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公知將美國視為天堂，但是美國其實是一個看似光明其實充滿黑暗的地方，而且美國的黑暗經常會引發社會矛盾，導致人民的不滿甚至報復。發生於美國40-50年代的紐約炸彈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炸彈驚魂
1940年11月8日，在位於美國紐約的愛迪生公司辦公大樓，一名清潔工在打掃一間辦公室時，發現在窗臺上赫然放著一枚炸彈！
炸彈下面還壓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愛迪生公司的人都是罪犯，我給你們準備了禮物—炸彈！"。這一發現嚇壞了這名清潔工，他立刻報了警，紐約警局立即派出了警員和排爆專家趕赴現場。
萬幸的是，炸彈並沒有引爆，而且蹊蹺的是這枚炸彈既不是定時的也不是遙控的，似乎兇手並沒有打算引爆它。
警局的排爆專家小心翼翼的拆除了這枚炸彈，並帶回警局，對炸彈結構和炸藥成分進行檢測。經過檢測發現，這枚炸彈的炸藥成分很簡單，就是普通的黑火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僅僅過去了十個月，紐約警局的巡警在巡邏時，在街上又發現了一枚炸彈，經過檢測發現，這枚炸彈的結構和炸藥的成分與放置在愛迪生公司的那枚如出一轍。
唯一有一點不同的是，這次發現的炸彈上面引爆裝置是定時的，但是沒有開啟。紐約警局隨即對這兩起炸彈事件併案偵查，但沒有任何結果。
過了沒多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了，美國進入了戰爭狀態。而就在此時，紐約警局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在戰爭期間，不會再製造和放置炸彈。
紐約警局隨即對信的筆跡進行了分析，發現和上次愛迪生公司發現的紙條是同一人。不過，寫信的人倒也信守承諾，此後9年的時間裡，紐約再沒有發生類似的"炸彈事件"。
炸彈狂徒
1950年，紐約中央火車站被人發現了一枚炸彈。但是與上次一樣，這枚炸彈依然沒有被引爆，因此也沒有引起紐約警局的重視。就在紐約警局放鬆了警惕的時候，一枚炸彈卻突然在紐約圖書館的一個電話亭內炸響了！
好在這個電話亭當時並沒有人，也因此沒有傷亡。出人意料的是，兇手在這次爆炸後，居然給紐約的各家報社寄了信，聲稱"還會有更多的炸彈為正義而炸響"。
兇手果然說到做到，在1951年—1954年的三年時間內，炸彈紛紛在紐約各地炸響。事後據統計，兇手在這三年內共放置了十二枚炸彈，其中一枚炸彈在電影院爆炸，造成了四人重傷的嚴重後果。
兇手還在繼續放置炸彈，但是紐約警局卻對此束手無策，而且這些炸彈威力越來越大。整個紐約頓時陷入了一片恐慌當中，市民們每天出門都小心翼翼，生怕哪天不小心挨了炸彈，紐約的媒體還給兇手起了一個外號—"炸彈狂徒"。
此時的紐約，市民們除了恐慌還對紐約警局口誅筆伐，警局實在是沒有辦法，只好求助聯邦調查局，希望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們可以將這個"炸彈狂徒"繩之以法。但"炸彈狂徒"卻對此毫不顧忌，他依然在放置炸彈，製造爆炸事件，而且他還給紐約的幾家知名報社打去了電話。聯邦調查局試圖對他的電話進行分析，但由於他說話聲音太小，辨識度實在是太低，只好作罷。
令聯邦調查局抓狂的是，這位"炸彈狂徒"還給紐約某知名報社寄了一封總結信，信上說："到今天，我已經在紐約放置了54枚炸彈，給報社打了四次電話，如果愛迪生公司不受到法律的制裁，那麼我還會這樣幹的！"。
1956年12月2日，位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家電影院再次響起了爆炸聲。與之前的爆炸事件相比，這次的炸彈威力巨大，共有六人在爆炸中受傷，其中三人傷勢非常嚴重！這說明"炸彈狂徒"顯然是越來越憤怒。
與此同時，一個一直關注爆炸事件的報社編輯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封規勸"炸彈狂徒"儘快自首的信。在信中，這名編輯還對"炸彈狂徒"的動機表示理解，並希望他儘快懸崖勒馬，回頭是岸。除此之外，這名編輯還告訴"炸彈狂徒"，如果有什麼難言之隱，可以在報紙這個平臺上進行傾訴，以換取市民對他的諒解。
