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朝廷，一直是滿人的天下。漢人官員，在清朝的朝廷中，是要低人一等的。而且很少有漢人官員，在朝廷的一些核心崗位上任職。作為權力中樞的內閣，漢人官員在其中任職的更少。
但是在清末的時候，朝廷中最重要的人物，卻大都是漢人。比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他們要麼在朝廷中佔據重要崗位，要麼在國家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漢人大臣的崛起和滿人官員的衰落，有些歷史研究者認為，清朝雖然是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國家，但是漢人最終戰勝了滿人官員，說明漢人官員比滿人官員強。有的歷史研究者則反駁說，清朝早期和中期，滿人主導朝廷，國家顯得強盛和太平，但是在清朝晚期的時候，漢人主導朝廷，國家則走向衰敗。這說明漢人大臣不如滿人大臣。
關於漢人大臣強，還是滿人大臣強的問題，顯然並沒有標準答案，而且本身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不過，有一個問題卻值得我們思考：為什麼到晚清的時候，本來不受重用的漢人，卻能漸漸成為朝廷的主導呢？
我認為，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
一、漢人大臣崛起的必然因素。
清朝末年，漢人大臣崛起，可以說是一種必然趨勢。之所以成為必然趨勢，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儒家文化漸漸成為清朝文化的主流。本來清朝在入關的時候，還在強力推行滿人文化。他們甚至用「剃髮易服」這樣極端的方式，強迫漢人做出選擇。但是「剃髮易服」所改變的，只是一個人的裝束，卻無法改變起核心作用的文化。儒家文化具有強大的融合力，其與中央集權有天衣無縫的結合能力。清朝朝廷要實施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穩定，必然要在全國倡導儒家文化。
顯然，漢人大臣對儒家文化的掌握能力，要比滿人大臣強得多。因而他們更適應中央集權的朝廷。
二是滿人大臣的優越感讓他們不思進取。雖說清朝的主體民族是漢人，但滿人是清朝的最高統治者。這使得滿人具有極大的優越感。
滿人條件優越，他們在朝廷中當官，顯然要容易得多。而不需要費很大功夫就能夠當官，這也使得他們沒能得到很好的鍛鍊，因而在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上不如漢人大臣。如果是在和平年代，還無所謂。遇到清末那樣複雜的環境，就只有漢人大臣能夠面對和處理了。
三是清末複雜環境讓漢人發揮主導作用。我們剛說了，由於滿人不思進取，因此他們沒能得到鍛鍊，能力不強。而清末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時代，太平天國等一系列農民起義，列強入侵，維新派與革命黨的爭執等等，局面相當混亂。也正是在這種局面下，漢人大臣漸漸走上了最高歷史舞臺。
比如曾國藩的崛起，就是由於他在鎮壓太平天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因而他和他的幕僚們，能走進國家核心領導層。在與洋人籤訂不平等條約中，李鴻章更有手段，因而他也引領了朝廷的走向。
二、漢人大臣崛起的人為因素。
清末漢人大臣崛起，有其發展的必然性，同時也有人為的因素。
這個人為因素，實際上從清朝實施中央就開始了。
在清朝入關以前，他們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政體，讓滿清貴族具有很大的權力。不過，隨著清朝入關，以及中央集權的加強，勢必會削奪滿清貴族們的權力。滿人大臣在朝廷中的比重開始下降。
當然了，雖然有下降，但是總體上滿人大臣還是佔據著主導。
真正徹底改變這種局面的，是慈禧太后上臺。
慈禧太后是通過政變，通過打擊輔政的滿人大臣上臺的。由於慈禧是一個女人，她對朝政的把持，必然引起滿清貴族們的不滿。滿清貴族不滿，慈禧的權力基礎就不穩固。
慈禧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就有意地提拔重用漢人大臣，打壓滿人大臣，包括曾與她同謀的奕訢，也被她打壓下去了。從曾國藩到李鴻章，慈禧逐漸把有能力的漢人大臣提到了重要的崗位上，讓他們參與朝廷重大事務。
對於滿人大臣，慈禧當然也是要用的。只不過他所用的滿人大臣，都是奕劻、榮祿這些非常聽話的人。這些人也因為自身並沒有什麼能力，因而才非常聽話。這樣一來一往，漢人大臣自然就在朝廷中佔據主導地位了。
（參考資料：《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