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邁克·戴維斯談新冠肺炎
本周六，美國著名城市理論學者邁克·戴維斯在《雅各賓》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在瘟疫年
》（In a Plague Year），旨在警示我們，瘟疫面前絕非人人平等，它會把全球的地域間不平等及社會內部的階級不平等問題，通通暴露出來，更貧窮的人更容易被剝奪健康。研究全球貧民窟的戴維斯，在本文中首先提醒大家，瘟疫倘若席捲全球南方的脆弱地帶，後果將不堪設想。其次，他以美國為例，展開了描述了這場瘟疫暴露出的衛生領域階級化的圖景，在利益驅動的製藥廠和衛生醫療模式下，我們似乎難以建立一種真正的國際合作的公共衛生機制。
1. 病毒在全球南方可能更具殺傷力
儘管我們有過對抗SARS的經驗，基因測序是小菜一碟，然而新冠病毒仍然是一個未知的怪物。最關鍵的信息仍然是缺失的。首先，在美國和非洲，測試工具的短缺阻礙了人們對關鍵參數的準確估算，如傳染率，感染人口的規模，以及良性感染的數據等。我們看到的是統計數字的混亂局面。第二，就像每年都會爆發的大流感一樣，這種病毒在傳播的進程中，會在不同年齡/身體狀況的人群間發生變異。比如，病毒傳播到美國後的品種也許已經和它在武漢時有所不同了，進一步的突變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改變當前的「毒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virulence）——目前這種病毒對於五十歲以上的人群最具攻擊性。第三，即便病毒的毒力保持穩定，變異微弱，它對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的高貧困人群中的年輕人的威脅，也要遠高於平均值。
當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席捲全球時，據估計有1%-2%的人口被該病毒殺死。當它剛剛爆發時，在美國和西歐呈現出對年輕人最有殺傷力的態勢，這通常被解釋為年輕人更強健的免疫系統對感染過度反應，最終攻擊肺細胞導致死亡。直到最近，有一些流行病學家提出了一個理論，當時年紀大的人可能在這個病毒於1890年代早期爆發時獲得了「免疫記憶」，進而在再度爆發時免疫了。流感病毒還在軍營和戰場上找到了有利的位置，造成了成千上萬年輕士兵的身亡。戴維斯指出，1918年德國在1917年強有力的「春季攻勢」（Spring Offensive of 1918）的失敗，以及一戰的勝負局面，要歸功於協約國的軍隊中因西班牙大流感而倒下的士兵，很快被趕來支援的美軍補給了，而同盟則沒有。
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間的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營地病房。東方IC 資料
然而，當時更貧窮的國家在西班牙大流感之中，情況非常不同。很少被提及的是，那場大流感中全球死亡人口的60%（至少2千萬人）是在旁遮普，孟買和其它印度西部的地區（譯註：當時在英國的佔領下），那裡產出的糧食被強徵至英國，而同一時間又遭逢旱災。食物短缺造成百萬貧民在饑荒之中掙扎。營養不良抑制了免疫系統對感染所能做出的反應，這些營養不良的貧民窟就成了舊細菌和新病毒聯合肆虐的沃土，共同造成大量人口的肺部感染。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英國佔領時的伊朗，數年的乾旱、霍亂和糧食短缺，當一場瘧疾爆發時，營養不良就成為病毒傳播的先決條件——五分之一的人口被帶走了。貧困（帶來的營養不良）和病毒感染交織下，會帶來可怕的未知後果。
戴維斯用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新冠肺炎在人口稠密、遍布細菌的非洲和南亞貧民窟，可能會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更致死的道路。如今，在拉各斯（奈及利亞首都），基加利（盧安達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衣索比亞首都）和金夏沙（剛果金首都）都出現了病例，沒人知道（由於檢測的缺席，很長時間裡都無從知道）它將如何與當地人的身體狀況和本地疾病協同作用。一些人聲稱，由於非洲的城市人口在世界範圍內是最年輕化的，因此傳染病「大流行」（pandemic）只會產生輕微的影響。然而根據1918年的經驗，這是一個愚蠢的推論。
