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科技發展的過程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監管政策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監管是市場發展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一定與監管智慧相關，必須一起發展。中國有今天的形勢，實際上監管非常不容易，因為必須在鼓勵創新實踐、助益經濟發展以及防範風險之間尋找一個平衡。」羅漢堂秘書長陳龍12月12日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表示。
陳龍表示，中國絕大部分成人都在使用行動支付了。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相互支持，螺旋上升發展，成為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一個亮點，也正在構成未來的雙循環，就是消費和技術驅動提供產業升級的重要支柱，也會在中國的全球競爭當中發揮作用。
陳龍認為，金融的現狀與發展趨勢應該叫開放金融，金融跟科技開放融合。在中國的數位技術滲透率越來越高和普及的過程中，金融的開放融合也越來也深入。
對於金融與科技的關係，陳龍強調：「不應該把金融、科技對立起來，實際上每一輪技術革命都是產業跟技術結合，如今的數位技術也是如此。比如說蘋果、谷歌、百度、亞馬遜、淘寶、京東、滴滴，他們到底是科技公司還是產業公司？他們是運用數位技術為產業服務的。是不是科技公司，取決於科技是否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用微軟CEO的話來說，未來每一個公司都是科技公司。」
因此，陳龍提出，數位技術正在改變每一個產業的協同方式和效率。金融當然需要監管，社會可以討論和探索的不是要不要被監管，而是討論怎麼樣監管，監管的本質是什麼，這個金融跟技術是應該一起討論的。
以下為發言實錄：
我有一個觀點，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如果能長期健康發展，一定跟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支持分不開。所以我想在中國的過去幾十年中，銀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講我的觀點之前，我需要申明，首先，我不代表一個企業，我只代表自己發言，我來這裡跟三位最好的銀行家討論的，應該是金融科技的現在和未來。其次，我希望我講的每個觀點，都是基於事實，而非我的主觀意願。
第一，今天既然我們討論金融科技，我們首先應該為中國的金融科技定調。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是，中國的數字金融發展應該說處於世界的前列。世界各國這樣的文章和報導很多。
我記得大概兩年前，《經濟學人》有過一篇文章，專門講中國的金融科技。其中提到，上一次中國金融被世界記住的時候是算盤，這次是金融科技。對於一個不是以金融體系發達而著稱的國家，這算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成績。我也身兼IMF的金融科技高級顧問，並跟很多全球機構包括國際清算銀行討論過，對中國金融科技發展的共識是廣泛存在的。
我們和大部分國家的差別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我過去每年都去美國參加他們的金融科技討論，發現很多人討論的區塊鏈，也就是還總體沒有規模化發生的未來。而中國在過去十年中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沒有足夠被關注的，大概在2009年的時候中國的網絡消費只佔了零售消費1%左右，而到去年已經超過了25%，也就是說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了一個宏觀現象，中國經濟不但越來越被消費驅動，而且是數位技術驅動的消費方式。
中國絕大部分成人都在使用行動支付了。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相互支持，螺旋上升發展，成為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一個亮點，也正在構成未來的雙循環，就是消費和技術驅動提供產業升級的重要支柱，也會在中國的全球競爭當中發揮作用。我們不應該低估中國金融科技取得的成績。
