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畢業季，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曲衛國在畢業典禮上的講話在網絡上掀起了一股轉發和討論的熱潮。他提到，近幾年的畢業典禮上他都談談民間復旦校訓「自由而無用」，今年的講話則主要圍繞作為個體獨立意志和思想體現的自由展開。曲衛國談到自己對於文化差異假設的態度變化，他曾經幾乎毫無保留地接受這種關於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假設，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形勢的發展，他看到了這種假設的缺陷。首先，這種假設表面上尊重不同文化，實際上卻把人類文明的某些成果和特點全部劃歸到了某一文化名下，是對人類共享資源正當權利的剝奪；其次，這種假設暗含的結論是，我們的生理構成決定了我們的文化特性，這無視了歷史在不同族裔的互動、雜糅下發展的現實。曲衛國指出，即便是在研究或學習中，我們的思想其實常常不是我們以為的那樣自由，讀書時獨立意志停擺，沒有了自由思想，結果也許比不讀書更糟。因此，讀書應當為自己獨立的生命體驗而讀，為自己能有更大的思想自由而讀。
同樣是上周，復旦大學英文系教師朱績崧在其公眾號「文冤閣大學士」上發布了一篇題為「你讀大學，只學會了用『自甴』的破布遮掩『無用』的羞恥？」的文章，從學生期末考試中出現的低級錯誤出發，對整個英文專業的「科學研究」轉向以及大學對「自由而無用」的崇尚進行了抨擊。該文在網絡上獲得了不少關注，也引發了關於大學教育的思考。
朱績崧提到，現在英語專業的學生和他讀書時不一樣，沒了讀字典、背字典的習慣，儘管手機了裝了好幾款詞典app。他認為，這種衰退的本質是對語言修習的疏遠，其背景是整個英語專業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向「科學研究」的轉型，而這種所謂的科研不符合世情物理，造成了英語專業學生普遍的英文語言能力下降、英語專業存在的意義日益受到行業內外質疑的後果，必將被歷史證明為「一群巫婆神漢自娛自樂的鬧劇」。
朱績崧指出，正是「科研第一，自由萬歲」的風氣讓剛剛入門的學生忽視了基本功，但現實是，英語專業學生的核心競爭力只能來自語言修習。英語專業教育應該是沉心靜氣，勤學苦練，「由字義入經義」，最終從西方經典文本中汲取進步的力量，只有經歷生活和苦難，才能了解何為真的科學、真的研究、真的自由。儘管此篇議論針對英語專業教育而發，但正如評論中網友「某T」指出的那樣，文章中提出的問題在當代大學中的很多專業普遍存在。
近日，廣東、寧夏、山西、浙江、山東、四川等全國多地全面開展清理整治不規範地名工作，對居民區、大型建築物和道路、街巷等地名中存在的「大、洋、怪、重」等不規範地名，進行規範化、標準化處理。由於個別地方在具體執行中出現了一些操之過急、矯枉過正的問題，在社會上引發了熱議。6月21日，民政部區劃地名司有關負責人表示，要進一步規範工作程序，充分進行專家論證，廣泛徵求各方意見，審慎提出清理整治清單，嚴格按程序推進實施。此前激起的紛擾開始平息的同時，人們也開始思考，這些「洋化樓盤」、洋地名是如何出現的，又為何風靡全國？
澎湃新聞「市政廳」欄目日前刊發了人文地理學學者黃旭、趙博的「『洋化樓盤』的資本邏輯：高房價和炫耀性消費」一文。文章指出，洋化樓盤（xenophilic community）的出現固然是本地社會對全球化浪潮的一種呼應，帶有時代的烙印，但背後存在著更深層次的資本邏輯。
黃旭、趙博在研究中根據名稱和建築風格在2000年以來北京市近3200個新建樓盤中識別出了540個洋化樓盤，發現這些樓盤的價格明顯高於其餘非洋化樓盤。在排除了開盤時間、容積率、社區規模、停車空間、建築質量、距離市中心距離等可能影響房價的影響後，這項研究發現，洋化對樓盤價格和顯著的提升作用。作者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洋化立面裝飾、綠地生態環境和相應的社區軟環境增加了成本，另一方面，仿真的洋化樓盤帶有額外的符號化的意義，其所象徵的優雅、體面、時尚的西方中產生活方式迎合了消費者的炫耀性消費心理，即一種為公開展示經濟實力和某種審美情趣而購買奢侈品的行為。開放商於是利用這一消費心理和傾向，推出更多高價洋化樓盤以攫取超額利潤。
界面文化刊發的「全球化、中產夢與地名的空間政治：我們為什麼在意『洋地名』」一文同樣注意到了洋地名的符號意義。作者林子人指出，洋地名的興起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和中產崛起的結果，這些源自歐美發達國家的地名被商人利用、包裝為某種「時髦」「先進」「幸福」的生活範式和文化資本，販賣給中產消費者。該文進一步指出，地名也是一種空間政治（spatial politics）的表現形式，形塑著我們對具體空間的認知。
林子人在文中提到，對於「洋地名」的愛好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美國文化批評家保羅·福賽爾的《格調》一書中就曾指出美國社會存在強烈的「英國崇拜」，地產開發商為了吸引中產買家常常刻意採用英式地名。類似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教授張鸝在研究中國城市中產房產消費的過程中發現，從本世紀初開始，購房者越來越多地將購房決策和文化品味、居住理念聯繫起來，開發商則致力於圍繞文化概念、居住理念打造商品房。開放商的逐利意圖和將現代美好生活和西方聯繫在一起的流行心態共同為洋地名和洋化樓盤的興旺提供了土壤。
