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70年來,國內外對韓戰的研究一直相當熱門。今天,儘管人們對於抗美援朝的成敗得失可以從多種視角來評價,但將其放在中國道路的歷程中去觀察,我們會發現,韓戰對於中國發展道路的影響是深遠的。
抗美援朝告訴中國人不能沒有原子彈
曾經擔任過第二炮兵司令員的李旭閣將軍,在2011年出版的《原子彈日記》一書中寫道:「在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性大決策中,堪稱中國大決策有三:一曰出兵朝鮮;二曰『兩彈一星』;三曰改革開放。它對中華民族歷史進程的影響將會長達百年,甚至更遠。」
這三大決策,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三個節點,其目標都是為了儘快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個決策是源於執行第一個決策的過程之中。也就是說,抗美援朝告訴中國人,我們要走自己的路,必須擁有以原子彈為其組成部分的核威懾力量。
從新中國成立開始,中國事實上已經在逐步向社會主義道路全面過渡。正當全國人民準備全身心地投入國家建設的時候,韓戰爆發了。在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威脅到中國國家安全的時候,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決定出兵朝鮮。
韓戰期間,美國曾多次對中國實行核訛詐。這促使中國下了最大的決心,一定要以舉國之力研製出原子彈,用核威懾護衛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過努力奮鬥,終於在1964年取得了成功。鄧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中國出兵朝鮮不久,美國的核訛詐就接踵而來。從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0年11月30日聲稱考慮使用原子彈,到麥克阿瑟威脅要向中國東北投放20至30顆原子彈,繼而在1951年4月派遣攜帶了核彈頭的B-29轟炸機進駐衝繩,還有艾森豪通過印度對中國進行嚴重的核威脅警告,等等。在一次又一次地破解了這種威脅的同時,中國有了更深層次的考慮,即要完全消除核訛詐,就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約翰·託蘭說得也頗為中肯:「杜魯門的原子彈威脅非但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擔憂,反被他當成了有用的工具。」
儘管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共就有了發展核武器的願望,但受到最強烈的觸動還是在爆發了韓戰以後。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戰爭爆發的第三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就發表聲明,除了出兵朝鮮的兩項內容外,還有一項:「我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這一條無疑是對中共乃至剛剛獲得解放的全體中國人的一個公然挑釁。朝鮮南北之間發生了內戰,美國對大力支持北朝鮮的蘇聯沒有什麼反應,而中國準備解放自己的國土臺灣,卻受到外人蠻橫無理的阻撓。這使得中共和廣大中國民眾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中國像蘇聯一樣強,中國就絕不會受這種窩囊氣。如果再把思路往前延伸,就會發現,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的1945年8月,美國率先研製成功了原子彈,使美國開始俯視蘇聯的軍事實力。到了1949年8月,蘇聯爆炸原子彈成功,美國又不得不平視蘇聯。到了韓戰,美國肆無忌憚地對中國進行一次又一次核訛詐。這無疑一次又一次地激發了中國人儘快擁有核武器的強烈願望。
1952年,韓戰還在進行,中國最高領導層開始籌劃原子彈研製。此後原子彈研製一直是中央最高層議事日程中的大事。
美國在覺察到中國在研製原子彈後,曾多次試圖聯合蘇聯共同行動,摧毀中國的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不但使美國失去了打擊的機會,而且使許多美國人對中國的實力開始刮目相看。當美國開始越南戰爭的時候,周恩來在1965年4月與外賓談話中,以1950年韓戰中國的警告為例,警告美國不得越過北緯十七度線,「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美國果然不敢越雷池一步。無怪乎後來有人說,如果韓戰爆發時中國就有了原子彈,美國也就不敢打過三八線了。
抗美援朝是中國道路上的重大推力
一個國家要走自己的道路,首先離不開政治獨立、經濟獨立和保衛國家的軍事能力這三個基本條件。儘快完善這三個基本條件,是新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廢除與外國籤訂的不平等條約是政治獨立道路上首先要解決的障礙。新中國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牽扯到蘇聯的問題必須要權衡利害、講究策略,因為這與經濟獨立的問題又是密切相關的,不得不兩者兼顧。中國革命的本質決定了新中國不可能指望西方大國在經濟上援助,爭取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在當時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毛澤東於1949年12月出訪蘇聯,經過兩個月以柔克剛的艱苦鬥爭,使得史達林「對待中國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政策」碰壁。其標誌是新籤訂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替代了史達林極不情願廢除的與國民黨當局籤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雅爾達協定》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款,也被中國方面「體面」地廢除。這就基本上解決了在中國的政治獨立道路上的一個棘手難題。
