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世界由美國主導，但美國並不想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加拿大作家、政治評論員馬克·斯坦恩在他那本引起巨大爭議的國際暢銷書《美國獨行》(首次出版於2006年)中說，一個大國的衰亡並非源於戰爭或毀滅，而恰恰源於自身的無能，源於無法使其自身擺脫自毀之厄運。面對當下的美國，越來越多人生發出類似感慨。
多事之秋的2020年，成為世界大變局時代一個分水嶺式階段，其中，適逢大選年的美國，儼然已寫下自身歷史上特殊的一筆。曾擔任過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威廉·伯恩斯說，美國需要「新外交政策」，「我們正在目睹美國世界第一的最後一刻，這相當於英國1956年的『蘇伊士時刻』」。
美國外交政策總體而言在「孤立主義」和「擴張主義」等理念之間切換，切換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巨大爭議，時下的美國或又將面臨抉擇。面對時代變局，美國如何在外界眼裡「領導者」與「孤立者」的雙重角色中找準自己的定位？
領先者拜登的外交主張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早在今年8月公布的競選綱領草案中，就提出了一項外交政策議程，旨在恢復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領導地位。他認為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已經走向了「美國孤立」，美國的世界聲譽及影響力都因此遭到徹底破壞，呼籲再次致力於全球多邊外交。
「當美國致力於加強全球衛生時，美國人將更安全。在我當上總統的第一天，我們將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重建我們在世界舞臺上的領導地位。」7月初，在川普政府宣布正式啟動退出世衛組織程序後，拜登在個人推特帳號上寫道。
圍繞從中東到亞太，從拉美到非洲，尤其是歐洲的貿易、恐怖主義、軍備控制和移民等問題，拜登方面曾表示，將就美國如何處理國際議題掀起一場變革的海嘯。輿論普遍認為，如果拜登一方能如願成功入主白宮，拜登將與傳統盟友重新接觸；相對於川普的「直接威脅」，拜登更傾向於「尋求共識」。
有人說，2020年美國大選更像是美國民眾對川普進行「信任投票」，對其所代表的保守主義治國理念做出取捨。「的確，從一定意義上說，川普代表著保守主義，拜登代表著自由主義，這次選舉就是兩種理念的終極對決。美國有著深厚的保守主義土壤，這是川普4年前入主白宮的根本原因，也是過去幾年美國政府走向保守主義的根本原因。直至今天，美國大選還未落下帷幕，支持川普的民眾仍在尋求『公正的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瑋對《環球》雜誌記者說。
王瑋認為，川普在4年前全面變更前總統歐巴馬的政策，拜登一旦上臺在很大程度上會再改回來，「當然，拜登不會照搬歐巴馬時期的政策，但其理念將是相通的。」
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在《拜登能否為美國領導力的更新奠定基礎》一文中指出，拜登或將帶領美國回歸二戰後的傳統外交政策，能否充分利用未來4年重塑美國領導地位將是其面臨的最大挑戰，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如何判斷民主黨關於世界狀況日益激進的內部辯論。
「在修復關係、恢復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背景下，美國外交將從川普的全面極限施壓和現實主義外交回縮，擺向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溫和主義中間路線。」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外交室主任楊文靜在接受《環球》雜誌記者採訪時說，拜登組建中的外交團隊將由自由派精英組成，從政策傾向層面看主要有五大特點。
一是重視盟友與全面夥伴關係；二是重視全球治理與國際機制、多邊外交；三是與中、俄等大國關係將是競爭與合作並存；四是在地緣上繼續將亞太作為第一重點，歐洲、中東作為次重點，延續從中東「脫身」，修復與歐洲關係；五是經濟安全繼續被視為國家安全，將採取聯合對華方式獲取經濟競爭優勢，對盟友則採取經濟合作為主，延續既有貿易協定，謀求新的貿易規則及貿易協定，其中勞工、環保將是重要議題。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並進一步指出，目前看來，有諸多因素助力拜登團隊外交理念的落實：美國部分盟友希望其作為領導國重新發揮引領作用，願意同美國開展各類合作；一系列全球治理層面的問題需要美國發揮建設性作用，國際社會對此抱有期待；美國國內以自由派人士為主體的主流媒體和智庫，會對拜登提出的對外政策調整給予支持和幫助。
不利因素也很明顯：世界範圍內尤其是美國國內的反全球化呼聲依然很高，拜登重返「全球主義」的努力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的程度進一步加深，會擠壓其外交政策施展的空間；疫情背景下美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抗擊疫情和恢復經濟，外交政策的推進會受到國內議程的「壓制」。
國內分裂掣肘外交決策
「外交政策始於國內」，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布魯金斯學會副主席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理察·哈斯說。他在日前發表於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中指出，拜登一方面對的是糟糕透頂的國內政治環境，這是一個分裂的國度：社會因財富不均、種族和教育的差異而分裂，雙方在稅收、政治改革和醫保方面各執一端；政府亦然，共和黨大概率將繼續控制參議院，而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優勢將有所削弱。
