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歐洲工業化生產的棉紡織品在全球取得的成功，實際上是兩次連續的浪潮帶來的結果：第一個階段從1760年代持續到1820年代，先是歐洲，但也包括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西方市場和大西洋市場銷售的擴大；第二個階段從1820年代開始，是歐洲布料在亞洲市場銷售量的大幅度增加。
英國的棉布取代了之前由印度和亞洲其他地區生產的產品。這個年代順序符合近年來對於工業生產率的測算，該測算顯示出英國的棉布在1820年代之後才具備了全球競爭力，並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開始贏得大量的市場。在18、19世紀之交，英國的產品就已經打入了亞洲市場。
1800年，居住在達卡的商人約翰·泰勒（John Taylor)在寫給英國海外貿易局（the British board of Trade)的報告中，就已經在強調英國產品給當地棉紡織業帶來的壓力。1808年，蘇格蘭人瑪麗婭·格拉漢姆（MariaGraham)在孟買的集市打開一捆棉布的時候，說她「驚訝地發現裡面至少有一半都產於英國，而且比孟加拉和馬德拉斯生產的質量相當的產品要便宜得多······不過奇怪的是，棉花被運到英國，進行生產，再運回這個國家，銷售的價格倒還比勞動力如此低廉的印度所產的布料便宜。
但是我相信，這部分是因為這裡運輸的不確定和困難性，不過英國使用機器肯定是主要原因」。到1813年，英國的印花布－此時比印度產品更便宜的默蘇利珀德姆和科羅曼德爾紡織品的仿品－也已出現在巴基斯坦的市場上。不過，英國的產品並不是一夜之間就超過了印度的棉紗和布料，整個過程差不多花去二十年。首先是英國的棉紗在1810年之後開始取代印度的棉紗，到1820年代末，英國棉紗的價格僅為印度紡紗匠生產的棉紗價格的一半。
棉紗之後，英國的布料也開始進口到印度次大陸。英國出口到印度的棉紡織品的數量，從1814年不足100萬碼，到1830年增加到驚人的5100萬碼。英國的布料不僅進入了印度次大陸的大城市市場，而且還進入了內陸的偏遠地區。1824至1825年在孟加拉旅行的雷金納德·希伯（Reginald Hcber)驚訝地發現，在相對偏遠、之前很少有西方人經商的拉傑普塔納（Rajputana)中心地帶的阿傑梅爾（Ajmer)和在馬爾瓦（Marwar)的市場上，都有英國棉紡織品的身影。並不是只有印度棉紡織業才感受到了歐洲產品的競爭。
在19世紀頭十年，歐洲工業化生產的棉布也出現在敘利亞市場上。鮮豔、輕薄而耐用的英國棉紡織品很快在中東受到青睞。黎凡特公司（the LevantCompany)在1814年報告說，「土耳其宮廷的子民通過各種描述所表露出來的對於英國產品的渴望，為我們貿易的擴大打開了一扇門，我們的貿易對這個國家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就算是在反對這些產品的困難下，土耳其消費的數量都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有一萬個理由相信，一旦這些障礙消除，需求就會大得驚人」。確實，對於歐洲生產商來說，後來需求不僅大得驚人，而且還利潤豐厚。
二十年之後的1833年，蘇格蘭外交官、作家戴維·厄克特（David Urquhart)總結說，在土耳其市場，「人們的偏好從印度平紋細布轉向了伯明罕平紋細布，從戈爾康達印花布轉向了格拉斯哥印花布，從大馬士革鋼轉向了謝菲爾德鋼，從喀什米爾（Cashmere)披巾轉向了英格蘭寬幅布」。尤其是在1840年之後，英國和歐洲豐富的產品源源不斷湧入奧斯曼帝國，在1840年代到1910年間，進口布料的數量增加了十倍之多。
