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圍繞晚近生命政治的敘事中，福柯留下的「遺產」包括，一是在場的生命，二是生物技術範式下的「他者」如何言說。福柯是從後者詮釋前者，即探討在生物技術的話語霸權下「他者」生命的言說有無可能。阿甘本保留了福柯的第一個命題，卻相對迴避了生物技術的關鍵詞。相較於福柯的「文明—他者」二分，阿甘本以「門檻」為核心提出了「三分」法。阿甘本將「門檻」視作兩種情境的夾縫，「門檻」一側的「例外」處於改變另一側「常態」的邊緣，卻永遠只在「即將來臨的過程」中。語言僅存在於夾縫之中，話語形塑的生命則更顯得晦暗不明。生命政治的另一種敘事傳統由此形成，然而二者均落腳於生命的在場與困境這一晚近後馬克思主義議題。
關鍵詞：福柯；阿甘本；話語；他者；門檻
在晚近的生命政治敘事中，兩種截然不同的話語觀在福柯與阿甘本那裡清晰可見，這源自於福柯與阿甘本不同的詮釋邏輯。福柯的起點源自於其前期與認識論相關的敘事，其奠基則得益於其後期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視域借鑑。通過承接康吉萊姆式的邏輯，福柯力圖詮釋現代生物技術範式背後所謂「文明」的話語霸權，並通過政治經濟學的視域獲得了現實感的提升，從而圍繞文明與「他者」（Other）的張力，勾勒了現代社會如何開展其「治理術」、如何對生命監控的圖景。相較而言，阿甘本在敘事過程中儘管不乏對福柯的生物技術範式批判的聚焦，卻與生物技術等關鍵詞漸行漸遠。不同於福柯「文明一他者」之間的二分，阿甘本提出了以「門檻」（Thresh-old）為核心的三分法。阿甘本認為，在生活世界中真正發揮作用的，永遠是在兩種情境之間的「門檻」，「門檻」的一側是常態，另一側則是隨時顛覆現存情境，永遠在「即將到來」（Coming）途中的某種「懸臨」的例外（Exception）。生命政治敘事中由福柯後期提升的現實感，在阿甘本這裡再次出現了弱化的趨勢。福柯與阿甘本的話語觀差異在其「二分」與「三分」的敘事中可見一斑，然而二者共同落腳於圍繞在場生命的困境這一晚近生命政治主題，盡顯後馬克思主義思潮在詮釋生活世界中的話語困頓。
一、生命政治的敘事起點：「他者」言說
眾所周知，福柯「話語即權力」的論斷，當屬於晚近以來話語理論重要的觀點之一。究其一生，福柯的話語觀建立在解構現代生物技術範式的基礎上，卻又以生物技術的範式結構為視角，換言之，福柯本身便是一位「反對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者」（福柯「對人們將他指認為結構主義式地『將歷史學說建立在間斷性(discontinue)之上的哲學家』的說法，也頗感『哭笑不得」』。福柯一直強調其出發點「不是結構主義，而是康吉萊姆」。福柯其實反對英美經驗分析式的範式概念，而相對青睞康吉萊姆式的批判現代生物技術的敘事結構，即批判性的結構視角。）。從福柯早年的瘋癲（Madness）到其後期的規訓（Discipline）、安全（Security），通過一系列重要詞彙的提出，福柯逐漸將批判生物技術範式的風格延伸至圍繞社會發展的各層面敘事中，由此推出了現代技術所形塑的話語霸權問題。福柯真正感興趣的，正是受到現代話語遮蔽卻真正推動歷史的主體，即「他者」。福柯後期延續了生物技術批判風格、吸收借鑑了政治經濟學所建構的晚近生命政治範式，其核心要義，同樣是現代治理術（Art of Government）之下的「他者」問題。按照福柯自己的話說，那便是「人們要反對的不再是君主權力的濫用，而是治理的過度」。福柯認為，「治理的過度」實則是現代生物技術範式的霸權話語滲透在社會場域中的體現，而值得關注的主題在於治理的過度之中，「他者」有無開展言說、活動的可能。