楊文靜說，共和黨代表的保守派與民主黨代表的自由派的高度分裂，已經滲透到美國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疫情和大選加深了這種分裂。連日來，川普陣營不接受諸多美媒宣布的「拜登勝選」結果、支持川普與反對川普的兩個陣營遊行甚至衝突等，都表明這種分裂將是長期性的，世界不得不長期面對一個內部撕裂的美國。
其在美國外交層面的影響有二：一是美國外交將呈現延續與變化並存態勢——在大國關係上延續性更強，在區域政策中，亞太方向延續性大於變化性，歐洲、中東會有一定變化，但維護美影響力的主旨不會改變；二是為彌合分歧，包括民主黨內部左派及保守派的分歧，矛頭有可能指向國外，方式上或有所變化。
王浩補充說，依然在參議院擁有微弱優勢的共和黨，很可能利用其僅有的制衡權力，在包括條約批准、人事任命等方面製造一些障礙，影響一系列外交政策議程的落實。
在諸多社會問題中，白人至上主義愈發成為諸多矛盾的核心癥結所在。「在美國國內，這意味著要維持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在國際層面，意味著要維持美國高高在上的國際地位。」王瑋對記者分析說，白人民族主義在美國國內與文化多元主義相對立，在全球則要面對激烈的反美主義、群體性崛起的新興國家的政治訴求以及盟友的「溫和說教」，即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政治訴求。因此，「民主黨政府可能會延續歐巴馬時期的『小多邊』路線，不幹傻事，並向世人展示『美國的善』。」
「領導」與「孤立」迴環交織
民主黨和共和黨固然有諸多不同，但也並非迥然相異，比如從「利益代言人」這點來看就是一個邏輯。「在美國這個『利益集團社會』，不同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方式參與政治，說服政府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利益。比如共和黨和軍工利益集團、工商利益集團關係密切，民主黨和勞工團體、環保社團關係密切。」王瑋說。
美聯社指出，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沒有因為總統人選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轉換而發生重大變化。盟友和對手保持不變，無黨派的外交使團在海外都追求美國的利益。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受時代變局和川普政府既有戰略的衝擊，美國的外交理念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現狀。東亞論壇網站刊文稱，相較於川普，拜登不會推行雄心勃勃的全球戰略，「支持拜登爭取外部力量來實現全球目標」也許是美國僅剩的兩黨共識，但由於美國早已在全世界範圍內過度擴張，拜登的「國際化」外交政策並非拯救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萬能靈藥」。
就看似矛盾的美國角色定位——「領導者」與「孤立者」，王瑋援引一位甘迺迪政府時期的政府顧問之作《美國歷史的周期》分析說，美國大概每隔一代人的時間，就會從「外向」切換至「內向」，反之亦然。「冷戰結束至今也有一代人的時間了，美國也許正在經歷這種轉換。越是這種時刻，社會思潮的對立也會越尖銳。所以，民主黨人一直在說領導世界，共和黨人則認為那是『虛幻的口號』。當然，即使共和黨人在任時，美國也是世界事務的重要參與者，這是由二戰後國際體系的歷史屬性決定的。美國再孤立、退縮，它的實際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王浩結合美國外交史進一步解讀，在美國成為全球霸主之前，現實主義和孤立主義是常見的外交形態，也是趨利避害的理性選擇，或者說是美國外交中實用主義哲學的體現；當美國致力於成為世界領導國時，其戰略利益的變化要求它深度參與國際事務，因此川普政府的做法顯得格格不入，長遠看也不利於美國戰略利益和國際領導力，其對外決策更多基於國內政治理性，以回應國內核心選民群體的利益訴求。
「美國例外論」終結？
「有學者認為這標誌著美國正在從一個『例外國家』回歸到『民族國家』，有一定道理，說明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當前美國外交存在明顯的黨派分野。如果說共和黨的對外政策理念越來越傾向於現實主義和本土主義，那麼民主黨則表現出日益擁抱自由主義和全球主義的特徵。因此未來美國外交在『領導者』和『孤立者』之間的選擇將更多地取決於黨派差異。」王浩說。
楊文靜的看法有所不同，她認為，美國外交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結合，孤立主義在早期發揮了很大作用，但自從二戰後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它就沒再「孤立」過。川普也被稱為「新孤立主義者」，但這主要是指他對全球化、自由貿易以及國際機制、盟友體系的破壞，整體而言他還是受到制度約束的，因而未能根本性地改變美國外交的延續性，包括一些美國人眼裡的、對世界「領袖權」的追求。
換句話說，「美國優先」本質上是一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但在實際推行過程中，美國仍有維護其盟友體系的一面、，只是這些作用不像過去那樣大、那樣明顯而已。
在王瑋看來，多數「美國例外論」者認為，美國的理念、體制和歷史前所未有，其物質成就更是突出。美國成為國際事務的「領袖」，內在地要求其「樹立榜樣和實行幹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例外論」很有市場，實際上滿足了美式民族主義的精神需要。比如，通過迎合民眾的情緒，柯林頓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所謂「人道主義」幹涉行動。
俄羅斯總統普京近期直言美國無力再提「美國例外論」，王瑋認為，這戳中了美國痛點，普京大概是說隨著美國內憂外患不斷湧現，它不再擁有過去那種「光環效應」了。
「所謂『美國例外論』與美國的國運息息相關，在當前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優勢依然會存在，『美國例外論』也仍會繼續長期存在，對此需有充分認識和準備。」楊文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