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徐國琦教授
主持人馬建標（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香港大學歷史系的講席教授，享譽全球的國際史學者徐國琦老師。徐老師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友人，和我們淵源非常深。同學們可能不知道，徐老師第一次來復旦開會，就是參加汪熙教授在1985年11月中旬主辦的首屆「中美關係史學術研討會」。那次會議可以說是名家雲集，一些青年才俊如徐國琦老師、時殷弘老師、牛大勇老師、徐以驊老師、任東來老師等等，都是因為那次會議相聚在復旦。也是在那次會議上，徐老師認識了他的太太，也是我們復旦歷史系85屆的尤衛群老師，所以和我們的淵源很深。我和徐老師的初次相遇是2004年8月在復旦校園。當時金光耀師安排我來具體負責「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會務工作。那時，徐老師剛從哈佛曆史系博士畢業未幾年，正在美國卡拉馬祖學院任教。儘管是初次見面，徐老師確實對我很信任。會議期間，他說他的新書很快要在劍橋大學出版，也就是《中國與大戰》，希望能由我翻譯成中文。我當時誠惶誠恐，我覺得我還是碩士生，能夠承擔這樣一個重要的任務嗎？大概是2004年冬天的某日上午，我就收到了徐老師從美國寄來的新著
China and the Great War，此書的中文版收入上海師範大學陳恆教授主編的「上海三聯人文經典書庫」。之後我就開始翻譯這本書，因此跟徐老師結緣。直到今天，我這麼多年的學習、成長，一直受惠於徐老師的關照，在徐老師的光芒照耀下成長。
今天徐老師講的是「漫談跨國史、共有歷史與中美關係史」，我們還特意邀請到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孫國東教授。國東教授的老師，是大名鼎鼎的法學家鄧正來先生，鄧先生是我們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創院院長。今天，徐老師會把他這些年來做學問乃至人生的感悟，以及對中美共有歷史、跨國史研究的展望，與我們分享。
徐國琦（香港大學嘉裡集團國際化歷史講席教授）：就像建標教授剛才說的，我跟復旦的確有非常深的緣分。我在國內參加的第一個學術會議，就是1985年在復旦召開和汪熙教授主辦的全國首屆「中美關係史學術研討會」，當時，資中筠、李慎之、袁明、金光耀、牛大勇、王建朗等都參加了，老中青學者都在這裡。我出國之後在國內參加的第一個學術會議好像也是在復旦。2004年暑假我正在上海圖書館看書，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張力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當時要到復旦開會。問我在哪兒，我說我正在上海。張力就把這件事告訴了金光耀老師，金老師得知後就邀請我參加「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學術會議。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這是我出國之後參加的第一個國內會議。
我的第一本英文書是建標翻譯的，第一個中文書評也是他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我的另外一本英文書也是復旦歷史系的潘星翻譯的，所以我和復旦歷史系的淵源是很深的。今天這個講座主要是慶賀復旦歷史系建系95周年和紀念汪熙教授誕辰100周年。1985年汪熙教授主辦的 「中美關係史學術研討會」非常不容易，當時只有復旦、只有汪熙教授才能主辦這種會議。因為中美關係在當時非常敏感，我1984年到南開讀研究生，立即注意到汪熙教授在1979年寫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略論中美關係史的幾個問題》。那篇文章的觀點從今天來看不覺得有什麼，但當時我們都是受到丁名楠先生《帝國主義侵華史》的影響，把美國都叫做「美帝國主義」，中美關係史就是帝國主義侵華史。汪熙教授在1979年這篇文章中說，中美關係不僅僅有所謂的對抗，更有友好，所以我們研究中美關係既要看到壞的一面，衝突的一面，更要看到好的一面。當時汪熙教授強調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對門戶開放政策的客觀評價，這在我們年輕學者讀來是石破天驚的。
我能參加首屆中美關係史討論會，無疑十分榮幸，該會對我們這一代中美關係史學人影響極大。所以這次來到貴校紀念汪熙教授誕辰100周年，非常感慨。從1985年到現在35年了，這35年中國、美國和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回首當年，的確覺得這一路走來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今天來，主要是向復旦歷史系建系95周年祝賀，也向汪熙先生致敬。
1985年11月14日首屆「中美關係史學術討論會」合影，第一排右八為汪熙，第三排右十為徐國琦
汪熙先生是安徽休寧人，建標也是安徽人，我也是安徽人。從我個人的角度講講國際史或者跨國史，影響我的第一個人是另外一個安徽人唐德剛。在座各位應該知道，唐德剛當年是以整理胡適自傳著稱的，他的一句名言叫「胡適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腳亦隨之」。唐德剛1981年到安徽師範大學演講，我當時正在安徽師範大學讀書。我考大學的時候，英語成績差不多是零分，但我的數學分數相當好，所以還是考上了。我到安徽師大也不想讀歷史，所以我說這是開了歷史的玩笑，我根本就不想讀歷史，我一心想做數學家，但是最後數學家當然沒做成，陰錯陽差，成為一個歷史學人。到大學後，我當時天天讀《史記》、《漢書》之類的書籍，一心想考中國古代史方面的研究生。1981年左右唐德剛從美國到安徽師大演講，演講主題是美國基本概況，提到美國的農業十分發達，讓我大吃一驚。我當時以為美國的工業了不起，沒想到其農業也如此先進，立即對美國發生濃厚興趣。從此就把四書五經放在一邊，開始學英文，打算研究美國史。