其實可以這麼理解，福柯後期圍繞治理術等詞彙展開的生命政治敘事，乃是洞察世俗化的現代社會生活場域中的話語霸權問題。如福柯所言，「這個問題（治理術——引者注）與我在關於瘋癲、疾病、犯罪、性這些方面所提出的問題是一樣的」。然而福柯後期圍繞治理術概念的諸多嘗試，始終離不開其在20世紀60年代的努力。一是將批判性的生物技術觀點引入其圍繞現代性的敘事，二是將語言結構、陳述序列等語言學概念引入對於現代範式的詮釋中，這兩種思路在福柯的敘事中實則是合而為一的。實質上，福柯是將現代範式的核心邏輯定位為以臨床醫學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同時又將生物技術背後的語言結構認作是主導現代認知的核心要素，即技術範式是由語言的建構和演變而來，通過語言陳述的排列組合獲得話語霸權，故而福柯的思路在於從話語中反抗技術。
如福柯自己所言，「為了構成我們發現在語法和語文學、在自然史和生物學、在財富研究和政治經濟學中所使用的那種確實的知識基礎，什麼樣的秩序形態曾經被認可、設定並與時空聯繫在一起」。前期的福柯便以一種較為明確的態度，通過聚焦以語言為核心的認識論，試圖拆解現代話語的宏大敘事。基於此邏輯，福柯逐漸展現出貫穿其終身的重要關鍵詞——「他者」的「話語」，即「他者」自我言說的範疇。在福柯看來，「他者」是一種相對於「文明」的詞彙，換言之，是「文明」的「他者」。如福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當中引用他人的詩句所言，「我無數次地打著燈籠，尋覓，在這正午時分」。福柯尋覓的主題在於，「他者」的自我言說，是否可存在於「正午」的文明中，即佔據主導的生物技術範式的話語霸權之下。在福柯看來，「瘋人並不以其存有顯現，但如果他不容置疑，那是因為他就是『他者』異類」。福柯認為，「他者」莫過於被現代生物技術的語言結構所界定並排斥的對象而已。由此，「文明一他者分」的邏輯在福柯前期的敘事中逐漸明朗。
福柯認為，圍繞「他者」的語言結構、敘事框架，皆產生於現代話語之中。如其所言，「以一項具體的理性為背景，瘋人具有如此直接的自明性」。「具體的理性」，則來自於一種康德式「走向成熟」的啟蒙話語，或者說，是一種由明確的語言序列、陳述表達所形塑的有關人類科學認識論和自然之間的體系化、整體化的敘事框架。按照福柯的說法，這是明晰的要素在語言與認識、具體的話語與知識、普遍的語言與思想的分析、人類歷史與語言科學之間的正當聯繫中顯出光彩」。從中亦可看出，不同於利奧塔等人一味強調的「眩暈」，福柯的敘事似乎從一開始更加具備一種現實感，一種更為迫切的現實維度的探尋，這種探尋在福柯早年文本中體現為一種對「瘋癲者諸相」和「臨床醫學治療」的考察，而到福柯的後期，其現實感得到了更為明顯的提升。
二、生命政治的敘事奠基：
政治經濟學的術語借鑑
這種變化來自於福柯向政治經濟學的貼近，在70年代之後的文本中，福柯將「他者」言說的敘事主線，延伸至對現實社會的考察，試圖探討如何在晚近資產階級的話語滲透中，防止過度的治理，以致不讓「他者」處於一種全景化、無形化、監獄式的細節監控中。為此，福柯在其敘事中強化了對現實社會場域的凸顯，從而推導出其後期所具有的延續生物技術話語霸權邏輯的關鍵概念——治理術，即「在治理的內部和外部中，或者說在治理實踐領域中，人們設法以何種方式對這個治理的實踐活動進行概念化。我試圖確定，為了以儘可能好的方式來治理，人們以何種方式建立起治理實踐的領域，它的不同對象、它的一般規則、它的整體目標是什麼」。在對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生成、變遷的回溯中，福柯確立了其考察晚近資產階級治理如何自我調適，或者說詮釋資產階級治理術的學科，「毫無疑問，它就是政治經濟學」。