文章進一步指出，洋地名的風行也引起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反彈，事實上，在此次整治之前，輿論對洋地名的不滿和政府的幹預都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圍繞洋地名的衝突反映出地名是一項各方利益衝突下爭議不斷的空間實踐。文章援引倫敦正經學院學者David J. Madden的研究指出，地名指向的往往是人群的歸屬區隔，它們劃分社會界限並創造某種集體政治身份。洋地名的泛濫與中國人的中產夢密切相關，而這往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消費的基礎上，「通過購買商品（及其符號），城市新中產在身份認同缺乏量化指標的混沌中找到了一條確定無疑的路徑，即通過消費獲得身份確認、階級認可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另一方面，國家機構通過地名來劃定行政邊界、彰顯政治權威、定義空間問題、合法化政治主體、闡釋領土政策，對於國家而言，地名的更改是國家權力的一種表現形式。文章最後總結道，地名的意義或將隨時代發展而變化，但其始終體現著城市空間意義的複雜性，因而不會在公共討論中缺席。
【國際】馬克思論勞動與休閒近日，Verso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全自動化奢侈共產主義》（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引起了關注，作者Aaron Bastani在馬克思的長篇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發現了「全自動化奢侈共產主義」的思想起源。150年後的今天，「後工作」時代似乎讓這一理念的實現比以往都更具可能性。
Aaron Bastani認為，馬克思思想中一個未被重視的層面，是他對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中機器將逐步取代勞動力——包括動物的勞力和人類的勞力，體力勞動和認知勞動。在這個充滿矛盾的系統中，這種替代趨勢有著解放的潛力。這一思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簡稱〈大綱〉）》中「機器論片段」一節中，有著明確的闡釋。因為《大綱》在1858年寫就，卻一直沒得到重視，1939年才第一次發表（德文），直到1973年才首次翻譯成英文。其結果是，馬克思在其中先見之明的觀察，對整個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實踐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在 Bastani 看來是個悲劇，因為《大綱》不僅是歷史上第一次分析了技術變革，還揭示了這種變革可以提供何種機會。
馬克思再清楚不過地認識到：競爭迫使資本家在生產中進行創新，這導致了工作流程和技術將處於永不停歇的實驗之中。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市場邏輯意味著資本家必須以儘可能廉價的方式生產商品和服務，這迫使其不斷減少開支，從而創造了一個永無止境的從任務到整個工作的自動化周期——用機器替代工人。儘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意味著無盡的痛苦和剝削，但在另一種制度下，這則意味著機會。
雖然生產效率越來越高，且休閒被視為重要社會利益，然而生產力的提高並沒有帶來更多休閒時間，而僅僅帶來了更多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大綱》中，馬克思把演變帶來的希望置於一種替代性選擇之上，只有在追求它的時候，人類才能獲得自由。馬克思儘管並未描述一個關於共產主義的清晰景象，而是強調工人在鬥爭中的獨特位置，將達成具體的解決方案。但他確信新社會的某些特徵，那將是勞動和休閒之間界限終結的一個社會。更根本的是，它標誌著人類退出他所謂的「必然王國」，並進入「自由王國」。對馬克思而言，「必然王國「是這樣一個地方：我們與自然博弈以滿足我們的需求並維持和再生產我們的生命。換言之，它是由」稀缺性「定義的世界。這是我們自人類的原始祖先開始，所面對的狀況。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它成為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在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裡，如何有效並公平地分配資源？