1984年我就投奔到南開大學楊生茂先生門下，楊先生當時開設三個方向，一個是美國外交史，一個是美國黑人史，還有一個是美國史學史，其中外交史是最時髦的，當時他每年只招一個研究生，我十分榮幸成為其美國外交史專業的弟子。1985年汪熙先生主辦中美關係史討論會，楊先生把他的三個弟子都送過來，其中有前幾年不幸英年早逝的任東來、現在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孔慶山和我。20世紀80年代我們在國內讀研究生時，覺得是趕上最好的時候，我們充滿了理想，非常朝氣蓬勃。我跟楊生茂先生有個君子協定，他當時承擔了《美國外交政策史》的撰寫任務，我負責寫美國內戰到一戰的部分，寫完之後我就要準備出國留學，楊生茂先生答應了。前幾年我在國內出版的一本旁門左道的《邊緣人偶記》，裡面還收錄了當時楊先生給國家教委寫的求情信，要求國家教委批准我到美國留學。
1990年12月23號我到達美國，那時的波士頓冰天雪地。當時實際上是前網際網路時代，我申請的是跟哈佛大學的Ernest R. May教授讀美國歷史。我當時不知道入江昭教授已經到哈佛了。到哈佛後，當時系裡問我，你願不願意改投到入江昭教授門下，因為入江昭教授在哈佛還沒有什麼學生。
下面我要進入正題，入江昭教授是西方「跨國史」的領軍人物，入江昭教授1934年生於日本，他的父親是入江啟四郎，也是著名學者，經典著作是關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所謂的外交關係。過去國內學者都說入江教授是日裔美籍，實際上說錯了，他2014年才正式入美國籍，過去長期以來只拿美國綠卡不入籍。
我跟入江教授關係極好，我第一次到他家做客，就問入江教授你家有酒嗎？他說有，可能我給他的印象是非常不拘小節的非傳統中國人的形象，天不怕，地不怕，比較自信。他對此印象極深。
入江教授1978年四十幾歲，就擔任美國外交史協會主席。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他美國外交史協會主席的演說，當時他就特別強調「文化」因素。因為過去大家都是強調所謂的「外交史」，都是自上而下從上層研究政治、軍事、經濟，入江教授就大聲疾呼文化的重要性。
到1988年，入江教授成為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當年他也才五十幾歲，所以入江教授在美國的學術地位是極其崇高。他在美國外交史協會、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演說都是要樹立一面旗幟，1978年他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他的著作
Culture and Power: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講述美日關係，特別強調「culture」的重要性。到1988年歷史學會的演講，他就強調歷史學的國際化，就是所謂的「國際史」。入江教授的博士論文，也是他的第一本書
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就強調多國檔案、多國視野的重要性，他用了英文、法文、日文、德文、俄文等資料，展示美國、俄國、英國等國家在中國錯綜複雜的關係。
入江教授作為美國兩大學會的會長、「國際史」的旗手與領頭人，國內學者對其個人著作比較熟悉了，但注意到他主編著作的重要性，則不多。我認為他後來主編的書中弘揚其學術主張方面影響也同樣重要。早在10年前入江教授就開始系統思考和梳理跨國史的路徑和門派了，例如他寫的這本小書叫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就是一代宗師的大手筆。2012年出版，最近被翻譯成了中文。這實際上是入江教授第一次以專著的形式，講述「國際史」、「跨國史」的前世今生，並對學派的未來做出規劃，所以是「過去、現在和未來。」
他主編的另外一本書，就是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可能國內學者也沒有特別重視。「dictionary」中文是「詞典」的意思，但實際上這裡並不是詞典，應該是指南。這本書2009年出版，入江教授當時就是要把「國際史」作為一個門類進行規劃，所以這本書等於是關於國際史的百科全書。在座各位都是研究生，如果你對某些題目你覺得還不太把握，就可以參考這本書，其中有幾百個詞條，有長有短。我當時剛剛寫完了一本旁門左道的書叫《奧林匹克之夢》，立即奉入江教授之命為本書撰寫了關於 「sport」的論文，入江教授編的這本書的開宗明義就是要規劃「國際史」，指明「國際史」範疇和路徑。如果在座各位對「國際史」或跨國史感興趣的話，早在十年之前，入江教授個人的書和他編的書，就為大家指明前途了。
相比中國內學術界炒得沸沸揚揚的所謂6卷本的《哈佛中國史》，我認為大家更應該特別關注入江教授給哈佛大學出版社主編的6卷本的《世界史》。該世界史系列在哈佛和德國同時出版，從國際史的角度，解讀全新的世界史。就我所知，這些書還沒有翻成中文，個人認為，入江教授主編的這套世界史的影響、跨度、學術地位與含金量實際上比《哈佛中國史》要高得多。其中一卷是Global Interdependence，另一卷是An Emerging Modern World，每一本都是差不多上千頁的書，這6卷本世界史無疑是入江教授作為一代宗師，在全方位推廣和提高全球世界史研究水平。如果在座各位感興趣，可以找來讀一讀，這都是高瞻遠矚的學術專著。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 Emerging Modern World