2. 美國面對「大流行」的醫療體制危機
戴維斯指出，2009年和2018年的流感季，美國各地醫院都顯現出不堪重負之態，這暴露出醫療產業在多年來利益驅動的模式下，住院承載力的驚人不足。這種危機可追溯到私營企業集團將裡根推上臺，同時將民主黨人轉變成新自由主義的喉舌。根據美國醫院協會的統計，從1981年到1999年，住院病人的病床數量下降了39%，為了提高病床佔有率，從而增加利潤。管理層的目標是將佔有率提升至90%，這意味著醫院不再有能力在流行病和緊急醫療危機時，接納突然大量湧入的病患。在新世紀，私營醫院的急救醫療佔比持續下滑，因為所謂的「股東價值」迫切地要求短期回報和利潤的上升。而在公共部門，由於財政緊縮，以及各州和聯邦對於預算的削減，急救醫療的規模也在不斷縮小。（相對於人口比例，韓國可以提供的醫院床位數是美國的三倍之多。）《今日美國》（USA Today）的一篇調查報導指出，美國只有8個州擁有足夠的病床接納100萬60歲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所有專家都建議對急救醫療能力進行大規模擴充的同時，美國卻一直在削減投入，這導致美國缺少包括急救病床在內的最基本的供給。全國和各地區的物資儲備，遠遠低於流行病模型所要求的量。
疫情也暴露出衛生領域的階級化。那些中上階層有著良好健康計劃的人，遵循著嚴謹的保護措施，在家工作，高枕無憂地隔離。而那些公共僱員，和廣泛受工會組織的工人，將不得不在薪水與健康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與此同時，百萬人計的服務業從業者，農場工人，沒有工作的人，以及無家可歸的人，則無異於被丟入狼群。在任何意義上講，全民保險都需要保障帶薪病假。但是目前在美國，45%的勞動者被剝奪了這一權利，以至於事實上被迫成為了病毒傳播者。14個共和黨州拒絕通過《平價醫療法案》，將醫療補助擴大到有有工作的窮人身上。
當瘟疫來臨時，衛生醫療產業的私有化的致命矛盾，體現在營利性養老院上，這些養老院容納了250萬老年人，其中大部分人有Medicare（老年醫療保健制度）的保障。然而這是一個競爭激烈的行業，通過少人手、低工資、和非法削減開支來保持資本的增值。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人死於這些機構對基本感染控制程序的疏忽，這些人員的死亡必須被描述為「過失殺人」，但是政府卻沒有向管理層問責。在一些養老院，尤其在南部各州，管理層發現僱傭額外的人手並培訓他們所帶來的支出，事實上要比因人手不夠而違反衛生法規而支付的罰款便宜，於是他們會選擇後者。所以毫不意外的是，這一波流行病在美國社區傳播的第一個聚集中心，是位於西雅圖郊區柯克蘭的養老院。這家養老院的僱員量是整個州最糟糕的，而整個華盛頓州的養老院系統是美國資金最匱乏的。由於養老院的僱員，通常同時在多家養老院工作，導致了傳染病迅速擴散到了附近的養老院。在美國，養老院將成為冠狀病毒聚集傳播的重點區域。僱員們最終會離開崗位，在健康與薪水之間選擇健康，那麼整個系統就會崩潰。
同時，大型製藥公司因利潤驅動幾乎全部放棄了抗病毒和抗細菌藥物的研發，在18家最大的製藥公司中，有15家在這一領域沒有任何投入。最有利可圖的領域是心臟病藥物、成癮性鎮靜劑和男性陽痿藥物，而不是應對防疫性的醫院感染、突發疾病和那些被視作熱帶殺手的疾病的治療方法。隨著「抗菌革命」的回落，舊疾病會和新感染將會一起出現，醫院會最終成為停屍房。
戴維斯在最後指出，除了呼喚全民保險和帶薪休假的重要性外，這場流行病也擴展了人們的爭論：在真正的國際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缺席的前提下，資本主義全球化看起來在生物學上是不可持續的。然而，只要利益驅動的衛生醫療產業和大型製藥公司的權力不被摧毀，這種國際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就不可能存在。