Verso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全自動化奢侈共產主義》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對於馬克思而言，「必然王國」的道路如此漫長，它甚至也包含了社會主義歷史進程。因為，後者同樣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徵，如工作和稀缺，儘管它也許更具社會公正性。社會主義對於馬克思而言更值得爭取的，但也是其他事物的「絆腳石」：共產主義和「自由王國」——一個關於「富足」的未來政治工程。它除了需要工人階級獲得政治權利外，也需要新的思想來，技術與社會關係。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是未來社會的關鍵，儘管反覆呼喚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但馬克思並非認為工作讓我們自由，也不認為工作的社會將擴展人類可能性的限度。相反，他的觀點是，當我們的勞動——我們如何將認知與體力勞動與世界相結合——成為自我發展的途徑，而不再是生存的手段時，共產主義才有可能。馬克思認為這取決於技術的變革：生產力越發達，其所能提供的勞動和休閒融為一體的新型社會的能力越強。當一個社會擁有更大的集體財富，所有的基本需求和創造欲都得到滿足。這時就是「奢侈（luxury）」的用武之地。在一個稀缺社會，它表達了超越實用性，其本質上超出了必要的範圍。但當信息、勞動力、能源變得永久便宜——勞動和舊工作的局限性被拋到身後——最終我們不再僅僅需要滿足我們的需求，而是讓「有用的」和「美麗的」之間的界限消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共產主義是奢侈的，或者它不叫做共產主義。
【國際】美國民主黨初選2020年美國大選的民主黨黨內初選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與以往不同，這次初選總共有20名候選人參加，6月26、27兩天，20名候選人將進行一輪角逐，以達到競選經費和民調支持度的門檻，進入下一輪角逐的候選人將在7月30號和31號進入下一輪辯論。角逐將在這之後不斷升級，開始分州投票。這場初選，是1952年以來，民主黨內最激烈的競爭。這樣的競爭程度意味著什麼？它會挑戰川普時代的美國走向嗎？美國的政治格局又會因此改變嗎？
上周，《紐約書評》刊出專欄作家、分析師Michael Tomasky的文章，討論民主黨初選的前景。目前看來，最有希望的候選人是前任副總統喬·拜登、2016年初選黑馬，民主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還有女參議員伊莉莎白·沃倫。這幾隻「領頭羊」各有各的優勢和劣勢：拜登因為做了八年歐巴馬的副總統，在非裔美國人中支持率很高，達到40%（相比之下，桑德斯只有10%），但拜登的劣勢在於在經濟議題上站得太中間；桑德斯仍然勢頭很猛，但這次的問題是「群雄混戰」，他的對手一下子變得太多；至於沃倫，她的優勢在於既可以吸納社交網絡上更激進的年輕人，又可以為建制派所接受。但缺點就是她長年擔任參議員，會被人質疑是否具有行政能力。
總體而言，候選人增多的情況，將使得整個黨內初選的周期變得很長，而作者則擔心這樣激烈的初選，會讓民主党進一步分裂：在民主黨內，隨著2016年希拉蕊與桑德斯之爭，更年輕的、城市居民居多的左翼自由派，和更傳統的、年紀較大的中間派之間的衝突，越來越緊張。在《紐約書評》的文章看來，民主黨的兩派都意識到了美式資本主義沒能像從前那樣讓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均衡，而這一問題帶來了危機和川普的上臺，但民主黨內的雙方並沒有能夠就如何解決問題形成一致的政策——左翼自由派更強調「革命」，即激烈推行再分配公平；而中間派則強調對現有政策做一些修補就可以滿足需要。
在2016年之後，民主黨的內部權力模式經過了數輪拉鋸。這次初選的方式也和權力變化有關。2016年，希拉蕊、桑德斯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Tom Perez達成了一項改革民主黨的方案，包括弱化了「超級黨代表」（1980年開始設立的，用以保證持主流政見的候選人在初選中勝出的投票人，2016年希拉蕊在初選中正是依靠這個制度勝過了桑德斯）。在新的初選規則中，這些超級代表的投票只有在投票中沒有候選人得到多數票的情況下才能生效。此外，還有數項改革也將在這次民主黨初選中生效，比如在更多州的初選中，會採用選民到票站投票的模式，而非以前的黨團會議上初選的形式，這種新的模式可能會更加有利於中間派的候選人，如喬·拜登，而不利於桑德斯等更激進更青睞網絡動員的候選人。
在《紐約書評》的作者看來，左翼自由派過度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文中援引2018年底的一次蓋洛普民調數據指出，民主黨內只有37%的人認為黨應該往更加左翼自由派的方向調整，而54%的人仍然相信民主黨應該繼續偏中間道路的路線。在推特等社交網絡不斷釋放左翼信號的同時，民主黨的基本盤其實變化不大——這意味著一些樂觀的估計最後很可能失望。
站在更偏向中間派的立場，《紐約書評》的文章認為最壞的初選結果是別的候選人小幅勝出桑德斯，或者桑德斯小幅勝出其他候選人——這顯然會加劇民主黨內部的撕裂和衝突，導致美國政治的傳統兩黨制進一步崩壞。但問題在於，桑德斯的政策，也並非是多麼激進——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Jamelle Bouie就撰文認為，桑德斯的整個政綱，與其說是社會主義，不如說是回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綱領，相比20世紀早期要求打破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美國社會主義者，桑德斯的政綱仍然聚焦在用稅收手段實現再分配和福利上。如果最終民主黨的初選在桑德斯和建制派民主黨人之間繼續撕裂，那確實將意味著美國的傳統政治體制已經到了充滿不確定性和危機的關頭了。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