我個人所取得的任何成果無疑是站在像這入江教授這樣巨人的肩膀上的。下面我稍微介紹一下我個人在跨國史方面的一些研究。在入江教授的指導或影響下，我寫了三本關於中國的國際史的書，第一本是建標教授翻譯成中文的《中國與一戰》。2008年，我又寫了另外一本左道旁門的書，從體育角度研究中國的國際化，或者說從國際史角度研究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叫《奧林匹克之夢》。這本書的中文版去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打算儘快出版繁體版，我答應為中文大學的版本增寫一章，解讀2008年到2050年期間體育與中國的發展及國際化進程。這就是我所謂國際史的第二本書。
我寫的第三本國際史專著是《一戰中的華工》。研究一戰期間來到西線的14萬華工。同《奧林匹克之夢》，一樣，也是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戰西線華工80%的人是文盲，他們連漢字都不會，到法國後更不會法語。但他們不少人有法國女朋友。2009年中央電視臺《探索與發現》欄目根據我所寫的《文明的交融》一本小書的基本思路，拍了一個6集電視紀錄片，叫《華工軍團》。裡面有好多精彩的故事，從一戰華工的角度和經歷講述中國和世界互動的跨國史篇章。
寫完國際史和跨國史三部曲後，恰逢哈佛大學出版社的著名編輯林賽水鼓勵我寫一本有獨創性的中美關係史。我藉機思考新的突破。結果就是我的共有歷史系列。第一本就是
Chinese and American：Shared History。該書英文版於2014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201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簡體字版。繁體字版也在臺灣地區問世。2016年底我的共有歷史系列的第二部專著在英國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該書的中文本也已問世。我目前已完成該系列的的第三本著作。暫定書名為
The Idea of China?。 如一切順利，哈佛大學出版社應該在2021年左右出版該書。
Chinese and American：Shared History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這些書後面都有一個副標題「共有的歷史（shared history）」。因為我個人一直認為「跨國史」固然很重要，但是還要往前進，所以我等會要解釋一下什麼是「共有的歷史」。下面回到中美關係史。就像1979年汪熙教授所說的，看待中美關係不能僅僅從上往下看，必須要從下往上看，就像傳教士之類的題目就是如此。歷史是客觀存在，任何人無法、也無權改變歷史。今天我們紀念汪熙先生誕辰100周年，如果汪熙先生在天有靈，他應該覺得「共有的歷史」符合他1979年的設想，只不過是更大踏步地往前邁了幾步。
再次回到1985年在復旦的那次會議。美國學者孔華潤也是汪熙教授的朋友，他的《美國對中國的反應》每十年都再修訂出版一次，在美國影響很大。那次會議上資中筠老師就問，我們何時可以寫一個《中國對美國的反應》。中國學者在研究中美關係還有一個瓶頸就是資料缺乏，我們的資料是不對等的，美國的資料很多，但中國的資料卻很缺乏。85年的會議上資中筠老師就大聲疾呼中國開放檔案。
我覺得要走出中美關係史或者學術研究的一個瓶頸，就要回到「共有的歷史」，這是我個人的「一畝三分地」。這一概念首先強調「共有（shared）」，一開始我把「shared」翻譯為「共享」，2015年我們在澳門開一個小會，北大的牛大勇就說，「共享」好像有點不對，好像是褒義，但是我聽你的意思也有貶義在裡面。臺灣地區的吳翎君教授也是復旦的好朋友，她當年寫了好幾篇文章，介紹我的學術方法和路徑，她認為「共有」更好，我也覺得比我當初的「共享」更好。有些詞在英文中很簡單，比如「shared」，但翻成中文有時候就很複雜。
「共有的歷史」第一個核心就是「共有」，注重中美兩國人民和社會所共有或共同經歷的夢想、希望、失望、激動和挫折。它側重文化範疇，這就回到我的老師入江教授的思路，尤其強調個人及非政府機構的作用。 換句話說，「共有的歷史」是在我的老師入江教授「跨國史」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兩者是相得益彰，他的基本追求是要強調跨學科、跨國別、兼容並包、融會貫通，當年汪熙教授所說的也是類似的。所以「共有的歷史」或者「跨國史」不僅可以運用到美國史研究，也可以運用到中國史研究，也可以運用在所有的學科，它是一種學術方法。過去我們國內做的「跨國史」研究，絕大部分實際上不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地域的概念。現在「絲綢之路」研究如果不從「跨國史」角度，不從「共有的歷史」角度研究，實際上是研究不深的。因為「絲綢之路」歸根到底是中國人和世界其他人民共同打造的一個歷史經歷，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有無的。
基辛格前幾年寫了一本書《論中國》，其中我記得他就花了很長的篇幅寫圍棋，因為基辛格認為中國的圍棋包含了中國的「戰略」，這個戰略是跟《孫子兵法》裡面的那些戰略異曲同工的。所以基辛格認為，要理解中國，理解中國人，就一定要懂圍棋，所以圍棋既是文化又是戰略，又是兩國關係。過去我們的學者很難從這個角度去看圍棋。
我總是開玩笑， 19世紀中國人唯一重要的發明就是麻將。你要研究美國歷史尤其美國社區史，研究華人社區和猶太人社區，麻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凡有華人社區或者猶太人社區必有麻將聲，所以可以考察麻將扮演了什麼角色。這個觀點不是我的發明，史丹福大學有一個年輕學者，其博士論文就研究美國歷史上的麻將和中國社區、猶太社區。而這些如果從正統的歷史史觀是關注不到的，只有從這種「跨國史」或者「共有的歷史」或者打破民族國家界限，或者從文化角度才能看出來。 哈佛有一個歷史學教授伊裡茲·馬尼拉(Erez Manela)，他花了數十年時間研究天花歷史。冷戰期間美蘇兩國不共戴天，但美蘇科學家聯手消滅天花，這就很了不起。如果從傳統的外交史角度，就很難關注人類的天敵天花。馬尼拉現在也做跨國史，他從這個角度就能寫一個很好的關於美蘇科學家聯手消滅天花這個非常好的題目。
