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約國暴怒了。它們將布爾什維克的行為視為一種背叛。俄國對他們的國民的革命宣傳也未能緩和協約國對這一新政權的態度。俄國領袖期待一場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的工人革命。這給協約國對俄國的一系列軍事「幹涉」賦予了一個新的維度,這些軍事「幹涉」開始於1918年8月英軍在阿爾漢格爾斯克港的登陸和日本在西伯利亞的挺進。其最初的目的是戰略性的,為了阻止德國趁機結束東線作戰,但是這一行動很快被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和全體布爾什維克解讀為反共產主義的徵服運動。
更為糟糕的是,他們捲入了內戰,這對新政權來說的確是個嚴峻的考驗。即使是沒有列寧及其同僚藉以觀察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滲入,這些事件似乎也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腐蝕新俄國與其原盟國的關係;在馬克思主義話語中,這意味著一個必需的、不可預知的、不能根除的敵意的實證。
他們的記憶長久地紮根於蘇維埃的理念中。這也有助於說明俄國革命返回到專制政府的原因。作為舊秩序的修補者和地主階級的保護人,他們對入侵者的恐懼,加上俄國的專制和警察恐怖主義傳統,扼殺了新政權自由主義化的任何可能性。
布爾什維克堅信革命即將在歐洲其他地方發生,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在關鍵的地方是錯誤的。戰爭的最後一年,歐洲革命的可能性的確開始清晰顯現,但是是以民族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的形式。協約國自己形成了(部分是被布爾什維克所激起的)一個革命的策略。1917年底的軍事形勢對它們來說是黯淡的。很明顯它們將要在春天面臨德軍對法國的攻擊,而且沒有俄國作為盟友來幫助分散敵人的力量。
同樣,距大批美國軍隊到達法國予以支援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呼籲顛覆奧匈帝國的民族主義潛在勢力看來很有吸引力;革命也成為協約國的一種策略。在美國眼中,這有助於進一步強調協約國在意識領域的地位,因為此時他們已不再與集權國家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額外的好處。相應地,1918年宣傳直指奧匈帝國的軍隊,對捷克和南斯拉夫流亡中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資助也在進行中。
其結果是,民族感情再度覺醒,加上最終使得協約國在德國投降前獲勝的巴爾幹戰爭的聯合作用,二元王朝逐漸瓦解。這是舊歐洲的第二場重大的革命。接鄰烏拉爾、波羅的海和多瑙河平原的整個地區,其政治結構在這時遭到了質疑,而這是之前幾個世紀都沒有的。甚至一支波蘭的國家軍隊也重新出現,德國對其進行資助以作為對抗俄國的武器,同時,美國總統宣布一個獨立的波蘭是協約國締結和約的必要條件。
1914年東歐和中歐的所有政治必然性似乎都被放入了熔爐之中。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奧斯曼帝國的未來也已經成為問題的主題。青年土耳其黨充滿了樂觀主義,德國在君士坦丁堡的軍事和外交影響是長期而潛移默化的,1914年9月幾艘德軍戰艦出乎奧斯曼帝國意料地到達黑海海峽,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加入了戰爭。在其戰艦轟炸了俄國港口的幾周之後,協約國對奧斯曼帝國宣戰。直至英國參戰,其支持奧斯曼帝國反對俄國的歷史殘留也消失了。英法背離了將近一個半世紀的外交政策,它們與俄國籤訂了秘密協定,承認其在和平時期應佔據君士坦丁堡。對奧斯曼帝國來說,另一個嚴酷的後果緊隨其後。
雖然協約的達成和在摩洛哥的勝利消除了法國對埃及的虎視眈眈,但是,法國的愛國主義者傾向於重新建立法國在黎凡特地區傳統的特殊地位。一些狂熱者幼稚地玩弄著召喚聖路易和十字軍的把戲,這並沒有多大意義,但是無可否認,法國政府宣布對奧斯曼領地天主教的特殊保護已經長達一個世紀左右,尤其是對敘利亞(拿破崙三世在1860年向該地派駐了一支軍隊)這一能夠激起一些法國人熱情並充當外交槓桿的地方。
當時的文化影響通過黎凡特地區法語的廣泛使用和法國資本的大量投資表現出來,而這些同樣尚未引起重視。然而,1914年土耳其在歐洲之外的主要軍事對手可能是高加索地區的俄國和西奈沙漠的英國。人們很快就清楚蘇伊士運河並沒有受到奧斯曼軍隊的威脅。但是,接下來的事情暗示著其他新的因素將進入到這一平衡中。
它們意味著整個近東地區的變革。1914年底,一支印英聯軍在巴斯拉登陸,以保衛來自波斯的石油供應(這時的皇家海軍的新建船隻都是用石油燃料發動的),這是這一地區歷史命運中石油和政治相互作用的開端,其全部意義直到奧斯曼帝國滅亡之後才能顯現出來。另一個新的因素是英國決定對阿拉伯民族主義,或者可能被認為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東西加以利用。隨著歐洲的戰爭越來越血腥但卻始終無果,打擊德國盟友的計劃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歐洲人在1915年試圖通過海陸聯合作戰威脅達達尼爾海峽,希望佔領君士坦丁堡並打開一條通向俄國的新道路,但最終陷入泥潭。
贏得阿拉伯盟友的行動受到限制,但是卻在1916年初與海珊(麥加首領)達成了合作。由於法國在敘利亞的利益,這一合作需要與法國協商。英國和法國在奧斯曼帝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但也為將來留下了許多未決的問題,包括伊拉克的地位,但是勝利後應當建立一個阿拉伯民族國家這一提議,這時已得到協議雙方的同意。一個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治計劃已經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