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美先生在一次接受國外記者的訪問時曾表示: 「我的哲學品格，在儒家的家學傳統中形成；我的哲學秉性，受到道家精神的陶冶；我的哲學靈感，來自佛學的啟示；我的哲學方法，則經由西方哲學訓練而來.」
方先生的這一表述，很形象地總結了他廣大和諧，兼容並包的哲學意趣和精神價值. 這一精神價值，貫穿了方東美先生的整個學術生涯.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隨著國際安全局勢的變遷和區域戰爭的升級，「文明衝突論」日漸成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 「文明衝突」論者們認為，文化的差異是根深蒂固、難以消融的，心存「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念，是人類的天性；而日益變小的世界，會讓不同文化的接觸和互動變得頻繁，進而導致無休止的摩擦和衝突. 提出「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教授（美國政治學家 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 著有「Clash of Civilizations」）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是人類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因此，文明的衝突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內容,也將是今後世界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 亨廷頓認為，距西方最為遙遠的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有可能聯合起來向西方的利益和價值觀提出挑戰.
如果說，「文明衝突論」者著眼於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立和衝突的一面，那麼，人類歷史上「兼容並包」的精神價值則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共生和互補. 作為來自儒家文明的發源地、並將北美視為第二故鄉的華人移民群體，我們對文化差異和由此形成的衝突、反叛也好，融匯、調適也罷，內心深處都有某種天然的敏銳和獨特的省思.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歐洲的中心逐漸由地中海轉移到了大西洋沿岸. 我想，後世的人類文化學者在回顧世界重心從大西洋移至到太平洋，「中美國」（Chinamerica）時代開始成形的這段歷史時，也許會對處在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間的在美華人之集體心理和社區形態表現出濃厚的研究興趣.
在華盛頓的華人社區中，有許多學貫中西、德高望重之士，潛心研讀哲學、宗教、政治思想、歷史和中西文化典籍，試圖從歷史和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審視、思考當今社會所面臨的文化困境和價值難題，為闡揚中西先哲思想、光大人文精神而耕耘播種. 我有幸認識的陳一川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愛智者. 而陳一川先生的恩師，著名哲學家方東美先生，畢一生的精力和才情，力圖從文化的源頭，打通中西文明的思想脈絡，在當代中國哲學史上書寫了雍容廣博的華麗篇章.
方東美先生在一次接受國外記者的訪問時曾表示： 「I am a Confucian by family tradition; a Taoist by temperament; a Buddhist by religious inspiration; moreover, I am a Westerner by training.」 大致可以翻譯如下：我的哲學品格，在儒家的家學傳統中形成；我的哲學秉性，受到道家精神的陶冶；我的哲學靈感，來自佛學的啟示；我的哲學方法，則經由西方哲學訓練而來. 方先生的這一表述，很形象地總結了他廣大和諧，兼容並包的哲學意趣和精神價值. 這一精神價值，貫穿了方東美先生的整個學術生涯. 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方東美教授的著述和思想，過去幾十年裡在中國大陸鮮為人知，甚至許多主修哲學史和思想史的學者對他也不熟悉. 同陳一川先生結識後的幾次長談，激起了我了解方東美哲學思想的強烈願望.
方東美先生1899年出生於安徽桐城，是明末清初大學問家方以智和桐城派始祖方苞的後人. 方以智家學淵源深厚，博採眾長，主張儒、釋、道三教歸一. 一生著述四百餘萬言，雖多有散佚，存世的數十種作品仍內容廣博，涵蓋文、史、哲、地、醫藥、及物理等，為明代著名哲學家、科學家；方苞為清代大散文家，桐城派散文的創始人. 方東美先生受家庭傳統影響，逐漸形成兼收並蓄、博採眾長的寬廣心胸、恢宏智量、哲學慧思和審美情懷. 方東美先生曾先後就讀於安徽桐城中學與南京金陵大學. 1921年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歐美哲學. 完成博士論文後，應武漢大學之聘，於1924年束裝返國任教. 先後在東南大學、南京中央大學、重慶沙坪垻中央大學、臺灣大學、及輔仁大學等學府任教五十三年. 其間曾多次應邀赴美講學，並數度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東西哲學和文化會議，從根本要義上向國際學界闡述並發揚中國文化中所蘊涵的精神價值.