我下面再回到如何從「共有的歷史」解讀中美關係。在過去，我們一直在糾結，中美關係是合作還是衝突？是強調個人還是政府層面？是文化層面還是政治層面？我的企圖是從「共有的歷史」角度出發，把這些限制都打破。如果從「共有的歷史」解讀中美關係，實際上就會讀出一種不同的風景線，就像我《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就從6個案例，講中美兩國人民非凡的歷史經歷。
寫書的過程中，也會面臨字數限制和題材限制。我當初與Ernest R. May教授討論這本書的時候，他就建議我要加兩個人，費正清和賽珍珠。 我當時就想，如果要加費正清、賽珍珠，則要加上白修德（Theodore White）。我當時把這三個人的檔案都看得差不多，後來還是違背了Ernest R. May教授的意見，不把這些個案收進去。那本書的英文已經400頁了，再加上去就很長，一般的英文書如果超過400頁，出版成本就會大規模上漲。另外，超過400頁的書學生就不愛讀了，這也是一個原因。此外，如果把費正清、賽珍珠、白修德放進來，書的體例就改變了，就要收錄更多的人進來，例如司徒雷登要不要收錄進來？之後的學者如果要找題目，就可以像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樣，也踩在我的肩膀上，可以繼續寫，還有好多題目可以寫，特別是關於中美婦女的共有歷史，我寫《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一個遺憾就是沒寫婦女。也許有一天我會專門寫一本《中國女人與美國女人：一部共有的歷史》。
下面我要稍微解讀一下，從我的視野來看中美兩國有什麼是「共有的」歷史。中國人和美國人有好多一致的東西，例如我們兩國人民過去都很自高自大，中國過去認為自己是天朝大國，不願意同其它國家平等交往。中國一直到1901年才正式有了外交部，過去所謂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實是臨時外交部，沒有自己的編制，隨時都可以解散。美國也一樣，一戰之前美國人是不願意卷進世界事務的，王立新教授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躊躇的霸權》，就是解釋美國如何成為世界領袖的曲折歷程。美國人認為，自己跟西方國家都不一樣。所以中美這兩個國家在19世紀前都不願意參與國際政治事務，都認為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當年美國國父們就打破歐洲機制，要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富蘭克林當時就建議，或許新美國可以吸收中國的傳統儒家文明。美國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得知中國人不是白人時，一度大吃一驚，他覺得中國人這麼聰明，怎麼可能不是白人？
所以，中國人從一開始就卷進美國歷史。波士頓傾茶事件的茶都是從中國來的，當時北美人對英國人對茶葉徵稅不滿。當時十幾個殖民地對英國有幾個不滿：第一是英國人徵稅，第二是英國人不允許他們自由地接觸中國市場，與中國做生意。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獨立之後，1784年美國人就派了第一艘船「皇后號」到中國來了，打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限制。所以中國與美國兩國之間一開始就互相吸引，美國的獨立跟中國是有些關係的。
我們中國一直認為中國是文明古國，美國是新的國家，但如果作為民族國家來說，美國才是最老的。中國1912年成為共和國，等於是一個小兄弟。中華民國建立時，是以法國和美國為師的。美國的共和國比法國還要早，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是世界上第一個成文憲法。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歷史就是在100多年前，1850年代我們中國面臨內憂外患，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兵臨城下，還有太平天國。美國在同一個時間段完全一樣，美國的南北雙方不共戴天，那時候實際上是兩個美國，一個自由的美國，一個奴隸制的美國。而這時，大清王朝的命運瀕臨崩潰，因為太平天國對中國儒家文明具有毀滅性打擊。洪秀全因為科舉考試失敗而憤懣不平，之後他說他是上帝的兒子，他跟耶穌是兄弟。就在中國人內憂外患的同時，美國人同時也經歷內憂外患。當時最願意看到美國變成兩個美國的是英國，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內戰時英國政府公開支持美國南部。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糾紛是「阿拉巴馬號索賠案」，英國人為美國南部製造一艘軍艦叫「阿拉巴馬」號，這艘軍艦給美國北部造成了毀滅性打擊。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內戰結束之後，剛剛贏得內戰的美國政府就向英國提出「阿拉巴馬號索賠案」，美國稱如果英國不對美國的損失作出足額賠償，美國就把加拿大打下來。所以，所謂的中美兩國同時期的內憂外患，還有之前提到的自命不凡都有驚人的一致。 我們從傳統的中美關係史研究，基本上看不到這一點。
