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下旬的第一期調查已經顯示，民眾對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度。67%的民眾表示「高度關注」，22%的人表示「比較關注」，不關注者不足1%。在今年2月上旬的第二期調查中，我們詢問了受訪者查看確診病例數的頻率，從個人行為層面了解民眾對疫情的關注度。在疫情嚴重的2月，87%的受訪者每天都會關注確診病例數的動態，更有47%的受訪者一天要查看多次。但到3月下旬，大家的關注頻率已有所降低，每天多次查看確診人數的比例下降了16個百分點，幾乎不關注的比例也升至5.3%。
2. 心理情緒明顯改善民眾面對疫情時的心理情緒受疫情發展的影響而持續變化。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每日確診人數數據，1月20日至1月26日是疫情在全國範圍內傳播的初期，確診人數以相對較小的幅度增長；大約在1月27日以後，確診總數進入爬坡期。在2月12日改變確診標準以前，全國新增確診人數大約在2月5日達到峰值，隨後下降。尤其是湖北以外的省市，新增確診人數從2月4日起持續下降，而湖北省內的情況則依然嚴峻。但到3月下旬，包括湖北在內的全國所有地區的新增確診數都已下降，增長主要來自海外的「倒灌」。
通過對焦慮、害怕和擔憂這三種人們面對風險時最常見的負面情緒的測量，我們發現，在兩期基線調查中，想到新冠病毒肺炎時，絕大多數人都出現了不同情緒的焦慮、害怕和擔憂。其中，表示比較焦慮或非常焦慮者佔2/3，比較害怕或非常害怕者佔六成上下，比較擔憂或非常擔憂者在七成以上。在疫情嚴重的2月份，表示不焦慮的比例明顯下降，而表示害怕的比例上升。但3月下旬的追訪則看到，受訪者的心理情緒有了明顯好轉，焦慮、害怕、擔憂的情緒降低至1/3左右。
從對同一批受訪者前後兩期調查的比較也可以看到在個體層面負面情緒的顯著改善：有將近2/3受訪者的焦慮、害怕、擔憂程度較之上一次訪問時已有所降低。
總體來說，在整個疫情期間，無論從新冠病毒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快速擴散的1月，還是在疫情最為嚴重的2月，受訪者對於疫情的總體態度仍以樂觀為主。不過在2月，對疫情感到悲觀的比例曾一度上升了7個百分點。而當國內疫情狙擊戰進入尾聲，伴隨人們對疫情關注頻率減少，以及焦慮、擔憂和害怕情緒的緩解，人們的樂觀比例升至86%，悲觀比例已跌至11%，低於1月下旬。
3. 疫情對家庭關係、工作與生活的多方面影響在3月下旬的追訪調查中，我們請受訪者評價迄今為止疫情對各自家庭關係、工作和生活的影響。
總體來說，多數受訪者認為疫情並沒有對他們的婚姻關係、親子關係帶來太多改變，但分別有27%、20%、30%的受訪者表示，疫情對他們與配偶/戀人的關係、與子女的關係、與父母的關係帶來的積極影響多於負面影響；但也分別有15%、6%、9%的受訪者認為疫情對上述關係帶來的負面影響多於積極影響。綜合比較可以發現，受訪者評價疫情對婚姻或戀愛關係、親子關係以積極影響為主的比例高於以負面影響為主的比例。此外，還有將近47%的人認為此次疫情給他們對待人生的態度或價值觀帶來的積極影響更多。
在評價疫情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上，
人們普遍認為負面影響多於積極影響。40%處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人評價疫情給他們的工作帶來的主要是消極影響，如果僅看就業人群，認為負面影響為主的比例也高達33%。
截至3月底，受訪的就業者中已有86%完全復工或者半復工、部分復工。在這個群體中，有六成人士使用網絡或電話會議、在線辦公、在線銷售等遠程辦公手段，但大部分人是偶爾使用。完全或大部分時候依靠遠程辦公的佔19%。
當被問及 「國內在恢復生產和控制疫情這兩個任務上，您認為哪一個任務在現階段應該更優先」時，僅有1/4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優先恢復生產，主流（佔3/4）則認為一切應該優先讓位於控制疫情。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受教育水平對受訪者的答案有明顯的影響——高學歷者中有43%支持應該優先復產復工，與支持優先疫情防控的高學歷者的比例相差相對不大；而低學歷者中則有高達80%認為應優先控制疫情。
在讀學生中，有39%的受訪者認為疫情給他們的學習帶來的主要是負面影響，但也有44%認為這些影響以積極的為主（見上圖「新冠疫情對各方面影響的評價」）。
上述疫情對工作、生活不同方面造成影響的認知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在評價與配偶的關係上，女性平均而言更傾向於認為疫情帶來了消極的影響，而男性則更傾向於認為疫情帶來了積極的影響更多。這可能與兩性的家庭分工有關，比如，疫情期間家庭成員在家的時間較多，女性需要花更多的時間照顧家庭成員的飲食起居。與子女關係上，雖然兩性均認為積極影響更多，但男性認為與子女關係的改善比例高於女性，很可能是男性因為疫情居家而有更多時間陪伴子女，所以親子感情升溫顯著。在與父母的關係上，女性認為積極影響的比例比男性高。不過在就業方面，女性認為疫情影響以負面為主的評價高於比例比男性高，這可能與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弱勢地位有關。疫情對女性工作穩定性和收入的衝擊可能更大。