【國際】反對阿甘本：民主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
義大利理論家喬吉奧·阿甘本近日針對義大利的情況，刊出多篇文章，把義大利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的措施，描述為「例外狀態」的生命政治演習。這引發了如何思考生命政治的辯論。希臘學者Panagiotis Sotiris近日在Critical Legal Thinking上
撰文
回應阿甘本，提出一種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自被福柯提出後，成為理解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概念。我們經歷了從權力作為君主對生命的生殺予奪，到權力作為一種對人口健康（和生產）的保障。從強制性疫苗接種，到公共場所禁菸，生命政治在很多情況下都是一個關鍵概念，幫助我們理解衛生政策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維度。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應對措施，顯然又提出了與生命政治相關的問題。很多西方評論家指出，由於民主國家缺乏強制能力，或者缺乏使個體出於自願而改變行為的教化投入，它們很難採取中國一樣的抗疫措施，因為這會適得其反，抑制人們積極應對流行病的意願。但是作者指出，他認為這種二元對立是一種簡化，即「威權主義的生命政治」與「自由地依照人的意願作出理性的個人選擇」。更何況，公共健康領域簡單的措施，如隔離或社交距離等，把它看作「生命政治」技術顯然沒有什麼潛在用處。在沒有疫苗和對症的治療方式前，這種19世紀的公共健康手段可以顯著減輕負擔，特別是對於弱勢群體而言。如果我們承認，即便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公共健康的基礎設施也無力承擔「大流行」的高峰，所以降低病毒擴散率的防空措施是有必要的。
所以有人會說，面對醫療系統的崩潰，與阿甘本正相反，「赤裸生命」更合適來描述那些領著養老金在ICU病床或呼吸機的等候名單上的人，而不是那些困擾於隔離措施之可行性的知識分子。
鑑於以上情況，作者提出另一種重返福柯的建議。我們經常忘記福柯對於權力運作有著高度相對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提出民主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是否有可能在不擴大強制管控和監視的情況下，採取一種能幫助人口保持健康的集體實踐，比如大規模的行為改變？福柯晚期在與古典哲學的對話中，提出一種另類的生命政治，它以不強制的方式結合個人與集體照料。從這個角度看，在流行病爆發時，減少移動並保持社交距離的決定，可以是一個民主協商的集體決定，它成為了一種面對他人和自己的責任而不再是簡單的紀律規範。於是，我們就從架空社會，轉而進入到有意識地參與改變社會。在這個意義上，取代破壞社會凝聚力的個體化的「生存主義」恐慌的是，共同鬥爭的集體努力，協調和團結的思想，這些在面對公共衛生危機的時候，和醫療幹預同等重要。這提供了民主生命政治的可能性。它也需要知識的民主化，相關知識的獲取與普及可以讓基於知識和理解的集體決策過程更加可能，而不用再依賴專家權威。
與愛滋病的鬥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過程包括去汙名化，幫助人們理解這不是「高危群體」才會得的疾病，以及安全的性生活的教育，對公共醫療服務的爭取等，都離不開社會運動，比如ACT UP。我們可以把它叫做「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
在目前的形勢下，社會同樣有很大的行動空間，可以在危機面前自組織團結起來，幫助公共醫療系統減輕大流行帶來的負擔，可以要求國家將資源從私營部門引導到必要的社會需求中。可以要求社會改變，作為挽救生命的迫切任務。
【國內】書店生存與舞臺化的直播