方東美先生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的一位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大學問家. 他畢生致力於圓融佛儒道，會通中西哲學與文化，構築以生命為本體，兼容並包的哲學流派. 他的代表作有：《生命情調與美感》、《生命悲劇之二重奏》、《科學哲學與人生》、《中國人生哲學概要》、《哲學三慧》、《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及《黑格爾哲學之當前難題與歷史背景》等. 方先生全集共計十三卷，於2005年由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同時，方先生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全集中的《堅白精舍詩集》，將方東美先生數十年親筆寫就的詩詞一千餘首，影印結集出版，更使他享有「詩人哲學家」之美譽. 另一位著名哲人馬一浮先生和方先生的摯友朱光潛先生都對方先生的詩詞造詣十分推崇. 方東美「詩哲相兼」的精神氣度，情理交融的著述風格，「講學中外，五十三年，沿聖垂文，四百萬言」，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寶貴的人文遺產，並享有「中國之桑塔雅那」之美稱. （George Santayana 1863 – 1952，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哲學界公認的「詩哲」）
對恩師方東美教授特立獨行的人格、精深而廣博的哲思和高尚的精神境界，陳一川先生非常推崇. 他指出：晚清的中國面臨「三千年未遇之變局」，鴉片戰爭後，不少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西方文化大舉壓境，心態呈自傲（Superiority）和自卑（Inferiority）兩極分化：或高談心性，或主張全盤西化，議論紛起，難免對立爭鋒，進退失據. 方東美先生所處的年代，中國的思想界曾有過多次東西方文化論戰，但方先生不加入文化與學派論爭，也不輕易做出如何取捨的表態. 方先生認為，在作分析綜合時，要心量廣大. 他有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如果要戴有色眼鏡，也要多帶幾副」. 方東美先生認為，如果心量狹隘，個人的求知過程以及對古今中外人類價值內涵的體認，就難免會有所偏差.
作為一代哲人和思想家，方東美同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都有過交往，包括李大釗和毛澤東. 李大釗等人於1918年聯合各方的青年有志之士組織起一個學術性的政治團體 -「少年中國學會」. 方東美先生於1919年11月初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為南京「少中」分會發起人之一. 「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還有四條信約: (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 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由李大釗任主編. 1920年，「少中」會另創《少年世界》月刊，由南京分會編輯，方先生任該刊總編輯. 「少年中國學會」散布於國內各大城市，後來雖然因為會員的政治立場、觀點不同最終走向分裂，但在當時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起了很大的聯繫和推動作用. 方東美一生從未參加過任何黨派，然而他與「少中」卻情誼深厚，結下不解之緣.
一九七0年三月，方東美先生(左二)與陳一川先生的母親陳陸曼雯女士(左一)和餘筱薇女士的父母汪銘竹先生、餘俊珠女士合影於陳一川先生、餘筱薇女士的婚宴上。
1964年，方先生應邀到美國講學. 那時陳一川先生正在輔仁大學就讀哲學研究所. 方先生和方師母讓寄住宿舍的陳一川住到他們家中，在他們訪美期間照看住房、小狗，代領薪俸等，並允許他的學生閱讀他們的藏書. 當時，陳一川先生就睡在方先生的書房兼臥房. 有一天晚上，他不經意翻到一本小冊子，發現居然是早年「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錄. 會員按姓名筆劃排列，第一頁就是王光祈、方東美、毛澤東與田漢等名字. 據方先生後來回憶道，1920年元月，毛澤東經王光祈引薦正式加入「少中」.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參加過兩個社團的活動，一是長沙的「新民學會」，另一個就是「少年中國學會」. 他雖然不是「少中」的骨幹，但因此得以結識了當時中國最具理想、引領風潮的一代青年英才. 這些人包括後來成為中共領袖人物的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張聞天等人.