英國的成功，以及歐洲大陸的產品較小規模的成功，原因在於它們的低價，也在於歐洲商人組織分銷、評估市場並說服殖民政府和親民政府頒布一系列減稅、減少官僚主義的法律的能力。在歐洲勢力直接控制的地方，這一切很容易辦到。而在奧斯曼帝國，西方也可以間接地向它施加政治和經濟的壓力。雖說19世紀，特別是1846年之後，號稱是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開放的時代，但實際上，只有像英國、歐洲大陸和後來的美國那樣的工業經濟強國，才能夠從減少貿易壁壘和從產品競爭當中獲利。顯然，歐洲的產品－具體而言就是棉紡織品－已開始破壞已有的商業網絡。然而，它們並不見得如人們認為的那樣，會導致本土貿易、地區貿易和區域內貿易的衰落。就以亞太貿易為例，一直到19世紀下半葉，它的內部貿易依然還是多於與歐洲的貿易。
人們或許可以說，歐洲產品的成功，是由於印度洋自第二個千禧年早期發展起來的廣泛的貿易體系，使其能夠輕易地找到市場而導致的。到19世紀，歐洲產品開始在亞太市場取代和補充亞洲的產品。在印度購買鴉片，棉紡織品也是必不可少的，然後鴉片被賣到中國以換取茶葉，茶葉再被銷回歐洲。在現代早期的印度洋一帶，印度布料是易貨貿易的媒介，所有的商品都可以通過它進行交易，而在19世紀，英國的布料也開始具備同樣的功能。
產生於19世紀，並在20世紀進一步發展的生產、貿易和交易體系的向心性，將歐洲置於其核心，保證了歐洲的繁榮，而世界上其他地區卻相對處於非工業化和不發達狀態。技術創新、工業化和生產力提高所帶來的優勢，通過商業的形式轉化為一種倚重於歐洲的產品、資本和企業家的交易體系的締造。貿易的重要性，並不僅限於投資的高回報或國家產業結構的擴大：它還在於促進了與一個國家製造業經濟其他部分的後向聯繫，特別是鋼鐵、煤炭和機械工業；它推動了造船和工程等的內部基礎設施的建造，使保險和金融中介得以發展。
英國尤其如此，它的棉紡織品換來了進口的各種農產品、原材料和食品。英國還主控著對其他歐洲國家的棉花供應。英國的經濟不僅率先實現工業化，而且還率先拓展到第三產業，向整個世界出售它的產品和服務。它是一條印度人常戴的大方巾。實際上，這塊布料19世紀早期產於南亞，但卻不是在亞洲而是在北美洲被人們使用。
我們對大方巾非常熟悉，因為在1950、1960年代無數的電影中，牛仔的脖子上都圍著它。它或許是有關19世紀居住在蠻荒西部的冒險者的電影中我們比較了解的少量物品之一，但電影沒有揭示的是，這種大方巾是用漂亮的印度布料（有時候是絲綢，但通常是棉布）製成，而且這類布料是美國牛仔極其男性化服裝選擇的組成部分。
我們也許覺得，一條印度大方巾出現在遙遠的美國西部有些格格不入，因為牛仔形象的塑造，是倚重於另一種棉製品：牛仔褲。加州牛仔褲［「李維斯」（Levi's)牌以及後來的其他品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當作美國民族形象的根基。不過，剛成立不久的美利堅合眾國在印度洋開展貿易的時候，大方巾卻是美國進口的最重要的品種。在19世紀最初的幾十年裡，大方巾成為熱門，在北美的銷售量多達數百萬條。這個產品如此走俏，以至於美國，甚至英國和中國都開始為美國顧客生產大方巾仿製品。
從一種體系到另一種體系這個物品如此不自在地夾在亞洲和西方之間：它的身份不清，它和傳統的分類也相牴觸。然而，它卻是一件很好的道具，折射出棉紡織品從亞洲商品成為西方工業和文化核心的變遷。本書描繪了我所定義的印度洋「舊棉紡織體系」向西方創造的「新棉紡織體系」的轉移。這兩種體系又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同呢？它們之間最大的差異是，18世紀之前，在棉紡織生產、貿易和消費方面具有優勢地位的是印度（以及少量亞洲其他地區），而從19世紀早期開始，歐洲以及後來的北美洲則成為棉紡織生產和貿易無可爭辯的新興地區。
結語
主要目的，在於解釋這種狀況發生的原因，以及這個過程與更廣範圍的分流的框架之間的關聯。但把我們自己保持在一個純描述性的層面上，也能注意到這兩種體系之間的其他差別。自19世紀始，棉紡織品貿易已經變得真正的全球化，不僅連接了非洲和歐亞大陸，而且還打通了大西洋與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