在過去的兩個月中，獨立書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艱難局面。中信出版集團編輯Yoyo在文章《單向街書店求助信發出之後，怎麼樣了？》裡寫到，2月24日，在停業近一個月後，單向街書店在公眾號上發出了一封求救信，開篇直言——書店撐不住了。「原本我們計劃在 2020 年慶祝單向空間 15 周年的生日，沒想到會以這樣一種方式開始，請求大家的幫忙。在租金、人工等固定支出的重壓下，書店撐不住了。不止是單向街，這幾乎是所有書店都面臨的困境。長時間的人員隔離、物流停滯、生產延後……對於所有的線下商業都是一場『大考』，對於書店這樣商業模式一直曖昧不明的業態來說更是如此。有媒體說：過去，書店還可以通過混合業態、網紅概念、政府補貼勉力維持復興的幻象，但在當下的特殊時期，這層遮羞布被殘忍地撕開。」對於身為單向街書店的創始人之一的許知遠而言，他選擇了通過線上直播的方式來緩解書店的生存壓力。36氪的作者郭宇在文章《最前線 | 為了拯救「獨立書店」，許知遠和薇婭聯手賣盲袋》中寫道，「講解6分鐘，99元的盲袋銷量突破3000件是薇婭直播間賣書的最新戰績。這是許知遠聯合薇婭、淘寶直播於昨晚（3月9日）發起的『保衛獨立書店』直播的主場之一，另一主場是剛剛落地直播項目的「單向空間」淘寶直播間。從2月26日開始，「單向空間」淘寶店鋪已經進行了五次直播。除了固定主播外，單向空間還邀請了《單讀》的編輯和設計師、書店的店長等做客直播間。」
事實上，這並非許知遠第一次接觸直播行業。在去年12月在「預見2020·吳曉波年終秀」的舞臺上，許知遠就分享過自己對於線上直播模式的一些看法。當時，許知遠談到，「我從來沒有在微觀世界裡，看到一個能量場是這樣運轉的。這空間是如此地豐沛，有很多件物品——衣服、包包、口紅、麵包、牛奶，它們雜亂地放在那個地方。但同時，我又感覺到房間裡充滿了一種驚人的匱乏，所有的物品都是一樣的，房間裡看不到一種更富層次的東西，只看到主播充滿熱情地在描述這個產品。在巨大的熱情背後，我看到的是不斷重複。使用者大量湧進來，買這個，買那個，說我是薇婭的女人、薇婭的騎士，整個屏幕都是一樣的話。我看到信息在巨大流轉，物品在巨大流轉，同時也看到了它的單調性。」對於許知遠而言，直播間中的不加修飾的購買慾望讓他感到陌生又好奇，但他也承認這樣的購買慾望將會轉化為巨大的經濟利益，而這恰恰是獨立書店們當前最需要的。在面對網友提出的知識分子正在向流量低頭的質疑時，許知遠回答道：「我是抬頭做的直播，為什麼不能理解成流量向知識分子靠攏呢？」（郭宇，《最前線 | 為了拯救「獨立書店」，許知遠和薇婭聯手賣盲袋》）。
而有趣的是，在最新一期的《十三邀》中，身為嘉賓的匹茲堡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許倬雲對許知遠說到，「今天教育，教育的是凡人，過日子的人。今天的文化，是一個打扮出來的文化，是舞臺式的文化，是個導演導出來的文化。而今天日子過得太舒服，沒有人想這個問題。忙的是，買這個（手）機買那個機，忙的是趕時髦……」基於許倬雲的評論，我們或許不難聯想到直播帶貨這一舞臺化的模式。在主播的話術和帶動下，觀眾們的購買慾望被進一步激發出來，從而轉化為消費行為。對於這樣直接的購買行為，許知遠曾點評到，「薇婭非常感謝購買者給她的安慰和陪伴，但她每次講自己故事的時候，總是會被購買者所打斷，因為對購買者而言，個人的敘事不重要，他們只想知道哪個東西最便宜。」在這赤裸裸的經濟行為背後，是對其他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排斥與消除。當然，值得思考的是，對於在直播間拍下盲袋的消費者而言，他們的行為能否被視作簡單的消費行為？可以相信，在這部分消費者中，許多人都願意通過這樣的形式保護獨立書店與文化空間。因此，與之前的眾籌行為相類似，許多讀者將對於單向街書店的資助視作一種「投資」與「維護」。因此，即使部分觀眾意識到自己進入了直播間這一舞臺化的空間，他們也心甘情願地跟隨「導演」的指導去購物。
或許，許倬雲所言非虛，現在生活的個體的確不再能時時刻刻著眼於形上學、歷史與文化。但是，在人們與日常生活相綁定時，我們也不應該忽略他們為保護文化所願意作出的貢獻。當人們願意為獨立書店這樣的精神空間作出貢獻時，我們也仿佛看到了經濟行為與精神世界的交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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