洞察，如數家珍。不過這些歷史故事不是雜亂堆砌，因為作者具有特別明確的系列觀。正如作者一開始就強調的：「本書的宗旨，就是選擇歷史上中國與西部世界交往和文化關係的相關史實，構成作者賦予的意義序列。」在這個序列中，我們可以輕鬆了解中西關係史的發展脈絡，搞清前後因果和歷史遞進的關係。
二是宏富的內容和敘事手段的改進。本書以上百萬言篇幅，幾乎容納了所有的相關敘事和前人成果，因而涉及的史實和問題體量極其可觀。通過這部書，我們基本可以了解整個中西關係史所有重大史實，見識到近數十年學界所有相關敘事和討論。不過該書文字並非對中西交往史實面面俱到的論述，也不僅是前人研究的簡單總和。作者明智地擯棄「大歷史」書寫方式，選擇中西對話這條敘事主線，著力從雙方交往和認識中來反映文化和政治關係的根本性質。對於前人研究，作者亦在鑑別基礎上消化在自己的敘事體系裡。這種頗具創造性的敘事手段，無疑會有助於讀者抓住中西文化關係史的主脈。
三是中外關係理論上的深邃思考。作者雖然是談文化關係，然而並未脫離其他層面孤立地看問題，而是深入到對外關係史發展機制，探討了文化關係與政治、軍事等層面對外關係的內在聯繫和動力系統。通過考察和分析如張騫開通西域等重大史實，作者指出政治外交對文化交流具有巨大推動作用，政治互信和軍事安全是絲路繁榮的有力保障。通過解讀「郢書燕說」和中國趣味，作者還深邃地看到，某些創造性誤讀或許有助於陌生文化之間的接受和融合。這些理論思考，無疑能推動中外關係史研究向深層推進。
作者經世致用，也抓住了社會發展的脈搏，現實意義堪稱重大。換句話說，該書強調文化關係並精思中外關係系統機制，有助於推進當前中西關係的發展。
比起改革開放初期及之前的各個時代，在當前這個時代我國對外關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不但走出早期中西隔離、封閉乃至嚴重對抗狀態，主動開放國門發展起比較廣泛的對外關係，而且樹立了新的目標，努力向全面且和諧的中外關係發展。
「從歷史文化宣介消融誤解」
不過，就目前現實狀況而言，我們不得不說「一帶一路」倡議還存在諸多阻力，要構建起和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實現各國共同繁榮的局面還任重而道遠。
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非常敏感地懷疑中國的動機，「中國威脅論」塵囂而起；本來與中國有著友好交往歷史的印度洋、太平洋國家也不放心，顧慮中國是不是要搞什麼「新殖民主義」。
其背後的因素非常複雜。正如德國學者卜松山在本書序言裡所指出的那樣，馬嘎爾尼時代之後，中西關係曾經歷了極其黑暗的一幕。數百年前歐洲殖民者和資本主義國家以屠殺印第安人、販賣黑奴及掠奪、壓榨東方國家等手段建立起血汙的殖民體系和極不平等的東西方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美等國更是大搞「冷戰」，與社會主義國家嚴重對抗。按照殖民帝國的行為方式，任何國家的崛起都是血腥的；按照西方「冷戰」思維，東方國家的任何舉動都有反西方目的。即使是亞太國家，在經歷西方殖民、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數百年血腥統治之後留下嚴重的心理陰影，習慣性地擔憂殖民統治的歷史重演。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崛起引發西方恐懼，我們的國際援助常被質疑。
那麼，我們如何改變這一局面？筆者認為，我們不但要以政治宣傳使其他國家了解當前中國及其道義胸懷，更要以文化宣傳讓它們了解歷史中國及其傳統對外關係態度，包括我們自己也要認識到其實早期中西文化關係也已積累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基礎。由此，這部《中西文化關係通史》的重大現實意義就彰顯出來了，因為它是或能解決上述問題的一項學術成果。
「遣使目的不是對抗和戰爭」
順著該書醒目的標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張騫出西域到鄭和下西洋，我國歷代政府曾派出數不清批次的使團，遣使目的不是與西方國家對抗和戰爭，而是各種形式的通好和交流。從西域到西洋，有時候外交時空的重心會有轉移，然而不變的是許許多多的使團梯山航海，相望於道。無論是漢、魏、隋、唐，還是遼、宋、元、明，我們許多代政府曾設立驛站、資助錢糧、加強保護等，為東西交往的暢通和安全付出極大的努力。而在政治促動和安全保障之下，更多的商人、僧侶或移民等成群結隊往來其間，從而構成東西文化交流的高潮。
通過文化交流，我們可進一步看到，中國的精美絲綢不但讓羅馬大帝愷撒在萬人大會上驚豔全場，使羅馬貴族乃至販夫走卒可以衣錦而行，而且從波斯商隊到東印度公司商船無不裝滿其琳琅滿目的貨品，從歐洲閨房店鋪到南洋婚禮祭祀無不展現其美麗的影子。同時有青花、廣彩等各類瓷器不知點綴了南洋至歐美多少家庭的客廳和廚房，川滇閩浙等各地茶葉則四散流入草原、綠洲或島嶼，成為絲路沿線乃至歐美社會至今仍然愛好的飲品。
當然，也有兩河流域的小麥徹底改變了我國北方廣大地區的主食結構，海路各國的香料在豐富中醫藥典的同時還奠定了八大菜系的調味基礎。該書還會告訴大家，除了東來波斯、阿拉伯人成為我國回族的主要源頭，印度、安息、粟特等移民給中華民族增添了許多姓氏和家族，西域、西洋乃至極西世界到底留下了多少華人村、城？印歐、馬來或非洲人社會裡到底積澱了匈奴、蒙古或閩粵人的多少血緣和文化因子？其實人類文明正是在這些交往交流的促動下發展起來的，東西方早就命運與共、難以分割。
筆者在個人研究中也深切感到，理解多層文化關係往往是接受和發展國家政治關係的最好橋梁，因為文化交流需要政治互信來促動，而文化融合又是拉近民族距離和凝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強力量。了解了中西交往和文明交融的數千年歷史，我相信曾受殘酷殖民統治的第三世界總會擺脫陰影和夢魘，陷入狹隘冷戰思維的人們也終究能理解和回歸歷史發展的主線，這樣東西方就有望恢復和諧，同舟共濟，走向共同繁榮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
捧起《中西文化關係通史》，你會發現它的可讀性很強。因為它有流暢的語言和生動的故事，前後各章可見明晰的線索。它既是一項嚴謹的學術成果，也是一部能讓領導幹部和普通大眾讀懂歷史的好書，完全可以雅俗共賞。對這些我不再贅述，大家在讀它時自然可以體會得到。（作者為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西文化關係通史》
張國剛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