當我們談到抗美援朝的積極意義時,如果放到中國道路的視角下觀察,有兩點是絕不能小視的。一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敢於禦敵人於國門之外。這與日本侵華之初蔣介石政權一味忍讓,「暗中備戰」簡直有天壤之別。抗戰勝利,國內外很多人又把功勞記在蘇聯的出兵和美國的原子彈上。現在韓戰來了,蘇聯沒有出兵跡象,美國依然手握原子彈,但是站起來的中國就是有了自信,就是敢於硬碰硬,「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蘇聯)證明中國是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為了保護國家它將不惜使用武力」。二是中國毅然出兵使史達林相信中共並不是親美的,從而真正願意援助中國了。史達林之前長期不看好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勝利,他懷疑中共與美國之間可能有「貓膩」。中國的抗美援朝,使他消除了這個疑慮。對華援助也開始積極行動起來。這對於剛剛接下舊中國爛攤子的中國共產黨,無異於雪中送炭。因此,抗美援朝對新中國的政治獨立、經濟獨立和軍隊建設,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當然,後來中蘇關係的破裂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但由於全國人民的同心同德,特別是貫穿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精神的激勵,加上中國充分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以最快的速度,基本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中國敢於叫板蘇聯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底氣。
脫離了蘇聯的軌道,和美國的關係一時看不到緩和的跡象,中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走自己的路。雖然經歷了曲折,但是取得的成績「堪稱輝煌」。
當然,抗美援朝也使中國付出了重大的代價。但放在中國道路的視角下看,我們不難得出結論:毛澤東決定參戰是為了更大的目的:「使『新中國』經受戰火的考驗,徹底顛覆中國一貫軟弱和被動的形象。」「毛澤東的新思想主要貢獻不僅在於他的戰略思想,更在於藐視世界強權,敢於走自己路的堅強意志。」(基辛格:《論中國》)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兒島襄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在其《最寒冷的冬天Ⅳ:日本人眼中的韓戰》一書中寫道:「韓戰對二戰後亞洲的影響方面是中國顯出了強國的面目。對於共產主義陣營來說,中國開始處於能夠對抗蘇聯的地位。另外,參加停戰談判的北朝鮮和中國實質上已被國際所承認。」
抗美援朝使中國人增強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韓戰結束,國際社會對中國人刮目相看。自鴉片戰爭之後,外國列強不斷打入中國的歷史自此戛然而止。中國人終於找回百年國恥中丟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的確,抗美援朝的勝利讓中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的面前,這對美國、西歐國家和日本等國的衝擊尤其大。美國學者哈羅德.伊羅生所著的《美國的中國形象》指出:「中國軍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柔弱無力和無能的烏合之眾,然而在突然之間他們變成為強有力的危險敵人。」西歐國家的人此前長期輕視華人,韓戰以後,他們對華人的態度才變得禮貌起來。長期以來日本人對中國的蔑稱「支那」,也在新中國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後從日語中消失了。曾被美國嚇破了膽的日本人,此後對中國增添了幾分尊重。
抗美援朝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社會各界的民族自信,增強了對中國共產黨作為「領路人」角色的信心。對那些見多識廣而且對舊中國黑暗感受更深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如此。
出生於日本大阪的中國臺灣著名作家林海音,看到某些國人因為中國近百年的落後而以做中國人為恥,憂心不已。當聽到新中國出兵朝鮮的消息後,精神為之一振:「這是人類軍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中國人做到了!」梁漱溟是我國著名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有「中國最後一個大儒」之稱。1950年9月23日,毛澤東就抗美援朝問題專門派人徵求他的意見,梁認為中美雙方實力懸殊,不贊同出兵。但後來的事實使他信服了,他看到了新中國「在朝鮮剎了美國的威風」,終於感到「中國人揚眉吐氣」。被譽為「文學巨匠」的人民作家巴金,抗美援朝期間兩次奔赴朝鮮前線採訪,「每天我都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在推動我,有一種感情在激勵我,有一種愛在我心中燃燒」。回國後他寫出了許多宣傳抗美援朝精神的作品。他的名作《團圓》在1962年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激勵了一代代中國人為祖國的強盛而奮鬥。電影裡的插曲《英雄讚歌》傳唱至今。
因此可以看出,無論是梁漱溟、巴金這樣的知識分子,還是普通的中國民眾,凡是經歷過共和國那段艱難困苦而又激情燃燒歲月的人們,他們對中國道路都充滿了信心。而在鑄成這個信心的過程中,抗美援朝所起的作用,無疑是十分重大的。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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