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首都柏林東南角的瑪利亞娜廣場上，一棟不起眼的建築立面上粘著塊不起眼的招牌：芭芭拉阿姨。在其德語標識旁邊，寫著更醒目的波蘭語翻譯「Ciocia Basia」。
「芭芭拉阿姨」是柏林波蘭裔移民自發組織的婦女互助機構，成立於2015年。在今年10月22日波蘭憲法法院通過判決，幾乎剝奪了本國女性的墮胎權後，包括德國在內的眾多波蘭鄰國迎來跨國墮胎浪潮。「芭芭拉阿姨」在整個11月連續加班加點，諮詢電話絡繹不絕，電子郵件無法及時回復。
● 「芭芭拉阿姨」廣告 / 柏林Medical Students for Choise友情提供
波蘭涉及女性墮胎權利的法律《家庭計劃法》是歐盟各國中對生育自由權限制最多的法案。該法僅允許女性在下述三種情況下墮胎：妊娠對母親造成生命威脅或永久性健康傷害、因強暴亂倫等刑事犯罪原因受孕以及胎兒在醫學層面具有先天性缺陷。
可即便《家庭計劃法》這樣嚴格的法律，還是被波蘭憲法法院法官以11票對2票壓倒性判定違憲。
憲法法院在判決詞中強調，「胎兒因先天性缺陷而被允許墮胎」違背了波蘭憲法中保障生命平等權利之原則，因為所有的生命都應得到平等的機會，依據先天性缺陷或疾病對生命進行篩選，與納粹的優生學無異。
這意味著，即使是先天畸形或唐氏綜合症等基因疾病也無法成為終止妊娠的合法依據，波蘭婦女合法墮胎的條件又少了一個。
根據波蘭政府公布的數據，2019年波蘭全國共有1110起合法妊娠終止案例，其中98%（1074起）是因為胎兒有先天性疾病。
按照憲法法院的最新判決，波蘭全國每年合法墮胎案例將下降到30，這個數字對于波蘭這樣一個有著近4000萬人口的中等國家而言顯然並不正常。作為對比，人口總數為波蘭兩倍的德國2019年全年孕婦妊娠終止數量為100893例，相當于波蘭收緊墮胎條例之前的100倍、波蘭收緊墮胎法規之後的2900倍。
鑑於波蘭婦女前往德國、斯洛伐克等國「非法」墮胎的現象十分普遍，波蘭官方墮胎數據並沒有什麼參考意義。根據非政府組織「波蘭婦女家庭計劃促進會」估算，波蘭婦女每年實際的妊娠終止數量大約在15萬量級。
● 波蘭南部與警察對峙的反墮胎法抗議群體 / 網絡
儘管如此，判決還是在波蘭全國範圍內激起了大規模抗議活動。
10月22日當晚，數百名憤怒的抗議者無視新冠防疫條例，聚集在推動該法案的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PiS）黨魁Jaroslaw Kaczynski私人住宅門口，打著「這是我的子宮」、「你的法袍上沾染著鮮血」標語，並與警方爆發肢體衝突，最後被用催淚瓦斯驅散。
之後的10月23日、10月30日、11月6日以及11月13日，首都華沙、克拉科夫等各大城市均連續爆發了萬人以上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全波蘭婦女大罷工」為首的各遊行隊伍在每個周五晚間都會利用汽車遊行癱瘓華沙市中心交通。
根據波蘭媒體WNP的一份民調顯示，近半波蘭人希望維持1993年以來推行的墮胎條例不變，而28%的受訪者則希望進一步放開墮胎條件，僅有15%的受訪者希望推行嚴格的禁止墮胎令。雖然多數人不贊成收緊墮胎法律，但自由派勢力黨派林立力量過於分散，保守派卻能夠依靠天主教會加持通過法律與公正黨的聯盟釋放出更大的能量。
天主教會對墮胎權收緊十分滿意。波蘭主教協會主席兼波森大主教Stanislaw Gadeck在10月22日夜間第一時間對最高法院的判決表示歡迎，認為「這是一個跨時代的法律變更。此次的判決證明了『沒有生存意義的生命』這一概念本質上違背了法治民主國家的原則」，「每個有理智的人都清楚，因疾病而被剝奪生命權是多麼的野蠻。」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克拉科夫大主教Marek Jedraszewski。他在紀念前波蘭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活動中表示「法院展現了勇氣與正直。」
教會的保守立場引發部分民眾強烈反彈，Apostazja（退教）一詞衝上了波蘭語谷歌搜索排行前五位。而遊行民眾的批判對象除了在保守主義方向上越走越遠的法律與公正黨之外，還加入了天主教會。
● 2020年10月24日，在波蘭西部弗羅茨瓦夫的抗議活動中，人們在大主教宮殿的門口留下了衣架 / 網絡
遊行隊伍屢屢打出標語「我的子宮不是教堂」，並在教堂大門鐵柵欄掛滿晾衣架（20世紀墮胎普遍非法化的時期，大量婦女使用衣架刺破子宮的非科學方法墮胎，因此衣架往往被視為墮胎以及生育自由的象徵之一）。
波森、盧布林、弗羅茨瓦夫等城市的部分教堂門口還出現了大規模塗鴉以及辱罵神職人員案例。「全波蘭婦女大罷工」組織甚至公開呼籲婦女在教堂內部以及在禮拜儀式時舉行抗議，儘管這種舉動在宗教氣氛濃厚的波蘭可被依法判處兩年徒刑。
● 2020年10月28日華沙的聖十字教堂前 / 網絡
看到左翼民眾與教會的矛盾趨於白熱化，法律與公正黨黨魁Jaroslaw Kaczynski公開呼籲支持者保衛教堂，斥責有人組織策劃襲擊聖地。