再回到1861年，英法聯軍開進紫禁城，並火燒圓明園。這就到了我接下來要介紹的主人公展示這段「共有的歷史」。中國被打敗之後，西方的外交官可以到北京做常駐外交官。誰成為美國的第一任駐北京的公使呢？1861年蒲安臣成為美國第一任駐華公使。今年正好是蒲安臣誕辰200周年，也是他逝世150周年。非常湊巧的1985年11月14日，汪熙教授主辦的全國首屆「中美關係史學術研討會」，也正逢蒲安臣誕辰。所以今天我就將蒲安臣作為事例，講述中美「共有的歷史」。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蒲安臣1820年11月14號出生在美國紐約州，成長於美國邊疆。因為出生貧寒，所以他的家庭一直往中西部搬遷，例如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在當時都屬於邊疆州，就有點像我們過去講的闖關東。他在道德上的高標準和政治上的理想主義，都是他在美國邊疆生活的時候培養出來的。從密西根大學畢業，蒲安臣就考到哈佛法學院。在哈佛法學院畢業之後，娶了哈佛大學所在地 Cambridge小城的一個名門望族莉芙茉（Jane Livermore），為他在麻省的政治發展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在1850年代，蒲安臣做了三任美國眾議院的議員，眾議院是每兩年一屆，他做了三任所以是6年。1860年是美國非常重要的大選的年份，林肯當選總統。當時美國的命運跟此次大選密切相連，但是內戰一結束林肯就被暗殺。當時蒲安臣是非常堅定的廢奴主義者。
哈佛大學旁邊有個美國非常著名的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的雕像。他是來自麻薩諸塞州的參議員，1856年被一個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差點用拐杖打死。蒲安臣當時作為眾議員極其憤怒，他就在國會發表了非常著名的「保衛麻薩諸塞」演講：「我以因這一擊嚴重受傷害的麻薩諸塞主權為名，譴責這種行為；我以人道主義為名，譴責這種行為」。
當時在美國，如果兩個人之間出現糾紛，有一個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決鬥。所以蒲安臣在國會發表演說後，普雷斯頓·布魯克斯就向蒲安臣發起挑戰，蒲安臣就立即接受。被挑戰的人可以決定在什麼地點、用什麼武器決鬥。所以蒲安臣說我接受你的挑戰，但是地點是尼亞加拉瀑布。這是在加拿大的旁邊，普雷斯頓·布魯克斯要從南部的南卡羅來納州經過敵佔區前來，他就覺得很危險。另外，布魯克斯也知道蒲安臣是非常有名的神槍手，尤其擅長使用來復槍。所以蒲安臣的第二個條件是用來復槍決鬥。結果是，布魯克斯就不敢前來決鬥了，這讓蒲安臣一夜成為美國的英雄。
但是在總統大選期間，蒲安臣花費太多時間離開自己的選區，為林肯的競選工作，所以1860年他失去了自己在眾議院的議員席位。 作為回報，林肯當選總統之後任命蒲安臣擔任奧地利公使。等他到了巴黎，奧地利宣布他是不受歡迎的人，因為奧地利政府發現蒲安臣支持科蘇特和薩丁人獨立。但此時蒲安臣已經到達巴黎，然後他的老朋友國務卿西華德就建議他到中國去，擔任中國的公使。所以他陰錯陽差到來到中國。
因為當時中美兩國是沒有利益衝突的，中國人對美國人也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蒲安臣到中國之後，他成為所謂的「合作政策」的始作俑者或者鼻祖。因為蒲安臣天生同情弱者，他同情清朝政府，因為清朝政府被英國、俄羅斯、法國欺負。蒲安臣帶著他的太太前往中國，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館面積很小，一年的經費只有區區399美元。蒲安臣就說，美國駐華公使館是一艘船，但沒有水手，是空的。蒲安臣在北京有自己的家，英國駐華公使經常每天吃過早飯就到他家裡，一直到晚上再走，因為那個人是一個單身漢。蒲安臣在中國時，他實際上做了好多好事，特別是「文化外交」。因為蒲安臣是律師出身，口才特別好，特別喜歡跟人交流，滔滔不絕，所以中國人喜歡他，總理衙門的文祥、董恂經常給他寫詩。因為他在中國沒有什麼利益衝突，所以他致力於文化外交。
朗費羅《人生頌》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一頁，其中就有蒲安臣的影響。朗費羅是美國著名的民族詩人，當時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秘書威妥瑪為了練習中文，就將《人生頌》翻譯成中文，並將自己翻譯的譯本交由董恂潤色。董恂潤色後，蒲安臣說他要回美國一趟，問董恂是否想要給朗費羅寫個扇子。按照錢鍾書先生的說法，《人生頌》是第一首翻譯成中文的美國詩歌，這明顯是一個跨國的交流，其中包括了英國人、中國人、美國人。錢鍾書《七綴集》就將朗費羅的原作、威妥瑪的譯作、董恂的潤色加以對照。大家如果從哈佛所在地走到朗費羅家大概只需要10分鐘，他家現在成為美國的文化遺產，獨立戰爭時華盛頓就住在他家裡。他的地下室裡面有好多跟中國有關的文物，這面扇子就是鎮館之寶。當年錢鍾書先生為了考證這個是誰寫的，花了好半天，實際上就是董恂寫的。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共有的文化史，是與蒲安臣相關的。
另外，蒲安臣還參與了《萬國公法》的翻譯。當然，《萬國公法》不是蒲安臣翻譯的，而是丁韙良翻譯的。1860年代大清王朝被洋人給折磨得夠嗆，他們想要知道國際法是怎麼回事。蒲安臣來到中國後，知道丁韙良想要翻譯這本書。總理衙門文祥希望蒲安臣能夠推薦一本書，蒲安臣就推薦了美國人惠頓的《萬國公法》。非常湊巧的是，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經過蒲安臣的推薦，最後是由清政府出面撥發專款，資助整本書的翻譯和出版，並正式進獻給當朝皇帝，而《萬國公法》在中國的出版影響了日本。我現在有個博士生，我就讓他寫《萬國公法》的國際史，就是寫《萬國公法》在中國、在日本、在美國的背景和相關歷史，日本當時正好是明治維新還沒有開始的時候，這本書的傳入影響了日本的歷史。而這本書實際上是跟蒲安臣有關係，沒有蒲安臣的參與，實這本書能不能被翻譯，會不會被出版，董恂會不會給這本書寫序都是很難說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例。 過去我們都很少關注，我們都知道《萬國公法》是美國人惠頓寫的，但這本書的中文翻譯的來龍去脈我們不是特別清楚。
另外一個事例，蒲安臣也是中國學者徐繼畬所撰的《瀛環志略》一書介紹給美國的人。為表彰徐繼畬在中國傳播美國之功，通過蒲安臣的安排，美國國務院特贈華盛頓肖像給徐繼畬。後來在中美兩國民間共同參與之下，在位於美國首都的華盛頓紀念碑上，刻著徐繼畬所撰的《華盛頓頌》。這應該說這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共享歷史的另一段佳話。