"炸彈狂徒"顯然是看到了這封信，於是很快就回信了。在信上，他說出了自己製造爆炸事件的動機："我在愛迪生公司工作時因為工傷致殘，但是愛迪生公司並沒有給我任何的補償…"。
除此之外，"炸彈狂徒"還指名道姓的聲稱要炸死三名政客，並列舉了自己在1956年全年放置的炸彈數量和地點（包括爆炸的和未爆炸的）。令紐約警局感到恥辱的是，這些炸彈他們大多數都沒有發現。
"炸彈狂徒"的回信提供了破案線索，聯邦調查局立即前往愛迪生公司進行調查。但是卻發現愛迪生公司受傷致殘的員工非常的多，根本無從查起。
真相大白
從1940年到1956年，紐約警局的局長都換了好幾茬，但一直拿"炸彈狂徒"沒有任何辦法，始終確定不了"炸彈狂徒"真實身份。紐約警局和聯邦調查局為此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紐約民眾們對紐約警局及聯邦調查局感到非常失望，認為他們都是擺設。萬般無奈之下，聯邦調查局只好求助於心理學專家布魯塞爾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布魯塞爾教授是個專門研究精神病人心理的，而且對精神病人犯罪的心理頗有心得。聯邦調查局之所以求助於他，是因為聯邦調查局認為"炸彈狂徒"一定是個瘋子，很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俗話說得好，"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沒有"。布魯塞爾教授對十六年來"炸彈狂徒"犯下的所有爆炸案進行研究之後，得出一個結論："炸彈狂徒"是個男性，年紀大約在40-50之間，單身，可能並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布魯塞爾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他認為：第一，爆炸案的兇手通常都是男性，而且精通爆破技術的男性年紀通常在30-50歲左右；第二，"炸彈狂徒"寫給報社的信裡不像美國人的寫作風格，很可能是用外語寫完後翻譯成英文的。
此外，布魯塞爾教授還認為：信的筆跡非常工整，說明"炸彈狂徒"一定受過良好教育；持續十六年製造爆炸案，說明他很可能患有偏執症；炸彈製造的非常精密，而且威力很大，說明他一定在軍隊待過，並且在軍隊從事過與爆破相關的工作。
但是僅憑這些分析依然不能確定"炸彈狂徒"的真實身份，正在聯邦調查局一籌莫展的時候，"炸彈狂徒"再次發聲。他又給報社寫了一封信，"我1931年9月5日在愛迪生公司工作時受傷……"，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有了這一重要線索，聯邦調查局立即展開調查，將範圍縮短在幾個人，後來又鎖定了一個叫喬治米特斯基的男子。
經調查，聯邦調查局發現喬治出生於1904年，是波蘭裔美國人，他一直沒有結婚，居住在康乃狄克州布裡奇波特。
最重要的是，喬治之前確實在愛迪生公司工作過，但是由於愛迪生公司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使得他患上了肺炎和肺結核，喪失工作能力，最終被愛迪生公司解聘，但是愛迪生公司僅僅付給了他180美元的賠償金。如此敷衍了事的行為讓喬治非常惱怒，他曾給公司寫信聲稱要讓愛迪生公司付出代價。
綜合這些情況，聯邦調查局認為喬治有很大的作案嫌疑，於是立即前往了布裡奇波特，在當地警方的協助下，對他實行了拘捕。
隨後，聯邦調查局搜查了他的家，在車庫發現了製造炸彈用的材料和工具。在隨後的審訊中，喬治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承認自己就是那個"炸彈狂徒"。
儘管喬治已經認罪，但他在接受審判時，法院卻認為他有精神病，不能定罪，但是無罪釋放也不合適，於是就將他關進了一個精神病院中，但住院沒多久，喬治就因為肺結核而去世。
喬治米特斯基是製造這一系列爆炸案的兇手，給整個紐約造成了恐慌，但美國資本家對工人的壓榨和冷血卻是造成這一慘劇的直接原因。