福柯對於晚近生命政治的奠基，與其政治經濟學的敘事相伴相生。後期的福柯試圖用一種更為世俗化的敘事方式，從更為經驗化的社會場域回應了霍布斯遺留的本體性的「利維坦（Leviathan）」概念。在福柯看來，這種笛卡爾式機械裝置國家的機器，無疑構成了現代的懲罰體系，而懲罰體系的實施邏輯，本身就可從政治經濟學的維度上加以詮釋。譬如對遊民問題，福柯直言，「這些人（遊民——引者注）不全是在整體中謀求部分消費品，而是在很多層面上影響到生產機制：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數量、回到土地上作為生產本金的金錢數量」。在福柯看來，遊民是與生產活動相背離、相衝突的存在，所以現代社會往往會通過細緻化的懲罰的方式，試圖將之馴服，如19世紀罰金與監獄相結合的機制便是較好的證明（福柯認為，「當人們無力支付罰金的時候，就會被關進監獄。罰金被看作是勞動日的替代品，監獄代表了一定數量金錢的等量物」）。此後福柯在詮釋規訓（Discipline）時亦指出，「肉體基本上是作為一種生產力而受到權力和支配關係的幹預」。福柯後期敘事中的政治經濟學的術語，逐漸顯現出日益清晰的輪廓，即將其早年依託批判現代生物技術範式所形成的「文明—他者」的歷史觀，置於更為具體化的生產實踐當中，由此具備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文本的風格。
借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風格，以此增加「文明—他者」二分中生物技術批判更多的現實感，該邏輯可理解為福柯奠定的晚近生命政治範式的主線。值得強調的一點在於，福柯後期的生命政治敘事，是其前期「二分」邏輯的延續。如福柯所言，「肉體也直接卷人某種政治領域；權力關係直接控制它，幹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很明顯，福柯後期的一系列概念，並未脫離其前期敘事中對於「他者」在生物技術話語霸權下如何言說的探討，只是離本體性的認識論建構漸行漸遠，逐漸走向更為世俗化的場域而已。福柯早年在《詞與物》當中所強調的現代認識論「是與語言向客觀性的方面逐漸轉變相聯繫的」，而到了70年代的文本中，這種從認識論角度探討語言陳述的形塑問題，逐漸轉換為探討現代話語霸權中的政治經濟學邏輯。
如果說「他者」是貫穿其敘事的主線，那麼政治經濟學則劃分了福柯前後期敘事的溝壑。從前期到後期，福柯完成了從圍繞認識論到圍繞現實社會場域的敘事轉換。福柯後期對於現代社會場域中經濟行為的關注以及圍繞其進行的對現代資本主義治理的詮釋，似乎逐漸取代了他前期對於認識論中語言結構、陳述序列等要素的執著，然而話語的概念在福柯的敘事中並未消失。如果說馬克思通過批判性借鑑蘇格蘭啟蒙運動以來的經濟學視域，改造了黑格爾舊哲學，那麼福柯則通過政治經濟學的借鑑，賦予其話語觀以現實的厚重感。如福柯所言，「現實是可能的，這才是它的可理解性」，這正是福柯在其後期文本中所顯示出的邏輯。福柯探討的話語霸權並非洛克等啟蒙學者所聚焦的「暴政」，而是一種更為隱秘化的細節控制。圍繞細節控制的詮釋亦並非僅依託於認識論，其邏輯有賴於對治理實踐當中的生產、交易等經濟行為的聚焦。這種邏輯便是後期福柯所認為的、現代話語霸權的真正內涵所在。由此，福柯真正奠定了其後期生命政治的敘事傳統。
三、生命政治的敘事轉換：範式的繼承與論爭
在晚近生命政治的奠基中，福柯留下的遺產有二，一是生命主體的在場問題，二是現代生物技術的範式下他者「言說」的可能性，受其直接影響的包括奈格裡等人。如奈格裡指出，「福柯的作品讓我們認知了新權力範式的生物本質」。奈格裡所說的新的權力範式，便可視為通過福柯生命政治話語觀的傳承，即現代生物技術主導下的更為細節化、隱秘化的權力操控，然而生命政治的內涵，卻並未止步於生物技術的單一主線。其主題可拓展延伸至生活世界中的生命本身，進而可得出這樣的設問：形塑生命、影響生命的話語，究竟遵循著何種邏輯？如果說福柯是將現代場域中形塑生命的邏輯，歸因於一整套生物技術範式對於社會的滲透，那麼阿甘本則試圖逐漸繞開生物技術的問題，從更為持久的話語困境中詮釋生命主體本身。