蒲安臣在北京廣結善緣，洋人喜歡他，中國官員也喜歡他。蒲安臣曾幫助中國人解決了與英國的阿思本艦隊事件，董恂整整花了5個月時間說服英國人，但英國人根本不理他。我剛才也提到英國公使天天呆在他的家裡，最終他接受了蒲安臣的建議，解決了糾紛。按照中國士大夫的習慣，贈詩是友誼和信任的象徵。所以蒲安臣要回國的時候，董恂給他寫了好多詩，非常遺憾的是他的詩歌原文我沒有找到，我專門到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去了無數次，在董恂的文集裡也沒有找到。所以這些詩都是因為從蒲安臣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裡的英文手稿再翻譯成中文。我請了我陝西師大的朋友王玉華，他是一個詩人，也是歷史學家，他出版了兩本古體詩詞集。我請他根據英文大意翻譯了董恂的贈別詩：
春寒猶自別君王，出使依然向遠方。這是以老朋友的口吻寫的，就像「李白乘舟將欲行」。
另外「蒲安臣」這個名字特別好，像英國駐華公使叫卜魯斯，中國人聽著覺得不好，而「安臣」傳遞出一個積極的形象，因為從字面意義上看，就是「安分的臣子」。接下來講到蒲安臣與中國捲入美國內戰也有關係。剛才我們提到「阿拉巴馬號」軍艦，蒲安臣就對總理衙門說你們不能讓阿拉巴馬號來中國，總理衙門很信任他就發布了一項命令，不準該艦接近中國水面。這可能是中國第一次幹預美國內政。蒲安臣的朋友馬克·吐溫特別開心，就在報紙上讚揚中國，說中國是第一個「對我們提供公正友好援助的外國政府」。
1867年蒲安臣已在中國做了7年公使，他想回美國的時候，在北京的洋人非常傷感，如果蒲安臣走了，他們就沒處去蹭飯、聊天。中國總理衙門也覺得少了一個老朋友，所以當蒲安臣 1867年11月份向總理衙門準備辭行的時候，文祥給他一個特別的、非常驚人的任命，文祥問他能不能代表中國出使全世界，蒲安臣答應了。蒲安臣穿著全套正式的外交禮服接受清政府的任命，他並沒有馬上辭去美國公使的職務，甚至沒有通知國務卿西華德他的辭職意願，直到接受中國政府的任命和冊封之後才這樣做。因為1858年《天津條約》裡面有一條規定，10年之內中國人必須要派人出使國外，但當時中國沒人去。一是沒有合適的人選，二是所謂 「禮儀之爭」，中國人到外國去磕不磕頭？如果不磕頭的話，洋人到中國來為什麼向中國皇帝磕頭？而中國人覺得蒲安臣已經是久經考驗的中國人的老朋友，一會幫中國說話，二是避開禮儀問題。
蒲安臣的妻子莉芙茉也非常高興。第一，是因為蒲安臣是第一個代表最古老的文明中國出使外國，另一個是因為蒲安臣的工資是很好的。當時使館一年的經費才不到400美金，蒲安臣作為中國的特使，其薪水據說近3萬美元。
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全世界，他的第一站就是美國，與他的老朋友國務卿西華德籤訂《蒲安臣條約》，梁啓超就說這一條約是最平等的條約。1868年美國是一片排華之聲，《蒲安臣條約》包括中美兩國彼此平等，並涉及到之後的中國留美幼童。因為《蒲安臣條約》第7條規定，中美兩國學生可以到對方國家遊學，所以說大清王朝或者中國政府第一次官派出國是到美國去的。那時美國的高校跟歐洲的高校相比是小兒科，當時的西方高校最好的在歐洲不在美國，美國的高校實際上20世紀之後才異軍突起。如果要研究諾貝爾獎，二戰之前美國人佔不了多少席位，二戰之後美國人才是一馬當先的。 但就是因為《蒲安臣條約》，就是因為中國人跟美國人有一種特殊的共有的歷史，所以李鴻章、曾國藩才決定派遣留學生到美國去，歸根到底就是《蒲安臣條約》的內容。留美幼童中有一個人叫梁誠，在1908年說服美國總統將庚子賠款多餘的部分退還給中國，所以影響了我們另外一個安徽人胡適的精彩人生，此外還有錢學森。所以這就都連起來了，沒有蒲安臣就沒有留美幼童到美國留學，沒有留美幼童當然就沒有梁誠，也許也就沒有庚子賠款留學生這一系列事情了。
1868年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全世界，他最有名的成果就是《蒲安臣條約》。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而《蒲安臣條約》將排華法推遲了好幾年，因為美國人說我們是講究承諾的，《蒲安臣條約》墨跡未乾，不能這麼做。蒲安臣代表團在美國時是萬人空巷，美國總統在白宮高規格接待了蒲安臣使團，美國的國會參眾兩院聯合都搞招待會，這是了不起的。當時接待規則之高，反響之大，今天的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應該很吃驚。當時哈佛法學院教授，還專門寫了一首詩，歡迎蒲安臣使團。這個詩當然是是英文，翻成中文大概是這樣的：
誕生於新世界的我們，愛默生本來對中國人印象不好，因為蒲安臣他對中國的形象突然大變，他說他對於「與世界上最古老帝國派遣到最年輕共和國的大使，在這個非凡的場合會面」，感到非常喜悅。
如果從公關角度來看，當時大清王朝就任命蒲安臣代表中國進行公關是十分成功。蒲安臣所到之處憑藉三寸不爛之舌滔滔不絕，說我們是代表和平而來，是代表文明而來，我們要尋求合作。
蒲安臣使團中的志剛和孫家谷在收到《蒲安臣條約》後，便拿著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一條條地核對，然後他們得出結論每一個條款都對中國有利。於是他們希望，在出使美國之後，以《蒲安臣條約》作為範本，讓英國、法國、俄羅斯也可以比照，但是其他歐洲列強嗤之以鼻，並不理會，唯一的成果就是在美國。當時英國人特別妒忌蒲安臣代表中國，到了歐洲之後，這些老牌列強對蒲安臣條約、對蒲安臣使團實際上是不讓步的，所以蒲安臣在英國、法國實際上被冷落了。
在柏林，當時普魯士要打普法戰爭，對蒲安臣使團還稍微友好，但是普魯士當時心有餘而力不足。本來清政府給蒲安臣使團的時間是一年，到1870年初抵達俄羅斯已經超過一年多了，蒲安臣非常焦慮，因為中國對他寄予厚望，他對自己也寄予厚望，所以他到俄國的時候精疲力竭，最後1870年2月份死在俄國，他死的時候是中國的使臣。當清政府得到這個消息之後，給了他的家人1萬元撫恤金，另給6000銀兩用以把他的屍體從俄國運回美國安葬，並且還追封他為正一品官銜。一品官銜是給皇親國戚的，此時卻給了一個洋人，這可見清政府對他還是很重視的。他的遺體就埋在哈佛校園不遠的奧本山公墓（Mount Auburn Cemetery）。蒲安臣這個墓地是中國人出的錢，我找到當年買這塊墓地的錢是975美金，這是一筆大錢。應該是來源於清宮的慷慨大方。
