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裡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
色情是一種精明的膽量和自由的形式嗎？但是，如果沒有塞西爾的單純和貞潔，何以有瓦爾蒙（在法國作家拉克洛Laclos，1741-1803]的心理小說《危險的關係》中，瓦爾蒙同梅爾特伊夫人勾結，凌辱受害者塞西爾以達到淫樂目的——譯註）？如果沒有善良的感情，何以有邪惡的感情？凌辱的快樂必須以成見和單純為前提，甚至在凌辱者那裡，凌辱的快樂可能也必須以成見和單純，以及梅爾特伊夫人和瓦爾蒙在他們之間形成的惡意的合作為前提，在書的末尾，人們以為，梅爾特伊夫人之所以接受瓦爾蒙，只是因為瓦爾蒙對她來說是重要的。只有當有一種惡(Mal)和一種善(Bien)時，才有惡之花，只有當有一種對上帝要求，才有一種對撒旦的要求。某種色情必須以所有的傳統關係為前提，卻沒有接受它們的膽量，也沒有與之決裂的膽量。在這裡，淫蕩者是一個暱稱。
超現實主義的色情應單獨加以討論。它與凌辱的快樂完全是另一回事。這是重新回到最初的統一性，重新回到現在，是愛情和欲望的無差別，正如不由自主的筆跡是對一種非控制的和與其意義無區別的言語的要求。但是，超現實主義者很快認識到，任何不由自主的筆跡都沒有這種力量：音節的言語失去作用，能繼續存在下去的言語並不都在我們的喉嚨中作好準備，它們是通過生活和說話的嘗試醞釀而成的。有一種超現實主義，它在已構成世界的解體中尋找初始狀態的奇蹟。最終說來，這是滑稽和愚弄藝術。繼續存在的超現實主義不滿足於打破習慣世界，它還用習慣世界的碎片組成另一個世界。除了自愛，支配的快樂，淫蕩的快樂，還要有瘋狂的愛。
思廬哲學編輯，慧田別偷了。
凌辱的色情極度依附於它為了成為一種自由的形式而否定的東西。它並非始終是靈魂力量的符號。我認識一位作家，他僅僅談論血腥和破壞，當人們問他在殺人後他有什麼感覺時，他回答說，他畢竟沒有殺過人，假如他殺了人，他肯定會有「掉進一個洞裡」的感覺。我們的性虐待狂者通常是憨厚的。薩德（Sade）的書信表明，他在輿論面前喜歡訴苦並且是害羞的。拉克洛和薩德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都沒有起到路西法（Lucifer）的作用。相反，人們從列寧和託洛茨基的個人生活中了解到的東西表明，他們是古典式人物。馬克思主義對性慾看法的單純和樂觀主義與淫蕩沒有大的關係。革命的冒險是在比薩德的舞臺更寬敞的舞臺上演出的，列寧更像黎塞留，而不是薩德。
我們看到，我們的好色之徒始終手裡拿著筆：色情的信仰也許是一個文學事實。文學的本質是使讀者相信人們能在人身上和人在專注狀態下體驗到的東西中找到其作品留給人們去猜測的不尋常內容。這不是真實的：一切都在那裡，在書裡或至少在最好的書裡。公眾更希望作家——作為一種未知物種——能具有某些包含一切東西的感情，如同黑色聖事的感情。色情作家把賭注押在這種傳奇上(使人相信它，因為在許多人身上，性是通向離奇事物的惟一道路)。但是，在作品和體驗之間有一種鏡子的作用。許多色情的東西是寫在紙上的。非色情的、更坦率的、更有膽量的作家並不逃避他們的工作：在獨自一人和沒有同謀者的情況下改變符號世界。
思廬哲學編輯，慧田別偷了。
至於哲學家，像康德那樣極其偉大的哲學家被認為與色情相去甚遠。原則上，既然哲學家試圖理解這一切，他們如何能留在薩德或瑪索赫(Masoch)的迷宮裡？事實上，和所有的人一樣，他們也在這個迷宮裡，只是他們想離開這個迷宮。和忒修斯一樣，他們也帶著阿里阿德涅的線團。作家也一樣，他們的觀察自由不能與他們感受到的暴力作比較，有時，一塊蠟能使他們學到有形世界上的許多東西。人的生活不是在一個惟一的領域中展開：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有回聲，有交流，但是，不正視情慾的人正視歷史，以普通方式思考的人在道德方面是不受拘束的，其思想排斥所有事物的人表面上和所有人一樣生活著。
(1954年10月)
作者：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來源：《符號》，梅洛-龐蒂著，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