從福柯生物技術範式批判的解讀入手，到疏遠生物技術的關鍵詞而另闢蹊徑地解讀範式，再到從範式的解讀中推導出「門檻」的核心要義，阿甘本逐漸開闢出一條不同於福柯的敘事傳統。阿甘本的著眼點，首先便在於對福柯範式批判的詮釋。對此，阿甘本區分了福柯的範式批判與託馬斯·庫恩為代表的科學範式之間的溝壑，後者所代表的，無疑是晚近歐洲大陸激進哲學主體性批判的聚焦對象。對此，阿甘本這樣評述，「通過一種與《知識考古學》的前提完全一致的方式，福柯把注意力從一種允許建構常規科學關於主體（科學共同體成員）的標準，轉向了那些獨立於任何主體之參照的『陳述群組』和『形象』的出現」。很顯然，阿甘本對福柯在批判性的生物技術範式上所做的貢獻，是持一種認可態度的。福柯前期對認識論語言結構的譜系學式的考察，在阿甘本那裡，顯示出其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在於語言本身。
阿甘本明顯意識到，在福柯的敘事中，庫恩是一位不太被看好的學者，因為庫恩範式概念的建構代表的僅是缺乏批判維度的英美經驗敘事風格，其莫過於對福柯導師康吉萊姆的狗尾續貂。正因後期對於政治經濟學的青睞，使福柯後期的經驗性敘事日益凸顯，然而對「他者」概念的恪守使其主體性批判並未停下腳步。如阿甘本所言，「顯而易見，即便福柯沒有在《知識考古學》中明確說，但他已渴望把自己的研究主題與庫恩的範式區別開來了」。在阿甘本看來，福柯關注的是語言，是話語結構，而不是某種精準考量的結構體系，而語言本身，在於它的飄忽不定、晦暗不明，按照阿甘本的說法，那便是「對於福柯而言，話語沒有定義」。對於「沒有定義的話語」，相較於批判生物技術範式的福柯，阿甘本則給出了不同的解讀方式。
阿甘本的不同解讀，是從對福柯話語觀貢獻的肯定中得以順延的。不難看出，阿甘本著重於聚焦福柯前期展現的譜系學式的歷史維度以及對福柯本人後期生命政治敘事的影響。如阿甘本所言，「我的研究與福柯的研究一樣，具有一種考古學的特徵，而它處理的現象也在時間的跨度中展開」。與福柯一樣，阿甘本所反對的，是20世紀後期以來英美經驗敘事中日益濃烈的精準化的分析旨趣，其關注的同樣是現象的發生，或者說是顯現的狀態。在對福柯所留下的「在場的生命」這一主題的繼承中，阿甘本一直關注福柯後期的諸如「環形監獄」等概念，以詮釋福柯前期批判生物技術範式的「他者」敘事的貫穿過程，然而阿甘本真正的興趣點不在於此。如果說福柯詮釋語言的邏輯在於批判其背後的現代技術控制，那麼阿甘本則聚焦於語言規範本身對於生命和生活世界的形塑。
阿甘本的邏輯是通過對範式的完全不同於福柯的解讀方式體現出來的。依據阿甘本的觀點，每一個特定範式背後均有特殊的語言規範，透過範式的解讀，阿甘本的話語觀可初見端倪（在阿甘本看來，範式本身便是處於範例和例外的張力之間的存在，故而範式背後的語言規範莫過於是受到例外影響、隨時可能被顛覆，並無自身特定內涵的「空洞之物」。如阿甘本所言，「在範式中，沒有本原，一切現象皆為本原」。）。在阿甘本的描述中，範式的價值內核，不在於體現範式的範例，而在於顛覆現存範式的例外，可能隨時降臨的例外將使某種常態規則不再適用，卻又因為例外而體現出自身可能的存在價值。阿甘本曾言，「例外因其排除而被包含，範例因對其包含的展示而被排除」。阿甘本認為，一切生命，不是某種主導型的普遍語言排斥某種特殊的東西，即福柯所說的「他者」，而是一切具有特質的存在物。在阿甘本看來，一切存在物其內在價值在於懸置其上的特殊狀態，事物本身的存在邏輯不過是處於例外（Exception)與範例（Example)的夾縫之間而已，這一論斷是阿甘本「三分」嘗試的基本呈現。
四、生命政治的話語分野：「門檻」的建構