在波蘭，宗教捲入憲法議題爭議並不令人意外。該國超過九成人口為天主教徒，教會是推動國家政治發展和民族認同的根基。
即便是在遙遠的中世紀時期，聖城琴斯特霍瓦的明山修道院就曾是抗擊瑞典入侵的大本營，克拉科夫的聖瑪麗亞大教堂目前也仍保留著預防蒙古騎兵入侵時的警報號角。在之後被鄰國多次瓜分的歷史時期，教會幾乎就是波蘭民族國家的影子政府。在奠定波蘭民族概念的《五三憲法》序言中，開頭直接使用「以三位一體的上帝之名」的表述。
即便是在蘇聯國力最為鼎盛的1979年，波蘭統一工人黨主席愛德華·蓋萊克也敢於公然違抗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對若望保祿二世的造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上世紀80年代，波蘭天主教會憑藉著波蘭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威望以及教宗的三次訪問，為華勒沙提供物質支持，協助團結工會奪取政權，推倒了東歐劇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在團結工會上臺之後進行休克療法的頭幾年裡，也是依靠若望保祿二世的多次調解，波蘭才順利度過艱難的轉型期。
結果就是，波蘭成了歐盟內部一個經濟上高度融入歐洲、思想上卻又極其保守的非典型性國家，教會與政治生活緊密相關的傳統保留至今。
如果說波蘭教會與更加世俗的年輕一代之間的潛在矛盾由來已久，那麼點燃這一火藥桶的無疑便是近年來不斷「玩火」的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
成功修憲收緊女性自主生育權後，該黨發言人Anita Czerwinska強調，政府不會置孕婦與（有缺陷）嬰孩於不顧，並「將在數周內建立特別委員會儘快起草新法案」，以為其提供充分的社會保障。不過，該黨2015年二次執政以來，一直嘗試通過立法對實施墮胎手術的醫護人員處以罰款。
而此次由114位法律與公正黨議員主導的墮胎權釋憲，被視為在7月大選以2%差距險勝反對派公民綱領黨後，穩固保守派基本盤的招數。公民綱領黨黨魁Borys Budka在接受當地電視臺TVN24採訪時就抨擊法律與公正黨為「懦夫和不負責任者，既沒有膽量將（修改《家庭計劃法》收緊墮胎權）提案直接訴諸於議會，還試圖在全國將精力集中於新冠疫情時發起另一場意識形態戰爭」。
目前，波蘭全國新冠累計確診病例已經突破75萬人，自從11月4日以來，該國每日新增確診已經連續兩周保持在2萬例以上，嚴峻的防疫形勢成為法律與公正黨驅散抗議人群的最佳理由，儘管左翼黨團副主席Marcelina Zawisza喊出了「如果他們認為疫情會阻擾我們（上街）的話，那就太不了解波蘭婦女了」這種明顯與抗疫條例衝突的宣言。
● 裹著床單的女人寫著「為女人而死」參加憲法法庭前的抗議 / EPA-EFE
波蘭婦女之所以敢於頂著新冠上街遊行，除了最高法院此次判決目前仍未正式生效之外，還因為2016年的街頭運動曾經大獲成功。當年10月，法律與公正黨就試圖藉助一項名為「停止墮胎」的公民提議起草一份完全禁止墮胎的法案，引發12萬人參加的「黑色抗議」。頂不住壓力的法律與公正黨最終讓步，眾議院在之後的二讀過程中以352票對58票的壓倒性優勢否決該草案，這也被視為法律與公正黨該執政期內最大的失敗之一。
此次連續數周的街頭抗議也確實達到了一定效果。在10月27日的眾議院會議中，法律與公正黨黨魁Jaroslaw Kaczynski面對反對派議員抨擊一度要求保安將部分議員架出大廳。波蘭總統杜達也在10月29日表態願意緊急立法以平息事態。根據杜達的提議，墮胎條件可以適當放寬到「醫學診斷胎兒在分娩後無法存活」，但是該黨在例如唐氏綜合症等非致命性的染色體問題上仍拒絕退讓。
不過，對於希望能夠合法終止妊娠的波蘭婦女而言，得益於歐盟這一人員自由流動大框架的存在，至少墮胎與生育自由的道路並未被完全堵死。
在波蘭最重要的鄰國德國，以「芭芭拉阿姨」、「pro familia」為代表的、擁有波蘭背景的互助組織正在努力地為不知所措的波蘭婦女提供一個B計劃。
在接受《每日鏡報》等德國媒體採訪時，在「芭芭拉阿姨」志願工作兩年有餘的Maria Owczarz坦言，該組織能夠提供的幫助僅包括幫助波蘭婦女預訂往返交通行程、預約醫院檔期、充當翻譯角色等事務性工作。具體到手術費用和術後康復等問題，「芭芭拉阿姨」們的援助十分有限。
即便如此，往返于波蘭德國之間的墮胎婦女數量依然迎來了一波小高潮。以往每個月前往柏林尋求「pro familia」墮胎諮詢和幫助的波蘭婦女數量大約僅為10人左右，如今這個數字已經翻了三倍，幾乎每天都有妊娠終止手術需要協調進行。
其實早在此次釋憲公布之前，波蘭婦女前往德國、斯洛伐克、立陶宛甚至烏克蘭進行墮胎就已經十分常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波蘭保守派政府的釋憲，更像是現代化和女性主義浪潮面前的掩耳盜鈴。（責編/權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