第二，當絕大部分成人很方便地使用行動支付，當數字金融越來普及的的時候，一定是因為數位技術解決了一些金融的核心挑戰。在我看來，金融自古以來就是兩個大的挑戰，第一個是因為信息不對稱，信息成本高，非常難規模化，剛才秦曉老師談到了這個問題，自古以來絕大部分的個人和小微企業得不到金融的支持和服務。此外，也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信息，很多時候金融是空轉，花很多時間討論套利和賺錢，和實體經濟相對分離。剛才講到的尤努斯教授和格萊珉銀行，非常值得尊重，但是很難規模化，因為信息成本太高了，這是金融的本質挑戰。
所以我覺得中國數字金融如此普及，至少是因為解決了三個方面問題。首先，隨著經濟本事的數位化，緩解了信息不對稱，讓小微企業和消費者獲得了數字金融的可能性；其次，信息數位化幫助構建了一個可以做風險甄別的信任機制，前面大家提到了現在很多借貸暴雷、信用評級失靈的現象，突出反映了我們需要真正的有市場競爭力的信用體系；第三，數位技術結合數據帶來了實時的風控能力。原來美聯儲的主席伯南克在總結金融危機的教訓時講到，我們回頭看金融實際上需要三種科學能力，第一就是和經濟學相關的風險甄別能力，第二是機制設計的能力，第三是管理的能力，即實時管理風控的能力。後兩者在金融危機期間是失靈的。
今天因為有了實時數據，所以金融風控能力有了比較大的提升，從而緩解了金融的本質問題，一個是知道實體經濟的需求來自於什麼地方，能夠提供及時的服務，一個因為數據是相對真實實時的，能夠做好實時的風控。因為這個能力，風險甄別、風控模型調整、以及金融產品調整都可以實時進行，多頭實施，這在以往是很難想像的。所以今天的金融跟實體經濟和實時數據結合，提升了可持續的金融能力。
我講兩個具體的證據。首先，支付行業裡面有一個標準叫資金損失率。我記得中國傳統的卡資損率是約萬分之二的水平，而現在行動支付的損失率低於百萬分之一。所以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人因為使用行動支付資金受到損失，因為概率太低了。不是說只有第三方支付能這樣，銀行的行動支付也做得更好了，就是因為現在的數據維度不一樣了而且實時，我們知道誰在支付，他的帳戶裡面，手機裡面有沒有足夠的錢，他是不是在一個正常狀態做支付，所以風控能力有了一個本質性的提升。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乞丐也可以用二維碼討錢，風控能力帶來了金融的平民化。
其次，小微企業最大的難點是沒有抵押品。金融借貸幾千年來大部分情況下都需要抵押品，因為沒有信息，所以使用抵押品。我不認識你不懂你，但是如果你押一百塊錢，我借給你五十塊錢。但是今天，因為數位技術，可以讓很多小微企業和個人，在沒有抵押品的情況下獲得金融支持。用諾貝爾經濟學家Holmstrom教授，也是羅漢堂的一個學委的話來說，信息是數字時代的抵押品。金融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但是能力和可獲得性改變了。
第三，不應該把金融、科技對立起來，實際上每一輪技術革命都是產業跟技術結合，如今的數位技術也是如此。比如說蘋果、谷歌、百度、亞馬遜、淘寶、京東、滴滴，他們到底是科技公司還是產業公司？他們是運用數位技術為產業服務的。是不是科技公司，取決於科技是否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用微軟CEO的話來說，未來每一個公司都是科技公司。
第四，我認為金融的現狀和發展的趨勢應該叫開放金融。開放銀行的概念是歐洲人提出來的，歐洲監管者的初衷，是希望銀行更加開放給金融科技。而在中國，由於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滲透率更高了，更加普及了，實際上金融已經處於相對開放的狀態了。
舉一個例子，美國有一個信用評分叫FICO，美國95%的人都有，絕大部分的銀行都是用這個信用評分，這就是一個基於數據的風險甄別的能力，銀行可以用來為新用戶提供獲得金融的機會。我認為就像將來的商業是開放商業，將來的金融也會是開放金融。不同機構導能力很不同，他們應該是互補的，可以合力服務好客戶。