不難看出，阿甘本先是通過贊成福柯對於庫恩的範式批判，劃清了其同英美經驗敘事之間的界限，而後又通過找尋範式本身內在的特質，與福柯之間產生了明顯的斷裂。阿甘本認為，「他（福柯——引者注）總是頑固地堅持陳述相對於符號和符號所意指的對象具有異質的特點」。在阿甘本看來，福柯的「頑固堅持」，莫過於從現代的陳述結構中反思話語霸權，然而其實質的啟發意義應是思考符號的語言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夾縫，或者說是符號所處的特殊情境與常態情境之間的門檻。這恰恰是福柯忽略的關鍵點，即陳述本身的真正受制之處何在，話語真正的境地如何。如阿甘本自己所說，「與其說是捕獲那一整套安排了交流或確立了言說主體之能力的邏輯或語法規律，不如說是停下來反思『話語的實踐』，也就是反思『一個匿名的、歷史的規律的整體』」。阿甘本認為，福柯的話語觀留給後世真正有價值的產物，其實不在於某種生物技術的普遍性控制，而在於反思話語本身的發生邏輯。
阿甘本通過詮釋語言陳述的發生邏輯，逐漸表現出其特有的話語觀。這一話語觀以「三分法」的「門檻」為核心要義。門檻，便是介於兩種情境之間的存在，是形塑生命的話語的真正價值所在。如阿甘本所言，「陳述被定位在符號學和解釋學之間的門檻上，籤名就是在那裡發生的。既不是符意的，也不是語義的」。阿甘本認為，這種門檻其實體現為某種痕跡，或是籤名。這一概念在他那裡，意味著某種懸置於當前情境之上，隨時可能將另一種情境置換而來的力量，而在常態之下，這種所謂痕跡、籤名只是當前情境中永遠不會出現的、某種「即將來臨」（Coming）的東西（阿甘本語）。這種即將到來，或者說隨時置換情境的力量，卻又主宰著當前情境中的一切存在，阿甘本認為，所謂主宰的發生邏輯，正是介於情境的置換之間。話語便是存在於兩種情境之間的門檻中，而這種難以找到某種絕對、團定情境作為「源頭」的話語，卻又成為形塑當前情境下生命活動的力量所在。
由此可見，阿甘本與福柯式的生物技術範式批判風格相距甚遠，其唯一堅持的是對於生命存在本身的思考。圍繞晚近生命政治的主題，阿甘本相應提出了一系列耐人尋味的槪念，如神聖人（Homo Sacer）系列，在對於赤裸生命（Bare Life）等概念的詮釋中.阿甘本從福柯的一系列論斷中展開，又最終磽立了充全不同於福柯的解讀路徑。在引用福柯最終作品中名言——「長久以來，至高權力的特徵性特權之一，就是決定生與死的權利」的同時，阿甘本提出了「生」與「死」之間的赤棵生命。阿甘本曾這樣評價政治與生命之間的關聯，即「原初的政治元素不是簡單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生命（赤裸生命或神聖生命）」。按照阿甘本的認知，生命本身的價值，應為權力的話語所塑造，而權力的話語則是懸置於所有生命之上可以帶來死亡的力量。很明顯，引用福柯語言的阿甘本，依託其「三分法」的敘事，卻與福柯大相逕庭。
按照阿甘本自己的說法，「政治生活的首要基礎，就是一個可以被殺死，並且通過被殺死的能力而被政治化的生命」。阿甘本認為的生命的塑造者，其實在於生與死之間的話語，即話語蘊含了隨時可以置換生命所處情境的死亡力量，這並非一種「流血屠殺」，而是將死亡的力量與生活相對等，以「懸臨」的力量賦予生命本身的內涵（按照阿甘本的說法，便是「生命最初僅僅是如下事物的對等物：一種威脅死亡的權力——更確切地說，不流血的死亡」。在阿甘本看來，生命的話語邏輯，其背後其實是懸置的絕對力量，而絕對力量在常態中，永久地體現為話語）。「門檻」在這裡可體現為塑造生命的「生」與「死」之間的話語。圍繞自身獨具特色的概念建構，阿甘本的話語觀與福柯所言的現代生物技術形塑的「他者」的言說逐漸分道揚鐮，其更加側重於一種話語「漏洞」，即在兩種情境的對應當中，尋找到一種夾縫，一種更為中間的地帶。在阿甘本看來，真正值得憂慮的，不在於福柯擔憂的生物技術範式通過改變陳述的排列組合所導致的所謂斷裂性的現代話語霸權，而是在於生命恆久的存在狀態，在於生命存在中話語的塑造邏輯。
阿甘本的憂慮，早已不是所謂現代社會他者「言說」的可能性，而是表達本身在「門檻」中的飄忽不定。正如剝離了一切形式的「赤裸生命」隨時必須迎接死亡情境來臨一般，表達隨時需要迎接語言結構對於人類意圖的重塑，並在二者的撕扯當中苟延殘喘。表達既不是現實的經驗性的存在，亦非一種「眩暈」的符號，而是一種在語法結構和意圖的「二律背反」當中，走向空洞的能指。如阿甘本在《萬物的籤名》中所言的那樣，「正如上帝只能通過言辭來構想萬物並給它陚形，籤名作為創造的模型和實效的工具，讓它所居留的創造和沉默符號，變得有效且富表達力」。在阿甘本看來，正如上帝的絕對力量髙懸於天空一樣，籤名同樣是一種「門檻」，「門檻」之後的力量，似乎蘊含著顛覆性的能力，卻又永遠在「即將到來的途中」，在此之前，唯一存在的只有令人絕望的、空洞的語言表達。