疫情的影響在不同學歷層次者中也有顯著差異。總體來說，高學歷者在家庭關係上的改善，尤其是在與父母和子女的關係的改善上高於低學歷者。疫情對工作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僅影響低學歷者，也同樣影響高學歷者——至少兩者在主觀評價上相似。但是，
疫情對高學歷者既有生活方式的幹擾更為突出，對低學歷者則沒有太大影響。由於疫情防控的需要，高學歷者可能需要減少在外的就餐、聚會、出遊、運動等等，導致他們不得不調整一些生活或消費習慣。
為了遏制疫情蔓延，有些地方對出入城（或村）交通進行了限制（有人稱之為「封城」、「封村」）或對小區進行封閉式管理。58%的受訪者表示封閉式管理在出行和生活上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不便，13%的人表示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僅有不足三成的人表示封閉式管理對他們沒有太大的影響，或者其所在社區沒有採取封閉式管理。表示封閉式管理造成一些不便或很大不便的人，更傾向於評價疫情給他們的工作、生活方式帶來了負面影響，疫情對其與子女關係的改善影響也相對較小。
在疫情期間勸家人放棄聚餐或者戴口罩並沒有妨礙家庭關係，反而，有過此勸說行為的受訪者認為疫情給家庭關係帶來積極影響為主的比例更高。這很可能是由於勸說行為本身表達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心，一定程度上增進了家庭關係。不過，這也有可能反映的是，能夠主動勸說家人採取防疫行為的人在特殊時期維繫家庭關係上的能力更強。
最後，疫情對人們的衛生健康意識有一定的影響。三次調查都詢問了受訪者戴口罩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出門一定戴口罩的受訪者的比例明顯增加，即便是在3月下旬國內疫情基本受控的時候的階段，這個比例仍繼續增長，出門戴口罩的習慣似乎已經常態化，甚至變成了公共場所的社會規範。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接種流感疫苗的重視度有所提升。當被詢問去年是否接種了流感疫苗時，只有19%的人表示曾經接種，也就是說81%的人並未接種。而被問及今年他們是否有接種流感疫苗計劃時，則有高達37%的人明確表示今年將安排接種，決定不接種的比例下降至29.3%，另有三分之一表示還未想好。
受訪者中，31%為男性，69%為女性；89%為45歲以下的青年人，其中25歲以下者佔43%，45歲及以上的中老年人佔10%。鑑於網絡調查通常對中老年人、低學歷群體覆蓋不足，我們利用2015年1%人口抽樣數據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分布對每一期調查數據進行了加權，本報告匯報的均是加權後的統計結果。
[作者張春泥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和經緯系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 副教授。「公眾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認知和個體防疫行為」調查受北京大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攻關專項課題（人文社科類）」資助。本調研組主要成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張春泥、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教授和經緯、中國人民大學助理教授靳永愛、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駱為祥、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李汪洋、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周潔、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教授、主任謝宇。報告由調研組與澎湃新聞、調研家聯合發布。感謝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譚心怡、盛禾提供的助理工作。](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