前面我就說，梁啓超認為《蒲安臣條約》是中國史上最自由平等之條約，可惜我們的中國學者在過去長期忽略了蒲安臣在中美兩國人民共有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前面說過，我今天的演講重在慶祝和紀念。慶祝復旦歷史系成立95周年，汪熙教授誕辰100周年。我同時借解讀中美共有歷史，順便紀念蒲安臣誕辰200周年和去世150周年。
對話孫國東（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我是做法哲學和政治哲學研究的，儘管我個人的研究力圖把政治哲學建構與社會—歷史分析結合起來，對歷史學一直也感興趣，但是我對歷史研究其實連「票友」都稱不上，所以今天我只能談一些我聽完講座後的學習體會。
我先講講我的一個觀察，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中國，美國史這個領域似乎一直處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很多從事美國史研究的學者都是思想很銳利的學者。徐老師剛才提到的幾位學者，像楊生茂先生、汪熙先生、劉緒貽先生、資中筠先生等等都是這樣。這讓我想起我當年備考高考的時候買的一本學術專著，是黃安年和劉宗緒先生撰寫的《世界近現代歷史專題30講》，大家知道黃安年先生也是以研究美國史見長的。我當時看完那本書之後的震撼，與徐老師80年代聽到劉緒貽先生對羅斯福新政給予直面評價時的震撼是一樣的。因為這本書提到了以實踐的觀點和生產力的觀點來看待世界近現代史，包括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以及一戰二戰等等。我高中時是90年代末期，直到那時候，我們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對待西方歷史的意識形態觀點還是很強勁的。黃安年和劉宗緒先生合寫的這本書在當時就起到很好的糾偏作用。為什麼美國史領域會成為思想解放的前沿？我想，可能有一個原因是，美國和中國都習慣把對方看作是自己最大的「他者」，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上都是這樣。所以，改革開放以來，很多思想解放工作都是重新認識美國史包括中美關係入手的。
大家都知道，徐老師最有特色的就提出「共有歷史」這種觀念。我的第一個體會是，這種觀念不僅是一種歷史觀，也具有政治哲學的意義。為什麼這麼說？按照我的理解，徐老師其實是在倡導一種「開放的共同體」觀念。「開放的共同體觀念」是我個人的一個比較直白的說法，如果用學術術語來說，就是社會學家米德 (G.H.Mead)所說出的「不斷擴大的共同體(ever wider community)」觀念。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歷史基本上是以民族國家為書寫單位，所以我們講的中國近代史，大部分都是落後挨打的歷史、屈辱的歷史。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徐老師提到的意識形態性的原因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可能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中國進入現代以來，它的根本使命是要重新建構中華民族的一種歷史記憶，我們要在現代條件下完成關於中華民族或者更確切地說「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現代建構，所以我們就需要激蕩起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但是實際上，民族主義不是我們的傳統。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講，我們是天下主義，民族主義只是一個現代的產物。在我看來，徐老師講的「共有的歷史」這種觀念，它通過提倡一種「開放的共同體觀念」，有可能會打破一種封閉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歷史書寫方式。
第二個體會涉及對歷史本身的理解。我們的歷史，特別是西方的社會科學化的歷史傳入之後，我們總覺得歷史是一種 「實證」，所以特別強調史料。但是我們常常忽視了中國歷史學本身的傳統。在我看來，這種傳統其實是把歷史當成一種「敘事」（narrative）。敘事和實證的區別在哪兒？對歷史「敘事」來說，重要的不是求真的科學精神，而是向善的政治功能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司馬遷的《史記》開篇就是《五帝本紀》，但五帝本身在歷史上是傳說的、不存在的，但是為什麼他會寫這個？根據我的理解，因為這對於中國塑造一種共同的歷史記憶是有用的，所以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就不太重要，中國的國史傳統中特別強調這一點。我想說的是，如果把歷史當作一種敘事，我們不僅很容易理解中國的「國史」傳統，而且可以洞察到歷史學研究背後的意識形態預設。這種意識形態預設不僅在中國存在，在西方其實也是存在的。