第五，回到今天的話題就是監管和金融科技。在中國開放的數字金融的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監管政策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監管是市場發展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一定與我們的監管智慧相關，必須一起發展。中國有今天的成績，監管非常不容易，因為必須在鼓勵創新實施、助益經濟發展以及防範風險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2004年已經有第三方支付的出現，央行一直給與指導，但是出臺和完善正式的第三方支付管理條例大概是在2011年-2012年，經歷了一個很長的嘗試階段，這個寶貴的創新空間，帶來了中國數字經濟、數字金融的繁榮，我覺得他們是功不可沒的。
金融的本質是不變的，但是金融的能力是可以改變的，它的做法和協同方式也可以改變。可以說，金融科技的未來實際上是屬於大家的，它屬於每一個金融消費者，每一個有真實金融需求的人和企業，每一個服務金融的機構，也屬於我們的監管方。這是我們一起討論的意義。
主持人：本身從很多角度分析了科技公司觀點，下面我想問一個問題先請陳龍跟秦曉回答一下，假設你們代表科技公司的背景，你現在變成監管者了，科技公司做金融，可以舉出來三個地方你們應該受到監管的？
陳龍：我們不需要討論有沒有風險要不要監管。金融的本質是不變的，過去每次出事都是這樣幾個事，第一是融資者往往信息不對稱；第二，投資者經常貪婪短視，包括我的媽媽，已經八十多歲了，但是聽說回報率很高可能就會義無反顧的衝進去；第三，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問題，因為金融風險的發生是滯後的。中介在賣金融產品的時候，可能真心覺得沒有風險。
過去上百年整個金融監管體系的演變，都是針對這三種角色可能出現的問題，我不認為這個在今天有任何改變。所以金融當然是需要監管的。這個並不是現在才說的，在過去幾年中，我從來沒有熱情地支持過P2P，因為覺得是有風險的。我特別支持創業者，也希望大家得到普惠金融，但是不能違反金融的邏輯。我們要圍繞著風險本質監管，圍繞功能去監管，但不見得只能局限於原有的機構形態。數位技術正在改變金融服務的協同方式，所以希望各方一起坐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監管方式。要討論的不是要不要監管，而是討論如何監管，監管的本質是什麼，這個金融跟技術是可以一起討論的。
陳龍：怎麼樣監管需要很大智慧。這裡各位都是最好的銀行家，金融本質上必然有風險和不定性。金融不是為了消滅風險，而是為了找一個合理的機制，讓合適的人承擔和駕馭風險。舉一個例子，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在1934年推出了一個金融分業法案，就是覺得混業可能出事，後來到1990年，美國把幾個法案廢除了。因為在半個世紀中，美國的銀行受到限制，整個行業都落後了，全世界前十名的銀行已經沒有美國的銀行了，而且沒有證據表明分開更加安全。然後金融危機以後，有的部分又被要求分離。如何隔離、如何分、如何合實際上是一個藝術。
陳龍：對於金融風險的周期性我補一點證據。其實中國的金融科技已經經歷過好幾個系統性的衝擊了。大家還記得幾年以前的現金貸嗎？當時一批打著金融科技名字的機構處理，貸款年化利率超過100%，貸款違約率超過50%，那批基本上死掉了。再舉一個P2P的例子，中國的P2P也基本沒有了，當時這些企業也是說能夠基於技術和數據做風控的。還有今年的因為新冠病毒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所以實際上中國已經經歷了幾次波及行業和商業的衝擊，在這個裡面不同機構的風控能力表現差別非常大。
陳龍：過去幾百年的科技史就是一部焦慮的歷史。技術在在改變人類命運同時，也帶來很多焦慮，這不奇怪。我覺得我們一個方面要擁抱科技，因為它真的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東西，但同時我們也要防範風險和負面的東西。我們不能忘記我們初心，尤其這次的數字革命，帶來了一個非常大的普惠的力量，可以讓很多的人受益，大家手機都普及了，使用金融科技產品最早最多的人並不是最富有的人，我們要記住這個普惠的力量，我們要關注不均，要推動整個社會一起繁榮，守住普惠增長的初心。此外，我們也要擁抱監管，要聽這些銀行家給我們的智慧。我非常贊同我們一起去討論，只有這樣，所有人才能受益。降低擁抱技術的成本應該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2020三亞·財經國際論壇由《財經》雜誌、財經網、《財經智庫》、《證券市場周刊》聯合主辦，於2020年12月11-12日在中國海南舉行，論壇主題「後疫情時代的應對與抉擇」。
（嘉賓觀點據現場發言整理，未經發言人本人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