故而阿甘本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人類不可能真正通過他們說話本身，透過其說話的語言，真正表達出其想要表達的內容」。阿甘本這裡是想表達一個近乎尷尬的事實，那便是正如籤名存在於權力的例外影響與常態化範例之間、生命存在於「生」與「死」之間一樣，生命的語言表達，只是在表達意圖與語言結構之間尷尬地存在著而已。語言結構的特質與表達意圖隨時制約了表達本身，正如死亡的力量隨時會置換生活的情境一般。表達能做的，只是在二者的張力中間維持自己的存在，隨時受制於「門檻」之外的力量，因為表達僅僅是「門檻」本身而已。這便是生命的無所依靠、絕望和空洞。如阿甘本所言，「所有我們所言、所認知之物，僅通過命名的邏輯，在語言和知識中被先驗性的預設」。作為表達的「命名」，便處在「命名」的語言結構與「命名」意圖的「門檻」中。命名的對象，即一切所謂「認知之物」則因語言的空洞性，自身的現實感受到嚴重削弱，顯得晦暗不明。
總體而言，圍繞生命主體的批判，已然成為晚近後馬克思主義敘事中的共同主題。這似乎亦成為法蘭克福學派以來，西方激進哲學對經典馬克思文本中主體性批判進行淋滴盡致發揮的重要體現。在一系列的敘事中，在場生命本身的困境，或者說對生命存在狀態的憂慮，則可視為尼採式譜系學影響下，福柯對晚近生命政治提供的命題。福柯與阿甘本分別完成的不同敘事風格，可理解為從「二分」到「三分」的變遷，或者說是從聚焦富有現實感的現代話語霸權，到透析話語永恆的生成機理的邏輯轉換。從福柯到阿甘本，生命政治的敘事方式形成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二者緣起於共同的生命主題，卻又展開了不間的話語觀。如果說福柯是通過對生物技術範式進行批判，以斷裂的現代性看待生命的困境，那麼阿甘本則是從考究範式的話語邏輯中，詮釋了形塑生命主體的人類話語所處的永恆、連續化的尷尬境地。由此可見，偏離了馬克思經典文本中政治經濟學的阿甘本，比福柯更為悲觀。
從福柯與阿甘本的話語觀分野中，亦可發覺晚近生命政治敘事中現實感的喚起與失落。如果說福柯是通過政治經濟學的術語借鑑，以治理術為關鍵詞，建構其富有現實感的生命政治話語觀，那麼阿甘本則是圍繞兩種情境交叉中的「門檻」概念，將福柯那裡的現實感再次予以肢解。與利奧塔、德波等將現實感的弱化歸咎於現代性的「眩暈」不同，阿甘本那裡模糊的現實感則源自於其自身所認為的生活世界中永恆的、絕望的語言漏洞。相比於福柯著迷於「他者」在現實場域中言說可能性的傾向，阿甘本則試圖詮釋言語表達的空洞，即一切的言說，將不具備某種被刻意關注的意義，一切存在的現實感也因表達的空洞而顯得晦暗。由此，現實感在福柯後期短暫「復明」之後最終模糊，這一切亦可理解為阿甘本對福柯遺產的另類傳承。從福柯到阿甘本的蛻變過程，折射出後馬克思主義在尋找現實感中的話語困境。
本文選自《天津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生命政治學批判研究」（項目號：16BZX01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姜凱宜，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藍江，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 / 王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