剛才徐老師提到，在現代早期的時候，那時候中國形象在美國是非常好的。我記得廈門大學周寧教授專門研究過中國在西方歷史中的形象變化。他認為， 1750年大致是西方對中國形象變化的分界點，在此之前，從1250到1450年，從1450到1650年，從1650年到1750年，西方人分別把中國想像成「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和「孔夫子的中國」，那時西方對我們的印象是比較正面的，但在1750年之後急劇下降，就變成了一種叫停滯的、衰敗的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包括孟德斯鳩、黑格爾在內，我們很容易可以從他們的論述當中看到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負面評價。同一個中國為什麼會急轉直下？我們很多人覺得歷史好像是完全客觀的，但其實不是這樣的。很多時候，我們關於歷史的敘事是變化的，會有很多意識形態性的預設。1750年以後，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變化就是這樣。這在根本上是因為18世紀中葉以後，隨著現代早期的結束，西方開始進入確立自身現代文化認同的歷史階段，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方開始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非西方社會都視為文化和政治上的「他者」。在政治哲學中，薩義德有所謂的「東方主義」的說法。什麼是「東方主義」？薩義德他們發現，西方人生產的關於東方的知識，就是通過把東方矮化、把東方他者化，從而把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確立為東方不如西方的文明等級論。
在我看來，徐老師這種「共有的歷史」研究有可能打破這種意識形態化的歷史敘事，重建一種新的歷史敘事。這種新的敘事，我們可以把它叫做一種「包容他者的歷史敘事」。中國和美國不僅僅是互為他者，我們也有共有的歷史。我在為今天的評論做功課時，看到徐老師在採訪當中喜歡用的一個詞叫「打撈」我們的歷史，他提倡通過「打撈」我們的「共有歷史」重建我們歷史的記憶。我覺得這一點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最後，我想向徐老師表達一個小小的疑惑，可能完全是外行的，如果說得不對請見諒。您把「共有的歷史」作為一種歷史書寫的一種新框架。我的理解是，您是將之作為與既有歷史主流敘述相對抗的一種新的歷史書寫方式，這本身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個人覺得，如果把它作為一個新的歷史書寫框架的話，可能還是要面臨一個挑戰。這個挑戰您剛才也提到了，就是怎麼容納近代以來中美之間的衝突。中美之間既然有共有的歷史，為什麼我們還是會發生衝突，這是不是也能從「共有的歷史」的角度進行解釋。我覺得如果能容納這一點，我相信這種框架不僅僅是作為對抗既有歷史書寫方式的學術創新存在，它可以更具有包容性。
徐國琦：我回應一下。我一開始就提到，我覺得原來「共享」這一翻譯不好，「共有的歷史」就包括正面和負面，不完全是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包括希望和失望，也就是世界上的衝突。比方說，中國人民跟美國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冷戰理論上是敵人，但實際上冷戰期間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共有的歷史」就是共同打造的、共同分享的歷史過程。
另外，我個人並不認為美國是中國的他者，或者是中國是美國的他者，因為實際上一部中國史或者一部美國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是共同締造。我舉個例子， 2019年是美國環太平洋鐵路建成150周年，黃安年先生當年花了很大精力寫了《沉默的道釘——建設北美鐵路的華工》。實際上美國歷史裡有好多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史丹福大學的發起人之所以發財，就是因為中國的鐵路華工修建的太平洋鐵路，因為太平洋鐵路，美利堅合眾國在內戰之後才成為一個巨大的經濟體。再舉另外一個例子，杜克大學的創始人是怎麼發財的，大家應該都知道James Duke是給中國人賣香菸，犧牲一代中國菸民的健康發了大財，而杜克大學這段歷史我們中國人好像並不熟悉，並不為人所知。所以，不論是史丹福大學還是杜克大學， 他們欠中國人一個道歉，也欠中國人一個感謝，因為他們的財富是建立在中國人流血犧牲或犧牲健康之上的。
所以，我所說的「共有的歷史」並不是完全是正面或負面，是都包括在內的。我為什麼不使用「他者」這一概念，在「共有的歷史」第三本The Idea of China？中，我提到中國或者美國都是互相參與建構的，也是互相參與創造、參與想像的。中國與美國，又是互相影響、互相牽制，有時互相監督，英文中叫「push and pull」，所以很難說是「他者」或者是「被動」的。
我一直認為中國歷史學科的建制出了個問題，把歷史分為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好像歷史就是可以從時間上切斷的，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劃分又將歷史從地區上切斷。實際上，歷史是人類所共有的，也是跨國的。為什麼過去我們的歷史學者研究一戰比較薄弱，因為一戰既不是中國史，也不是世界史。研究「絲綢之路」，也要從跨國史的角度，因為這不只是中國古代史或者是世界古代史，它涉及到多重視野、多重檔案。我有時開玩笑，我要是回國工作，可能是找不到崗的，因為我的研究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甚至是不倫不類。我既不是中國史也不是世界史，既不是古代史也不是現代史，我做的題目是經常是游離的，比方我一會兒做一戰，一會兒做體育，一會兒做中美關係。最近我寫的這本書縱橫3000年，從春秋戰國一直寫到現在，梳理所謂的Idea of China是怎麼來的。其中既有中國自身的因素，也有外國的重要影響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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