方東美與毛澤東結識於「少年中國學會」草創初期. 據記載，那年毛澤東孤身行至金陵古城，訪古攬勝，順便到南京「少中」分會參訪，受到熱情接待. 當時毛澤東年長大家六、七歲，故會友都以「毛大哥」稱之. 「少中」會友歡聚一堂，高談闊論，唯獨毛澤東在座沉思寡言. 大家想到他從師範畢業，並無更高學歷，本著一番少年壯志和熱情，紛紛勸他進北京大學深造. 於是，這些南京「少中」會友熱心幫忙，慷慨解囊，贈送車資盤纏，把「毛大哥」一路送到火車站. 毛澤東到北京以後，由於經濟原因而無力入學，經人介紹進了北大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 在圖書館中他遇到了「少中」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 經過李大釗引薦，兩年後他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吸納，後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革命的不歸路.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雖然日程安排非常緊湊，但他還是專門宴請了在渝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由此可見「少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剛會面時，方東美只輕輕一句桐城方音：「這不是當年在南京時的毛大哥嗎？」全場「少中」故人紛紛響應，使原本顯得有些拘謹、隔閡的氣氛頓為改觀. 晚年的方東美先生曾多次為「少年中國學會」內部後來因政治路線之爭，使純粹學術研究和思想自由氣氛完全喪失而惋惜不已.
近年來，大陸學界也陸續出版了方東美先生的著作. 北京大學出版社在他們出版的方先生文集《生生之美》的後記中，將方東美先生的美學造詣，同朱光潛、宗白華兩位美學泰鬥相提並論. 另外，有學者在文章中將方東美先生「歸類」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對此，陳一川表示，方先生主張「總攝受」的審美情懷和治學方法，強調廣大和諧，兼容並包的精神價值. 如果用「新儒家」來概括方先生的思想，陳先生認為是對方東美先生審美旨趣和博大胸襟的一種規約，並沒有反映出方東美先生的哲學旨趣和精神內涵.
國學造詣深厚的方東美先生，經常強調並實踐「總攝受」的審美情懷和治學方法. 方先生進入金陵大學後，開始鍾情於西方哲學流派中的一些思想. 赴美後，在威斯康辛大學研習英美「新實在論」，又曾專程赴俄亥俄州立大學（當時美國研究黑格爾哲學的重鎮）研究黑格爾哲學. 在美國的留學經歷，讓方先生更熟知西方的哲思邏輯，並為他奠下了用英語嫻熟圓融地向西方人士闡述中國哲學思想與傳統的功力. 對方先生影響最大的近代西方哲人當屬帕格森（法國哲學家Henri Bergson， 1859-1941）和懷特海(英國數學家、哲學家Alfred Ｎ．Whitehead，１８６１－１９４７)兩位生命哲學家. 方東美認為，帕格森和懷特海對生命本質和宇宙精神的體認，與東方的生命思想有十分相似之處，甚至，與中國哲學思想的源頭-《周易》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 認定生命的本質在於創造，她的運動永不停息，無限向上，指向至善，以達至「天人合德」. 方先生致力的是，在世界文化的「大化流行」中，找到東方傳統與價值觀的不斷激活、不斷光大之路徑.
陳一川先生表示：文化現象如此，人生亦復如此. 作為有精神能量的人，儘可能發揮人的潛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邁向最高的統匯，即「向上一路」，撥雲見日，見到精神的太陽，進入「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的崇高境界. 如果人類世界沒有這樣由交融互攝(Inter-Penetration),交光相網(Inter-Reflection)而產生向上提升的能量，根據熱力學的第二定律，人類社會只會像物質世界一樣相互虛耗，向下沉淪. 秉承方東美教授哲學思想和美學理念的陳一川先生堅信，人類精神世界的這種向上提升的力量，賦予生命以意義，讓宇宙更光明，讓世界更具崇高的精神性.
行文至此，我忽然心生奇想：如果方東美和亨廷頓這兩位東西方思想家在天堂相遇時，天上之道和人間智慧，又將會有怎樣的一番交流和審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